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大会堂服务员4年换一茬，拒收北京人，领导说原因：忍痛割

 

1959年9月30日，这一天是新中国历史上值得纪念的一天。因为在这一天里，象征着保障人民群众当家做主的人民大会堂正式建成。

一时间，长安街上人头攒动，奔走相告，好不热闹。毛泽东主席也亲自来到工地前视察，并将这栋建筑正式提名为人民大会堂。

然而建成之后举办的首场国宴却发生了一个小插曲，正是这个插曲决定了此后人民大会堂的人员调动。

原来，由于人民大会堂建设的时间只有短短的一年零一个月，很多人力资源的配备，尤其是服务员的岗位还来不及培训。

无奈之下周总理只能拍板北京城的各大饭店抽调服务员和厨师里的佼佼者承担此次国宴任务，于是北京城各大饭店共200多名厨师和服务员出色的完成了国宴的全流程。

正当大家为这次国宴的参与感到自豪的时候，中央的一个指示却震惊了所有人。

原来，中央指示此后人民大会堂的服务员招聘，再也不会录用北京人。消息一出，众人都感到疑惑不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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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中央为什么会下达不录用北京人的指示呢？难道是他们的工作做得不尽如人意嘛？神圣庄严的人民大会堂建成背后又有多少故事呢？

一年零一个月的奇迹

1956年，新中国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提前完成，在随后的建设方案中，中央筹备将在北京长安街南侧建设一个较大的礼堂。

1958年8月的北戴河会议上。这一想法得到落实。中央亲自拍板将在新中国成立十周年之际，正式建设北京市的十大建筑。

在这十大建筑中，大会堂赫然在列。

剩下的建筑还包括工人体育场，钓鱼台国宾馆，北京火车站等等，但是大会堂的建设周期更为紧密，因为中央决定在新中国成立十周年之际宴请各国来宾。

所以这个指示一下，来自全国各地的建筑学家工程师云集北京，其中包括了梁思成，吴良镛，张开济等学术巨擎。

当他们风尘仆仆地来到北京的时候，才获知这次的建设项目是建造一个属于人民的大会堂。

那么，该如何设计大会堂的建筑风格呢？这可让建设专家组犯了难。

大家聚在一起群策群力，并且最终拟定了三个方案呈交周总理审阅，周恩来总理找来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一起商议，梁思成却否决了前两个方案。

原来前两个方案固然十分标准，但这两个方案中大会堂的占地面积都严格按照7万平方米的目标来设计，这就显得大会堂太小气了一些。

既然是修建一个标志性建筑，当然要尽可能地恢宏高大，因此梁思成的建议是采用第三个方案。

第三个方案是由北京市规划管理局提出的，建设一个占地面积17万平方米的会堂。这个方案颇为大胆，具有很强的挑战性。

因为当时的世界根本没有如此规模庞大的礼堂，自然连建筑图纸都无从参考，可以说这个选择是难度最大的。

然而面对困难，周总理并没有退缩，反而亲自决定采纳第三个方案，要在一年零一个月里建设一个当时世界上最大的礼堂。

周总理知道，这是利在千秋的大事情，高瞻远瞩的他估计那是就已经想到，人民大会堂不仅仅会在当时，在此后的很多年间都会发挥着重大作用。

设计方案解决了，在设计风格上，周总理又与梁思成展开了充满智慧的对话。原来，梁思成认为中选方案采用的是古典主义的建筑美学，有一种西方建筑的味道，难以反应中国人自己的民族风格。

听到这里，周总理举了一个具体的例子，打破了梁思成的疑虑。周恩来总理认为，“塔”这种建筑来源于印度，传入中国后却成了中国建筑史上博大精深的一部分。

西为中用，兼容并蓄，正是人民大会堂海纳百川，迎接四方宾客的主旨，因此建筑西化一些并不矛盾。

就这样，人民大会堂正式开始动工，1958年的10月28号，在天安门广场西侧，西长安街南侧。工人们开始热火朝天的建设。由于时间紧任务重，当时建设的勘察设计一度是随着施工进程一起进行的。

因此，在建造过程中，发生过一些道路上的分歧，根据时任代理建筑师马国馨的回忆。

由于时间紧迫，开始建设之后人们才发现石材并不够用，情急之下只能冒雪四处寻找石材，最终才找到了符合建筑需求的汉白玉大理石。

在修建人民大会堂的过程中，施工队也广泛采取各方意见，例如在修建过程中，专家组一度认为大会堂廊柱太多，不仅影响美观，还占据了大量的使用面积。

看起来并不划算。于是专家组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整改，增加了100个作为的小礼堂，以用来提升使用面积。

周恩来总理也多次亲自给出建设性的意见，他创造性地点明主旨，并且以王勃《腾文阁序》里“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为理念，提出穹顶形顶棚与墙身交接之处应该用弧形曲面连成一体，这样既能节省建筑材料，也会让人在视觉上产生大气磅礴的感觉。

