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国际不再恐同日，其设立是为了纪念 1990 年 5 月 17 日 ，世界卫生组织正式将同性恋从《疾病和有关保健问题的国际统计分类》名单中去除。该纪念日旨在呼吁公众关注因为恐惧同性恋、歧视性倾向而产生的一切生理和精神暴力以及不公平对待。

2001 年，我国将「同性恋」概念从精神疾病范畴中去除。但即使当下，针对性少数的污名化和歧视仍然广泛存在，这背后的根源之一，正是不了解和恐惧。

「偶尔治愈」今天为大家呈现的，是一位老年同性恋的故事。上个世纪，同性恋群体要面对的「流氓罪」、「病理化」以及社会观念，让他伏在时代的褶皱里。步入暮年，他与同伴们的声音也很少被听到。经过岁月，Ta 们是时代的亲历人，曾经的故事，也许也正在年轻一代的性少数群体中，以不同形式上演。

60 岁之前，阿山从不去想，变老是怎样一种体验。

然而，毫无声息地，胳膊上鼓起的线条不再，甚至松弛；镜子里的鼻子和眼睛好像都是自己的，但凑在一起就有一种「衰老感」；印象中自己还是走路生风，但在别人镜头中已经是步履蹒跚。

现在，他知道了。

他看去年一张照片，那是参加「同性恋亲友会」活动时拍的。相片中，阿山面容疲惫，眉眼和嘴角周边的皮肤都向下垂。

「老了，啊，伤心死了」，66 岁的他捂住脸，闷声闷气。

阿山

图片来源：受访者供图

当下，大众对同性恋的想象，也许是这样的范式：城市中产、爱健身、年轻有活力。

年华老去的群体，似乎不在人们的视野范围。

可没人能抵得过时间。衰老是事实，没人可以选择。同性恋也是事实，同样也没人可以选择。

从年轻到老去，每一个年代都给他们戴上镣铐。对老年同性恋来说，他们的爱情和欲望明明就在那里，不能说出、不被看见、不被承认。

他们是谁的儿子、兄弟、丈夫、父亲，他们已经衰老。当死亡降临，也许这个群体一代人的自我、情感、枷锁、孤独、连同尸骨一起，化在泥土里，无人知道。

做好人，就要「把脚趾切掉」

上世纪 70 年代，17 岁的阿山第一次看到「同性恋」这个词，是在图书馆里，那是本关于青春期卫生的手册。关于「同性恋」，书里这样定义，「一种性变态」。

那时的中国，男女之间的「性」甚至都不被允许公开谈起，「性变态」的字眼，更是吓到了阿山。

他隐约觉得，自己可能「不是一个好人」。青春期的他，对男生产生了朦胧的感情、依恋，甚至会有生理反应。

青少年时期的阿山

图片来源：受访者供图

他觉得，这样可能不对。「什么是对的事情？走进婚姻、生儿育女」。

不愿意接受自己是个「性变态」，所以干脆闭上眼，把「同性恋」从脑子里抹掉。

1981 年，27 岁，研究生毕业，阿山在北京一家事业单位工作，同事大姐一贯热心，张罗给他相亲，他也不抗拒。因为那才是「对的事」。

「你结婚了，才证明自己的价值」。因为未婚，即使工作表现再优秀，阿山的分房申请几次被单位退回来。

在公开牵手和拥抱都极少的年代，阿山没拉过女孩的手。他像完成任务一样出去约会，每一场恋爱都无疾而终。女孩问他哪里不好，他讲，「大家不合适」。

1986 年，阿山 32 岁，被公派去美国做访问学者。那是另一个世界，街角的小电影院，或者书店里「同性恋」专区，都明晃晃地展示着「性」。

阿山的第一反应是害怕，扭头就走。

「都去美国了，没有人看着你了，想做什么就做，但我不能」。总有回国那天，潘多拉的盒子一旦打开，回国之后，没有了这样的土壤，要怎么办？

有次在书店，他特别想要一本杂志，里面有关于男性身体的内容，来回走了好几圈，终于下定决心，买。

把杂志小心卷起，背着人偷偷看，激动地浑身颤栗。那一刻，仿佛才是他自己，一个真的他。

但这些是不能被人看到的，朋友到访，他第一时间把杂志藏好。回国时，积攒的杂志和书都留在了美国。

阿山继续相亲。但相比出国前，他心底关于自己的模样更清楚了 —— 一个喜欢男人的男人。

「还是不能面对，你如果承认，就会对人生产生怀疑，过去三十多年的价值就会被完全否定掉」，说这话时，阿山靠在椅子里，笑得腼腆，「所以要做一个『好人』」。

做好人，就要「把脚趾切掉」，装进那只均码的鞋里，不能呼痛。

不被允许的爱情

直到阿山遇到初恋，在他 35 岁那年。

「好像就是心有灵犀，我骑着自行车在前面，他在后面跟着，总觉得冥冥之中会有什么事发生。羞怯、兴奋、担忧、不知所措，什么都有」。之后，阿山便与他攀谈、交换了联系方式，开始来往，但这样的关系很难界定。

不会有人承诺未来，「那时候根本没有『长远发展』的概念，你说我跟一个同性的人，是不是要跟他去谈一场恋爱，再往下走多少年，根本没有这样。只是那个时候，我清楚意识到，这就是我想要的，我不去想到底是对还是错，不去想了。」

