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和养老网讯：在美国《国家利益》一篇分析中国老龄化问题的文章中，我们从旁观人的眼中看到了目前中国养老问题的真实情况。或许在以前的国内评论中，我们看到的，都是一些比较乐观的数据显示，本以为这篇文字只是对老龄化就事论事，但翻译完后发现分析的深度超出了我的预期。需要说明的是，文中使用的官方比较乐观的老龄化数据，中国的老龄化问题，可能要比文中描述的更严重。

法国哲学家奥古斯特·孔德(Auguste Comte)简练但吸引人的格言：“人口决定命运”可能言过其实。但人口因素确在无情地塑造着国家的未来发展前景，因此能够对国家的未来繁荣和地缘政治力量的可能性提供强有力的解释。

众所周知，中国的人口在老龄化。大家不那么了解也极少去考查的是这种人口结构的变化对亚洲规模最大，且以最快速度上升的力量的未来意味着什么。老龄化不必然意味着中国的经济停滞和社会动荡。但是，从中国目前的发展道路的背景下考虑，中国的人口老龄化可能是阻止中国主导“亚洲世纪”的唯一且最重要的因素。

尽管东亚经济保持活力，但其却正在迅速老龄化。大部分注意力都集中在日本，它被认为是地区的“爷爷”。但考虑未来力量平衡的各种可能，应该更多关注中国。目前，中国人口为13.5亿人，但这一数字预计到2030年左右开始慢慢减少。

考虑到老龄化和正式退休人员，劳动年龄人口相对65岁以上人口的比率更为重要。在1980年代，劳动年龄人口(15至64岁)占总人口超过73%。目前为68%左右，劳动年龄人口预计将在2020年下降到65%，2035年下降到60%左右。

当我们比较劳动年龄人口和正式退休人员的占比，这些数字的意义就变得异常明显。当中国在1979年开始市场化改革的时候，工作年龄人口与退休人口的比率约为7：1。今天，这一比率约为5.5：1。目前的预测表明，到2035年工作人口与退休人口的比率将低于2.5：1。

工作人口的年龄分布也很重要。研究清楚地表明，工人从30来岁到40多岁是最有生产力和创新能力的。这一直是中国“人口红利”的基础，生育水平下降的同时家庭负担较轻的大量年轻工人进入劳动力市场，产生了巨大的生产力。自1979年改革以来，生产性劳动力的规模增长快于总人口规模。大概从2015年开始，这一趋势将逆转。

目前中国大约有1.2亿65岁及以上的老人。到2035年，将有大约3.2亿人，而总人口只会比现在增长约1亿。即使正在工作的人口当中，到2035年将有1.5个年纪较大的工人(50到64岁)对一个年轻工人(15到29岁岁)，与目前的情况截然相反。

这一趋势在未达工作年龄人口中也是如此。例如，小学新入学学生数量从1995年的超过2500万，下降到2008年的少于1670万。综上所述，这些数字表明，虽然没有日本那么严重，中国与韩国、澳大利亚和西欧其他国家一起，明确地归属于“老龄化”国家。

而且，由于以下原因，这些趋势被改变或逆转是近乎不可能的。

首先，中国的人口老龄化主要是因为平均寿命的显着增加，从1980年的不到65岁到目前的75岁。此外，生育率也下降了，从1980年每个妇女生育2.63个孩子到2011年约1.5个。这一趋势不太可能改变。像上海那样的富裕城市(报告的生育率只有0.6，这可能是世界上所有大城市中最低的)可以证明，中国新兴的精英，与他们的西方同类一样，看重生活方式和职业发展超过了更大规模的家庭。虽然该国从1979年开始执行的“一孩政策”，在不同省份的执行情况并不一致，但它仍然有效地将生育旺盛期妇女的生育数量保持在非常低的水平。这一现实，加之中国的广泛偏爱男孩胜过女孩，预计将导致到2020年，将有约4000万过剩的适婚年龄的男性。

未来的实际数字将与这一趋势线略有差异。但未来几十年里中国的人口老龄化是无法改变的。即使一孩政策被取消，未来几十年老龄化趋势也不会有明显的逆转。

现在，让我们来看看在这个老龄化趋势的背景下，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温家宝总理曾不止一次地描述他的国家的经济增长模式“不稳定，不平衡，不协调和不可持续的。”

温家宝总理所作评估的基础，被中国和国际经济学家广泛认可，是中国必须从出口和固定资产投资(简单说就是搞建设)为主导的经济增长模式转型。从1990年代中期到本世纪初，净出口约占每年中国的经济增长的一半。从2003年左右开始，固定资产投资拉动GDP增长的40%左右。2009年，为应对影响到中国主要出口市场美国和欧元区国家的全球经济放缓，政府采取了大规模的财政和货币刺激政策，80%至90%的增长是资本投资拉动的。用于固定资产投资的正规贷款的增加反映了这一点。这样的贷款从2001年的1500亿美元，上升到2003年的3800亿美元，然后到2008年的7500亿美元和2009年的1.4万亿美元(2010年和2011年的数字轻微下降至约1.2万亿美元)。增加的银行贷款及其他银行信贷现在已经达到GDP的250%左右，在其背后，固定资产投资占目前GDP增长的50-55%左右。