不仅如此，周总理还对宴会厅的设计提出了自己的意见方案，他认为宴会厅的设计不应该营造主次之分，各方平等才能让世界各国来宾感到宾至如归，因此，设计组将大礼堂天花板倾斜，解决了这个问题。

周总理还多次激励建筑施工队员们，他深知工期的紧张有时候会导致欲速则不达的效果，因此，他果断提出了“一年完成，五年维修”的方针。理清了建筑过程中的主次关系，也给建筑施工队吃了一颗定心丸。

由此可见，尽管周恩来总理虽然不是建筑学家，但对于大礼堂的建造起到了中流砥柱的关键作用。

多年以后，马国馨对周总理在人民大会堂修建过程中起到的作用仍赞不绝口，正是因为周总理的辛劳工作，人民大会堂才得以今天的面貌呈现在世人面前。

奇迹铸成，服务员选拔出插曲

经过一年零一个月的辛勤建设，大会堂终于竣工完成。人民大会堂坐西朝东，南北长336米，东西宽206米。

内部有134根廊柱，高度也超过了天安门广场，达到了46.5米，是世界上最大的会堂式建筑。这样的工程量在当时那个物质条件并不发达的背景下建成，不得不说是一个奇迹了。

建成当天，毛泽东主席亲自莅临现场，为大会堂题词取名，经过北京市政府的一番讨论，最终将大礼堂正式定名为“人民大会堂”。

竣工当天晚上，著名的京剧表演艺术家梅兰芳先生也来到了大礼堂，演出了京剧名段《贵妃醉酒》。他也由此成为了第一个在人民大会堂演出的人。

人民大会堂建筑完成，怎样举办国宴，宴请宾客就被提上了日程。这时候已经是1959年的9月10日，距离十周年大庆只有不到20天。

这时候，众人才恍然发现在重要的国宴环节中，服务型人员的人手完全不够，工作人员只能把实情告知周总理，请他裁决。

周总理深知国宴关乎外交礼仪，没有良好素质的服务生那还得了，但鉴于培训的服务生一般需要花费几个月的时间，远水解不了近渴，情急之下周总理只得让北京市各大饭店派遣服务生和厨师，参加这次的国宴接待任务。

1959年的国庆大庆举行得十分成功，国宴环节也在有条不紊的情况下落幕，这次国庆节也成为了这些临时抽调的服务员一生中美好的回忆。

然而让人意想不到的是，除了这一次因为临时原因选择了北京市的服务员参加国宴服务之外，人民大会堂63年的历史上再也没有选拔过北京户口的服务员，这又是为什么呢？

原来，成为人民大会堂的服务生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服务员不仅仅要端庄得体，落落大方，学习诸多外交礼仪，更重要的是有良好的政治觉悟，因为接待的客人都是高规格的贵宾，服务员的一言一行都代表着国家形象，自然是马虎不得。

因此，人民大会堂的服务生每隔四年就要轮换一次，服务员经过严格的培训选拔机制后上岗，他们不仅要学习表情管理，接待礼仪，站姿走路姿势等，更是尽一切可能培训优雅的气质，可以说是人民大会堂一道靓丽的风景线。

之所以不选择北京人担当这个角色，也是有十足的讲究的。

主要是因为居住在北京的服务生，由于近水楼台先得月的缘故，难免逢年过节回到家去泄露人民大会堂里的内部信息，外地的服务生便没有这个顾虑，因此出于保密需要，人民大会堂并不招收北京服务生。

多年之后人民大会堂的领导对此事的回应只用了四个字“忍痛割爱”。是啊，外交本就是慎之又慎的事情，每个细节都需要严格把控，中央这么做也是经过了深思熟虑，因此无奈只得委屈了北京市的服务生。

在人民大会堂当服务生也是非常辛苦的一件事，例如布置桌子，擦洗玻璃，服务生都是事无巨细，无所不包。

根据曾经在人民大会堂工作的服务员张善兰回应：“她们当年接受的是军事化管理，每天早上都是列队出来的。”

改革开放，大会堂焕发新生

人民大会堂落成之后，很快就成为了国家机关召开日常会议和办公的重要场所。

然而，出于安全考虑，人民大会堂迟迟没有向普通民众开放，这也导致生活在70年代的人们对于他的印象并不深刻。如何创造性地发挥人民大会堂的新作用，这考验着中央的每一个领导。

转折发生在1978年。这一年。改革开放的春风吹拂了整个中华大地，人民大会堂也借着这个风口开始发挥他新的使命。

1979年1月27日晚上，一度中断15年之久的首都春节文艺晚会在人民大会堂上演，周恩来总理的夫人邓颖超同志在演出结束后宣布了一个重要的消息，人民大会堂即日起对外开放，群众可以凭票进入。

从此，人民大会堂走上了他的商业化之路。大会堂的各个展厅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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