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世民新篇的《氏族志》是如何打击世族的？唐高祖修《氏族志》主要是哪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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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世民新篇的《氏族志》是如何打击世族的
• 唐高祖修《氏族志》主要是哪些人
• 李世民家族的女儿，真的会愁嫁吗
• 为何隋唐高官多裴，崔等姓氏

李世民新篇的《氏族志》是如何打击世族的

那个时期社会的结构理解是二分的或者是三分的。二分是指士族和寒门,三分是指高门、寒士和寒人。因此在普通人的概念当中唐太宗的《氏族志》不过是给士族门阀排排序,怎么可能打击士族?

隋唐是中古时期的结束。虽然从隋朝开始兴起科举制度。但是士族门阀的影响却并没有完全消退。隋唐时期通过科举考试选拔上来的官员的数量占绝对官员的比例也很低。而且在宋代印刷术发展之前,真正的寒人是很难通晓经学从而脱颖而出的,官员选拔的范围主要仍然是通过门荫的士族。

但是士族之问是不一样的。总地来说,在南北朝隋唐时期士族门阀可以分为五种。遥江则淘儒姓,王、谢、袁、蔗淘大;束南则淘吴姓,朱、跟、麒、陵狗大;山束则稳郡姓,王、崔、虚、李、郯稳在;翮中亦虢郡姓,靠、裴、柳、薛、榻、杜首之;代北刖祠虞姓,元、畏系、宇文、於、睦、源、葡首之。

不要以为士族门阀之间都是平等的,或者是士族门阀之间是互通有无的。随便举例子,比如说侨姓门阀和吴姓门阀在魏晋南北朝时期虽然都处江东之地,但是互相之间是基本没有联系。比如说看史料当中婚姻额记载就能看得出来,还有南朝政府的谱煤,也是两个分列而并不适合在一起,比如百家谱集抄和东南谱集抄。现在理解了梁武帝对侯景所说的“王谢高非偶,可於朱张以下舫之。“是什么意思了吧?前者是南北朝时侨姓前两位,后者是吴姓的前两位。梁武帝的意思是侯景不配跟侨姓士族联姻,跟吴姓勉强。表明了两者之间地位的差距。

在魏晋南北朝,这些士族门阀的地位基本上并不随着政权的变化而产生明显变化,唯二的例外就是一个政权根基被推翻（北周攻克江陵、隋朝灭陈）或者是被肉体消灭（河阴之变、侯景之乱、唐末）。与之相反,新兴力量往往是承认,然后整体加入井与之合作（孝文帝的汉化改革创造虏姓）。或者是在政府-士族-新秀三个层面上携手伪造族谱（高欢跟渤海高氏结合,宇文泰部下创造关中郡望）这种三方协作是魏晋时期伪造族谱和明清时期伪造族谱的最大区别。

而氏族志真正的作用就是试图通过皇权的意志来改变士族门阀地位,从而影响门荫和选官。如果唐太宗真的可以确定氏族的地位,那么以后的皇帝同样也可以根据当时官员在唐朝政府的地位高低来确定他们的地位。更由于氏族志的主编高士廉是吏部尚书,氏族志是未来选官的基础。这些举措试图让士族地位流动,这样自然打击士族门阀。

唐高祖修《氏族志》主要是哪些人

《新唐书·卷九十五·列传第二十》：由是诏士廉与韦挺、岑文本、令狐德棻责天下谱谍，参考史传，检正真伪，进忠贤，退悖恶，先宗室，后外戚，退新门，进旧望，右膏粱，左寒畯，合二百九十三姓，千六百五十一家，为九等，号曰氏族志，而崔干仍居第一。

《资治通鉴·卷第一百九十五·唐纪十一》：上恶之，命士廉等遍责天下谱谍，质诸史籍，考其真伪，辨其昭穆，第其甲乙，褒进忠贤，贬退奸逆，分为九等。

按照以上史料：

初版《氏族志》分天下姓族为九等，崔民干一家应该不会独居第一等。

据学者的研究，《山东士大夫类例》评定士族等级，即便是两兄弟之间都会有等级差，《氏族志》应该和此书类似。

至于李唐皇族，肯定不会居于第一。

原因有二：

第一李世民大发脾气要求重写；

第二《氏族志》的四位作者高士廉、韦挺、令狐德棻、岑文本，除了岑文本，其余三位都出自老资格的士族，他们的观念应该都是老一套的门阀观！

初，贞观中，太宗命吏部尚书高士廉、御史大夫韦挺、中书侍郎岑文本、礼部侍郎令狐德棻等及四方士大夫谙练门阀者修《氏族志》，勒成百卷，升降去取，时称允当，颁下诸州，藏为永式。义府耻其家代无名，乃奏改此书，专委礼部郎中孔志约、著作郎杨仁卿、太子洗马史玄道、太常丞吕才重修。志约等遂立格云：‘皇朝得五品官者，皆升士流。’于是兵卒以军功致五品者，尽入书限，更名为《姓氏录》。由是搢绅士大夫多耻被甄叙，皆号此书为‘勋格’。义府仍奏收天下《氏族志》本焚之。关东魏、齐旧姓，虽皆沦替，犹相矜尚，自为婚姻。义府为子求婚不得，乃奏陇西李等七家，不得相与为婚。