事实上，固定资产投资占GDP的比重是从1980年代一个相对可持续的35%的水平跳升到2004年45%的水平的。许多分析师现在认为固定资产投资占GDP已超过60%。中国仍然是一个贫穷国家，这意味着她将国家储蓄的过于庞大的部分用于建设那些人们用不到或者不想使用的东西，而居民消费的太少。即使在日本，韩国和台湾快速工业化的1950，1960和1970年代，固定资产投资占GDP的比例仍保持在30%以下，只有偶尔的一两年接近35%。可以肯定的是，农村居民向城市及周边郊区转移总是与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联系在一起的，中国也不例外。然而，每年的城镇化率只有约1-1.5%，我们见证的是历史上所有经济体中速度最快的资本投资的积累(当然也是不可持续的)。

从经济角度来说，国家对固定资产投资的依赖是巨大的浪费。虽然国内民营企业在诸如投资回报率，盈利能力和经济效率等方面一般会更成功2倍或3倍，绝大多数的固定资产投资活动却都是由中央和地方管理的国有企业(SOEs)进行的。这些国有企业主导了中国经济所有主要行业(除了出口制造业)，包括商品、公用事业、化工、重工业、基础设施、建筑、运输、银行、金融、保险、媒体、教育、可再生能源、IT和先进的IT平台。他们从遍布全国的国有和国有控股银行得到所有正规银行贷款的四分之三。

如果中央管理的约120家和地方管理的15万家企业配得上这种支持，那么这种大规模的对国有企业的偏袒还说的过去。一些知名的中国国有巨头如中石化、中国移动和中石油每年都盈利颇丰，尽管在近乎垄断的环境内，他们享受获得资本的特权。然而，即使是运行最好的央企，全部利润的80%左右来自不足十几家企业。

地方国有企业的表现更是糟糕透顶。根据各种案例分析的综合估计，1979年19%的国有企业不赚钱，1997年是40%，2006年持续亏损的为51%。据悉，这种贷款风险管理程序一直备受质疑，估计约30%的银行贷款基于“政策”，而不是良好的商业考虑而展期。因此，对不良贷款(NPL)的担忧将逐渐被证实。

事实上，这个周期以前也发生过。1998年至2005年间，政府注资超过2500亿美元现金救助银行。在同一时期，约3300亿美元的这些不良贷款从中国银行的账面转移到特殊成立的“资产管理公司”，银行收到了不良贷款的原值。到目前为止，资产管理公司的不良贷款的平均回收率约25%。

自2005年以来，银行贷款已增加了一倍以上而贷款政策变化不大。事实上，国有银行被命令在2011年底对地方国有企业展期价值约1.7万亿美元的到期贷款，这些资金的大部分被地方政府拥有的“融资平台”用于建设投机性高端住宅。

主要评级机构、国际会计师事务所和其他研究人员估计中国金融体系的不良贷款的真实规模约占GDP的40%到150%。尽管没有人知道中国银行系统的不良贷款问题的真实情况，中国政府和经济学家广泛认可，建设既不需要也不会使用的东西的增长模式对该国是一条不可持续之路。事实上，中国和国际广泛关注的从固定资产投资(在较小程度上，以出口为主导)模式向国内消费为基础的增长过渡，是明确承认1990年代早期以来的经济方式走到了尽头。

银行系统隐藏的不良贷款问题只是出现了二十年多年，国家主导的经济方式的一个问题，这一方式在1989至1992年的天*安*门插曲后几年得势。事实上，对中国而言一个潜在的更加不祥的问题可以从其越来越“不稳定，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经济模式和挥之不去的人口老龄化挑战的关系中发现。这构成了对国家经济长期生命力的相辅相成，潜在的恶性循环。

因此，中国面临着成为历史上第一个未富先老的主要大国的前景。这是毛时代集体农业和工业生产的社会主义实验导致的农业经济停滞和过去三十年由于公共卫生水平进步导致的寿命预期急速上升的事实的共同结果。但不能将中国的困境完全归咎于毛的遗产，甚至三十年之久的一胎化政策。1990年代初以来，中国共产党(CCP)的政策导致该国虽然经济持续快速增长，但对人口老龄化却完全没有准备。

自1979年改革以来，经济增长已远远超过了人口的增长。事实上，人均收入从1980年的不到200美元增加到7800美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