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高并没有谋划篡夺秦朝,当然也更没有这么做的依据,倒是我们却可以从很多地方说通赵高不过是为了一己之私努力往上爬而已。当初杀胡亥,扶子婴也不过是因为胡亥想杀赵高,赵高为求自保而先下手为强罢了。
那为什么我们可以断定赵高没有像后来的权臣一样,有夺秦之心呢?
首先就是“名分”问题,在后世中,我们可以常常看到权臣夺位,比如曹丕、司马炎、杨坚、赵匡胤。但先秦跟之后的时代拥有着分水岭般的思想差异,更通俗的说,西汉之前的中国社会几乎就是纯贵族社会,这是由《周礼》所规定的。赵高没有显赫的家世,就没有名正言顺的替位能力,这是他能力再强,权位再高都坐不上天子之位的原因,篡位对他来说基本不可能,自然思想层面就束缚了他不会去做。
这里延伸一下,是什么时候开始中国老百姓有了打破贵族阶层垄断的思想呢?其实就是陈胜那句非常著名的“王侯将相宁有种乎”。
而赵高杀胡亥,在历史中记载还是很详实的。首先是秦末大将章邯在在前线吃了大败仗后率几乎秦国大半的精锐投降了项羽,而这边丞相赵高是总指挥。不仅如此,刘邦在攻克武关之后还派人秘密联络了赵高。此时的胡亥也对赵高起了疑心,杀赵高之心昭然若揭。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赵高和女婿阎乐以及弟弟赵成合谋,一起设计杀了胡亥,并令胡亥的儿子子婴为新帝。
这里有个有意思的事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当初赵高杀胡亥,立子婴的理由是:“更立公子婴。子婴仁俭,百姓皆载其言。”
嗯,是因为子婴为人忠厚仁爱,思考一下。
看到这个问题,真是让我哭笑不得。谁在《竹书记年》里看到了尧舜禹篡夺说,谁又在《史记》中看到了“禅让说”。真正读过两部古典文献的人,大概都不会这样说。置疑历史,随意曲解历史,或是更改历史,成为这些年来一些人哗众取宠的手段。当然,哗众取宠的背后,都有是有目的的。不仅现在,历史上也是这样。
当曹操的儿子曹丕从汉献帝的手中接过刘家江山的时候,他们说,这是“禅让”,是中国历史上就有的政治传统。尧舜当初就是这样干的,所以,他们成为历史上的圣人。现在,汉献帝也这样干了,所以,也是圣人。当司马炎从曹操的后代手中接过政权的时候,经历的程序与曹丕当初是一致的。其它的无论是王莽篡了西汉,还是杨坚篡了北周,所用的历史都是一样的。因此,禅让的理论,对尧舜禹来说,是没有意义的,但对王莽、曹丕、司马炎、杨坚们来说,才有意义。因为禅让的说法,成就了他们的合法性。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禅让”其实是权利的明争暗斗,背后是鲜血人头,这是一点没有错的。
但有一点不得不说,“禅让”确实是古代政治权利交接之中,血腥的味道最少的一种。儒家推崇禅让,倒并不是出于个人的私利。而是希望政治权力交接的过程中,能少些血腥之气。
李世民从李渊手中接过权力,李隆基从李旦的手中接过权力,本质上也是“禅让”。都是在不情愿的情况下不得不交出权利。只不过,中国历史上对“禅让”的定义是与家天下相联系的。传给儿子,就算不得禅让了。但是,在史书也是写做“禅位”的。
因为权力能给人带来极大现实好处和心理满足感,所以,历史上手握权力的人,总是不想放的。因此,权力的交接,自然和血腥紧密相联。是不是我们因此就可以置疑历史上尧舜的禅让是假的呢?历史是骗人的呢?我看问题不是这么简单。
尧舜时代,下距汉献帝禅让曹丕,已经两千多年了。那个时候还是原始社会向文明社会过渡时期,生产力的发展不可能与两千多年后的汉魏相比,社会政治情况也必然不一样。以后代的政治经验倒推历史,恐怕未必准确。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从黄帝到夏朝建立的这一段时间,所谓的天子,以及部落首领们不是后代君子那样,只是坐着享受老百姓供养的。他们更多的是带领百姓一起谋生存的首领。所以,那时的天子是很累的。比如大禹带领老百姓治理洪水,自己跟着一起干,腿上的毛都磨没了,脚趾头都变形了,这些记载,恐怕不会是假的。所以,儒家有句话说“内圣外王”,这不是儒家的创造,而是对历史的真实总结。
