3万亿GDP之后，深圳如何寻找新空

最近，深圳成立了一家负责将城中村房源，改造为保障性租赁住房的公司，这家公司由深圳市住房和建设局与深圳市人才安居集团与民企合作成立，计划在167个城中村、3万栋楼中，改造超3000万平方米的空间，作为面向青年的租赁性保障房。

深圳印发的城中村保障房改造指引 来源：深圳人才安居集团

青年影响着一座城市的未来，深圳新市民及青年人住房压力大，是一项亟待解决的难题，这项工作被写入了2022年深圳市政府工作报告。

因此，深圳期望通过政府调控，引入5000亿银行资金，将3000万平方米的空间，打造成为新市民和青年人提供“高品质、小户型、可支付、有温度”的保障性租赁住房。

换个角度来说，迈向3万亿之后的深圳，尝试拉低青年人的生活成本，为城市经济持续增长，找到更多空间。

“制造业当家”

2021年，深圳GDP突破“3万亿”大关，成为广东首个GDP超过3万亿元的城市。

2022年，深圳GDP达3.24万亿元，增长率高于广东省和全国。

“在近两年内外环境压力巨大的情况下，深圳保持这样的经济发展势头是可圈可点的。”广东省委党校教授陈鸿宇告诉时代周报记者，“最主要的经验有两方面，一是始终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支持改革开放大局；二是以企业为主体实施创新驱动战略，聚焦于核心技术突破，这也促使制造业占GDP比重进一步上升。”

来自深圳市政府工作报告的数据可以证实这一点。

2022年，深圳工业总产值、工业增加值在全国城市中均排名第一，特别是工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上，从2021年的33.7%提高至2022年的35.1%，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更是占到GDP的四成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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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中心区街景 来源：深圳发布

“在大部分地区增速乏力的时候，深圳的经济发展也能保持平稳，关键是有好的企业，有创新的动力，体现出经济发展的韧性。同时，制造业起到了稳经济大盘的作用。”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郭万达告诉时代周报记者。

深圳的发展起点是“加工贸易、三来一补”，逐步实现产业替换与升级，发展出以制造业为主的高新技术产业。

因此，有人认为深圳是一座“工业城市”，这一特点仍然延续至今。

2022年，深圳市政府不仅首度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宣誓“制造业立市”，也出台了一系列促进制造业发展的产业政策，最主要的是“20+8”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和未来产业行动计划。

从成效看，去年，深圳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增长7%，智能网联汽车、新能源、高端医疗器械等细分产业增加值保持两位数增长，新能源汽车产量增长1.8倍。

在近期赛迪发布的《2022广东省区县工业百强研究》中，深圳有5区上榜前十。

“制造业在经济发展中可以发挥‘稳定器’作用，吸纳就业、承载创新、链接服务业，保持适当的制造业比例，对深圳来说是必要的，”郭万达认为，德国、新加坡、日本的制造业比例也都维持在20%以上，但这个比例没有一个绝对标准，与资源禀赋、发展阶段、国际贸易等情况都有相关性。

陈鸿宇也表示，在北上广深中，深圳的制造业比重最高，这是深圳的优势，深圳应该进一步集中精力发展高端制造业。

找到新路径

中国改革开放之后，人们普遍认为影响发财之路的是“第一桶金”，自那以后，财富的增速就会越来越快。

深圳的经济增速其实也是这样：从GDP2.7亿元到1万亿元，用了30年；从1万亿元到2万亿元，用了6年；从2万亿元到3万亿元，只用了5年。

深圳“十四五”规划提出，到2025年，深圳预期经济总量超过4万亿元。这意味着，深圳计划用4年时间，完成从3万亿到4万亿的跨越。

上海、北京实现这一跨越，分别用了4年、3年时间。但深圳当前和未来面临的，将是截然不同且更为严峻的内外部环境。

近两年的深圳市政府工作报告也提出不少制约深圳经济发展潜力的因素：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还需加大力度，部分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控水平仍需提高。教育、医疗水平与先进城市还有差距，住房保障、托育等工作还有不少短板，新市民及青年人住房压力大，城中村改造整治还要下大力气等。

这也是经济发展水平上去后，如何解决成本上升与公共服务短板的问题。

2000平方公里的深圳，承载了3.24万亿元GDP，这也让深圳成为全国地均GDP最高的城市，是上海的两倍多、广州的四倍多、北京的六倍多。深圳也是中国人口密度最大的城市，每平方公里超过7000人。

“城市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与产业对土地空间的需求产生了矛盾，带来成本上升，”郭万达说，企业不断迭代创新，创造更高的价值，可以抵消一部分高成本带来的影响，“这也是硅谷的启示，从创新的引领角度降低成本。”

深圳南山区 来源：深圳发布

另外，他认为政府调控也很重要，通过税收优惠、产业补贴、优化公共服务供给等方面，降低经济活动成本。

事实上，近年来深圳市政府在这方面动作不小，除了制定产业政策外，也投入大量财政资金进入医疗、教育、文化领域。

在近期，又集中推出了可售人才房、城中村保障性租赁住房等，制定共有产权房相关政策，试图平抑长期以来青年人和新市民的住房压力。

即便如此，郭万达认为，更加重要的是解决土地问题，利用都市圈带来的成本阶梯，去消解高成本对经济发展带来的负面影响。

“整个德国就是一个大都市圈，”郭万达以德国为例指出，德国的不少制造业分布在人口仅有几万人的小城镇，相互之间利用轨道交通提升通勤性，通过人员流动实现成本与资源的重新组合。

这也类似于城市CBD（中央商务区）的形成路径。

CBD虽然面积狭小，但其通过轨道网络所覆盖区域形成的通勤人流，对冲了经济活动过于集聚带来的高成本问题。只不过，这一次要从城市内部，扩展至都市圈范围。

陈鸿宇也极为看重区域协调发展对拓展深圳经济发展空间带来的价值。他认为，深圳不应该仅仅追求经济总量和速度的提升，更应该着眼于优化结构和体制，通过构建面向大湾区的统一市场，为市场主体创造更大活力，从扩大内外开放中拓展新的发展空间。

“深圳必须向东走、向西走、向北走、向外走”，陈鸿宇说，深圳要利用好引导性、支撑性的各种资源要素，利用大湾区的市场、劳动力，在带动周边区域协调发展的过程中，实现自身结构优化与价值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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