即至显庆四年，武则天时修《姓氏录》取代《氏族志》，大概这时《氏族志》就已经绝版了。不过虽然原文是看不到了，但是在敦煌残卷中还保留些许残余，可以一窥结尾的跋文。

以前太史因尧置九州，今为八十五郡，合三百九十八姓。今贞观八年五月十月壬辰，自今已后，明加禁限，前件郡姓出处，许其通婚媾。结婚之始，非旧委怠必须精加研究，知其囊谱相承不虚，然可为疋。其三百九十八姓之外，又二千一百杂姓，非史籍所载，虽预三百九十八姓之限，而或媾官混杂，或从贱入良，营门杂户慕容商贾之类，虽有谱亦不通。或有犯者，则除籍。

光禄大夫兼吏部尚书许国公士廉等奉敕令臣下等定天下氏族，若不别条举，恐无所凭，准令详事讫。件录如前，敕旨依奏。

又《新集天下姓望氏族谱》残文目录依然存在，只不过内容没了

唐朝开国功臣，其实本皆出高门大姓，李渊八柱国唐国公李虎之孙，望出陇西李氏，娶北周太师窦毅之女，窦毅则是宇文泰女婿，望出扶风窦氏；宰相萧瑀、陈叔达，南朝天子之子。前朝师保后裔，则窦威（扶风窦氏）、杨恭仁（弘农杨氏）、封德彝（渤海封氏），将相裴寂（河东裴氏）、宇文化及（京兆宇文氏）、殷开山（陈郡殷氏），其余李靖、屈突通、柴绍、窦轨等尽是关陇贵胄子弟。

但关陇门阀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远祖无具体源流支系可考，同时皆有胡化的过程经历，而且多是以近祖的武勋成为大贵族，非文化名流，所以为中原高门所轻视。实际至北魏末年的战乱后，山东大士族崔卢王郑等已经实力大为削减，东魏北齐高欢父子以晋阳勋贵与河北豪族为统治支柱，山东士族已经出现冠冕不继、累叶凌迟的现象了。至隋末战乱，山东士族的经济优势也不复存在，再加上官宦不显，开始衰落了。“名虽著与州闾，身未免于贫贱”，但山东士族仍以门第自矜，自为婚宦，在社会上的声望依然高于关陇门阀。

在这种情况下，唐太宗决定修《氏族志》，决定考辩源流、搜集谱牒、重新排序门第序列。唐太宗选择的主修者也是兼顾各方：礼部尚书高士廉、御史大夫韦挺、中书侍郎岑文本、礼部侍郎郎令狐德棻。高士廉出自河北士族渤海高氏，又是长孙皇后、长孙无忌的舅舅；韦挺出自关陇士族京兆韦氏；岑文本出自南阳岑氏，父祖入关前世代仕于南朝；令狐德棻出自敦煌令狐氏，代北右姓；基本上四人就代表了山东郡姓、关陇门阀、江左侨姓、代北虏姓，所以可以博采众家，达到唐太宗“参考史传，检正真伪；进忠贤退悖恶；先宗室，后外戚；退新门，进旧望；右膏粱，左寒畯”的目的。也就是说太宗修氏族志并非对山东崔卢有一种傲慢的偏见，更不是对士族制度有意见想要提拔寒庶，而是希望建立以关陇门阀为核心是新的门阀士族体系，即以政治权力重新排序自魏晋以来的士族序列。

所以最后定稿时，将天下士族分为九等。降原来排位第一的博陵崔氏的崔民干为第三等，以皇族李氏居首，外戚居于第二等。唐初外戚，如河内长孙氏、扶风窦氏等本质上全是关陇门阀的勋戚，实际上依然是以李唐皇室为核心提升整个关陇贵族的社会地位，以达到压制山东郡姓的目的。崔民干虽系出博陵崔氏，但自其曾祖崔孝芬被高欢所诛后，其家族就已经投入关陇，业已经营三代，早就融入关陇集团。但依然因此门第，为太宗所不喜，而强行降级。

唐太宗表示“齐家惟据河北，梁陈僻在江南，当时虽有人物，偏僻小国，不足可贵”，实际上比割据关中、人才捉襟见肘的宇文泰集团来说，无论东魏北齐，还是南朝梁陈，人物风华、疆域财力，都不是西魏北周可比。但只因为近祖李虎是西魏八柱国之一，所以只能强行拔高。与李虎相似还有独孤信，被夸成“三代外戚，自古以来，未之有也”。

但太宗修氏族志，应该也有弥合东西士族对立，重塑为一个整体的思路。希望能依靠政治权力让山东士族承认八柱国的世阀体系，让整个社会如承认山东士族世代冠冕、德业相继一样承认关陇贵族，因为唐初政权关陇门阀已并不能独立支撑，需要引山东士族甚至寒门共同分享政治权力。氏族志刊行后，士族合流之势已成，升降去就，时称允当。

赵郡李氏李守素，号称“肉脯”，尝与虞世南共谈人物，言江左、山东，世南犹相酬对；及言北地诸侯，次第如流，显其世业，皆有援证，世南但抚掌而笑，不复能答，叹曰：“肉谱定可畏。”即显示若代北虏姓，也逐渐被旧族所承认。

最后，氏族志刊行至显庆四年被《姓氏录》所取代，因为此时是已是武则天执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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