据司马迁《史记五帝本纪》载,所谓的五帝,都是黄帝的后代。黄帝的正妃有二子,一为青阳,二为昌意。五帝中的颛顼,是昌意的儿子。之后的帝喾,是青阳的孙子,也就是皇帝的曾孙。尧是帝喾的二儿子。舜是颛顼的七世孙。而禹是颛顼的孙子。我们把这个谱系简单的捋一下,会大体上明白“禅让”的意义。
黄帝去世之后,接班的既不是大儿子玄嚣(青阳),也不是二儿子昌意,而是二儿子所生的孙子高阳(颛顼),颛顼之后接位的是帝喾,他是黄帝大儿子的孙子。帝喾死了之后,传给大儿子挚,因为能力不行,被小儿子放勋取代。放勋就是尧帝。从这个过程中,可以看出,当时领导人的选择是以能力这最重要标准的。能力不行,是立不住的。
尧年纪大了,处理国事的能力下降,于是就要找人帮他处理国事,假如他的儿子行的话,自然不成问题,可是他的儿子丹朱能力不行。舜是凭能力上去的。
尧死之后,有三年之丧。三年之丧结束。舜自觉避让丹朱。但是,诸候和大臣们都只认舜,不认丹朱,最后,舜继天子位。到禹的时候,也一样,舜的儿子商均,也是能力一般的人。禹最后继天子位。到禹的时候,他的儿子儿子启就比较厉害了,于是,在禹死之后,启继天子位,之后便成了家天下。
丹朱和商均没有接到天子之位,但他们依然是诸候。他们虽然不是天下之主,不经营天下之事,但依然可以经营自己的国家。而天子不以他们为臣。这是当时的政治情况。这些,司马迁在《史记》中写的很明白。以上材料均来息《史记五帝本纪》。
《竹书纪年》是战国时期的历史书。我们都知道,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曾把各国的书籍全部烧掉。于是许多历史资料因此损毁。因此,司马迁写史记的时候,因为上古史资料的不全,他的《五帝本纪》只是述其大概,没有记年。而《竹书记纪》因为是秦之前的书,所以,里边有三皇五帝时期帝王年限记载。司马迁写史是从黄帝开始,起手是《五帝本纪》。而《竹书纪年》是从伏羲氏写起,之后有炎帝,之后才是黄帝。比起《史纪》来,他的资料更全更详细。
《竹书记年》能保留下来,也是偶然。在司马迁之后大约三四百年的西晋太康二年,也就是公元281年,战国时期魏襄王的坟墓被人发掘,从中挖出大量战国竹简。有一些字迹已经不清了。《竹书记年》就是当时的专家学者们整理之后的结果。
《竹书记年》的出现,为后来的史学家研究历史提供了更加丰富的资料,当然,其中也会出现一些与后来史学不同的材料,这是正常的。这本书现在可以读到。我自己手上就有《四库全书》版影印本。我看到这个问题后,翻了一下,没有发现关于尧舜时期的历史,其中有与《史记》完全矛盾的材料。
作为比《史记》成书更早的历史书。他可以提供了许多史记中没有的细节。但这不能证明它比史记更可信。我们都知道,商朝时,商王太甲因为无道被宰相伊尹放逐。这是公认的历史事实。可是,据《竹书记年》载,太甲被放逐之后,曾潜回杀掉了伊尹。后世的学者,普遍认为,这个历史是假的。至于为什么写史者要做假。学者们认为,这与当时的历史情况有关系。当时,齐国田氏夺了姜氏的权,田和把齐康公流放到海岛上;而晋国的三家公卿也把晋桓公放逐。最后田氏篡了齐,三家分了晋。当他们把国君放逐的时候,都拿伊尹放太甲说事。实际上是不一样的。与曹丕司马炎拿禅让说事是一样的。于是,写史的人便编了这段太甲杀伊尹的故事,告戒那些不忠于君主的臣子们小心点。但编造的历史骗不了太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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