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延迟退休“渐进式”将更明显

谈及中国社会的老龄化问题，中国社科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主任郑秉文认为“速度快”与“差距大”是主要特点。他指出，我国人口的平均寿命在不断延长，老年人口的比例也在不断增加，社会老龄化速度在全球范围内都是非常快的。

我国现行的法定退休年龄是男性60周岁、女工人50周岁、女干部55周岁，男女平均约为55岁。而随着人均预期寿命提升，全球主要发达国家大多是65岁退休，日本等国家正在向67岁过渡，目前我国的退休年龄与他们相比有十年差距。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按照自愿、弹性原则，稳妥有序推进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改革。对此，郑秉文着重强调了“自愿、弹性原则”和“渐进式”。他介绍道，很多国家有自愿、弹性退休制度，比如美国法定退休年龄为65岁，但劳动者可以选择提前2年退休，即在63岁可以退休，不过退休金相比65岁退休要低一些。此外，郑秉文表示，“渐进式”退休提出已有多年，根据目前我国生育、托育、养育的家庭负担、家庭经济现状，“渐进式”将会更加明显，这也充分体现了中央在制定这项政策的时候充分考虑到了实际需求与实际情况。

延迟退休是否会影响就业？郑秉文给出的答案是没有影响。他从公共部门与私营部门两个方面进行了分析。首先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4年度招录人数不足4万人，而2024届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规模预计达1179万人，能够进入“编制”的比例为千分之三，因此渐进式延迟退休对公共部门就业的影响很小。而如果说延迟退休对公共部门就业影响是“低相关”，而对于私营部门就业的影响则是“不相关”。退休年龄与失业率没有相关性，最终影响就业的核心是经济发展，如果经济不发展，即使降低退休年龄，失业率也还会继续扩大。

要提升养老二三支柱占比

当前人口老龄化已经成为世界性问题，随着人口寿命持续增长，全球各国的养老金支出都面临了很大压力。为应对这一压力，需要完善养老金筹集制度，提高养老金筹集水平。

近年来很多国家在养老金筹集制度设计上呈现出比较明显的变化趋势，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副理事长金荦介绍了相关的国际经验：

一方面是单支柱向多支柱转变，特别是提高第二支柱和第三支柱占比。各国在养老金制度发展初期都主要依靠第一支柱为退休者提供养老保障，但在养老金持续承压的背景下，各国都在鼓励企业创建企业年金、职业年金，鼓励个人进行养老储蓄，从而扩大第二支柱、第三支柱比例，构建多支柱养老体系。

全球养老金规模最大的七个国家中，除了日本外，其他国家的二三支柱占比都非常高，以美国、加拿大、英国为例，其二三支柱占养老金总资产的比例分别是92%、87%和97%；OECD国家二三支柱占养老金总资产的整体比例约为89%，而中国目前二三支柱占养老金总资产的比例约为41.7%，这说明我国发展养老二三支柱还有很大空间。

另一方面是养老金由待遇确定型（Defined Benefit）向缴费确定型（Defined Contribution）转变。待遇确定型模式会事先明确或基本明确职工未来的待遇水平。待遇水平高低一般直接与工资水平、职务高低、贡献大小和工龄长短相关，缴费多少由待遇水平决定，和社保资金增值程度没有关系。而缴费确定型实行个人账户管理，待遇水平与个人账户积累额直接联系，由市场化运作情况决定。

当前，越来越多的国家养老金制度正由待遇确定型向缴费确定型转变，以养老金七强国家为例，上世纪90年代以来，缴费确定型占比已从37%上升至58%，特别是像美国、英国、加拿大等国，缴费确定型养老计划占比呈现非常明显的上升趋势。而我国目前缴费确定型养老计划的占比与上述国家水平还有较大差距。

“养老金制度设计要考察很多因素，比如覆盖率、性别平等、福利充足性、管理效率和成本，特别是财务可持续性、人口平衡等，没有‘最佳模式’，应该综合考虑各个国家不同的情况，每个国家也应该做动态变化的调整，目的还是应对好人口老龄化的挑战。”金荦称。

商业银行应加快转型提供养老服务金融

去年召开的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明确指出，要做好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五篇大文章”，其中，养老金融包括了养老金金融、养老产业金融和养老服务金融三大板块。

中国人民银行原行长助理张晓慧表示，当前我国社会正进入深度老龄化，很多老年人长寿但认知能力和行动能力有所下降，与此同时很多老人身边并没有子女，没人能帮助他们管理账务，进行财务决策。而老年人自身的金融素养不足，会增加财务风险。

针对老年群体的新特点和新需求，张晓慧认为，金融机构必须从“以人为本”出发进行金融服务方面的供给侧改革，来帮助老年群体获得“一揽子”的金融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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