阿山郑重地给相亲的女孩写信分手，但到底没有说理由，「讲什么呢？我爱上一个男人？」他写，「很抱歉，我们可能没那么合适」。

从那之后，他再也不相亲。「我真的做不了『好人』了，那就做一个『坏人』吧」。

图片来源：受访者供图

他小心隐藏着自己的身份，谁都不敢说。哪怕回了广州，和妈妈一起住，还是不说。年届 40 的阿山，已经是外资公司的管理层，买一件西装 2000 多元，在 90 年代，这是广州职工平均月薪的 4 倍。

妈妈旁敲侧击提到婚姻问题，担心他孤单一人，他反过来安抚老人，「不要担心啦，我有朋友，也有钱，也是个成年人，知道什么生活是我想要的，我会过得很好」。

他把前后几任男朋友都介绍给母亲，阿山不避讳他们的存在，唯一隐瞒的是他们的身份，「我的好朋友」，他跟母亲和家人讲。

但阿山觉得，妈妈应该知道了。有一晚，他说晚上去见朋友，不回来过夜了，妈妈追在身后嘱咐，「现在外面还挺复杂的，还有艾滋病什么的，要注意」。

很久以后，他才从这句话里琢磨出一点别的意味，「如果我妈妈跟我提，说外面坏人很多，注意安全，不要被人偷了抢了，应该这样讲对不对？但她说，小心艾滋。我觉得她是有判断了。」

但妈妈已经去世。关于儿子是同性恋这件事，她是如何知道、如何消化，阿山无法再知道了。

「那是你最亲密的人，你的爱、你的情感和你的亲密关系，都不能跟她去讲，这不是很大的悲哀吗？」

捂紧身份

倘若重来一回，阿山还是不会在那时向母亲坦诚自己的取向，不仅仅是因为会被周围人讥嘲和指责。1997 年之前，同性恋人交往，可能会以「流氓罪」被抓。

当时，如果阿山的性取向被发现，要么被入罪或开除，要么被人带去看精神科医生。这种情况，在当时并不罕见。

1987 年，从美国回来之后，阿山被介绍到一个歌舞团教英语挣外快。和歌舞团的人熟悉起来之后，有人告诉阿山，歌舞团里有两个男人「搞朋友」，被发现了之后，一个被送去劳教，另一个受到处分。

阿山去教英语时，两个人已经回到单位，一个烧锅炉，另一个去了资料室做资料员。

那时的阿山捂紧自己的身份，更为警惕，「你一旦被发现的话，所面临的就有可能是他们的处境」。

1997 年，新修订的《刑法》通过，「流氓罪」被取消。2001 年，同性恋被从《中国精神障碍诊断与分类标准（第三版）》中「病态」一列里划去，至今不过 19 年。

因为单身一直分不到房子，1993 年，39 岁的阿山回到广州，他所服务的外资公司对性少数群体非常友好，甚至规定，同性恋员工的伴侣可以和异性恋员工的伴侣享受同等的公司福利。

他也能察觉到友善。「有的同事可能会猜出来，我们一起出差，我晚上说出去看朋友，那个女同事会开玩笑，『男朋友还是女朋友』，我说『你猜呀』，她说『我猜是男朋友』，我就笑」。

阿山在外企工作时

图片来源：受访者供图

这样的对话让他放松下来，「对方好像在传达一个信息，她知道我的身份，但她不在意，她尊重和理解」。

相比更多人，阿山是幸运的。他受到良好的教育、接触到更多的信息、收入体面、家人尊重，这些都足以帮他抵御住社会规范的浪潮。

他们的一生都是被否定的

2008 年，阿山和几个朋友创办「同性恋亲友会」，为年轻群体以及他们的父母提供支持服务。

常有家长找到他们，「我们那个年代哪里有同性恋啊，这个都是你们跟国外学的吧，都是年轻人搞的，洋玩意儿，不学好」。

阿山总得站出来，展示自己的身份，「你说你那个年代没有，那我算什么呢？只是你看不见」。

2014 年，他 60 岁，想做关于老年男同性恋口述史项目。

那是他们自己的历史，「 历史洪流中小人物被裹挟和碾压」，也是他们的未来。

「我也刚刚步入老年，但我不知道怎么安排生活，我想通过他们，了解可能面临什么问题，又能学习到怎么安排我的老年生活」。

阿山参加相关活动

图片来源：受访者供图

香港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江绍祺在准备《男男正传 —— 香港年长男同性恋口述史》的前半年，一个受访者都没有找到。

尽管阿山有所预期，但困难还是超出了想象。

阴影一直存在，哪怕时代在变，恐惧不曾变——社会对走进传统异性婚姻的同性恋者的憎恶，同性恋者对可能被曝光的恐惧。

五年多来，在卡拉 OK 、在茶室、在公园，阿山和志愿者们前后接触了 60 多位老年男同性恋者，愿意和他聊天的人很多，但同意签下受访协议的只有 9 个人。

尽管他一再申明是匿名，模糊身份信息，但更多人还是拒绝。一个广东地区颇有声望的老者盛赞这个项目，但在阿山提出跟他进行访谈时，他谢绝了，「我已经老了，想安度晚年，不想再起波澜」。

聊起这群人的历史，「走进异性婚姻」是个无法回避的话题。

一位比阿山年长两岁的老先生说，在那个时候，婚姻就好像「年晚煎堆（珠三角过年食用的一种油炸食品），人家有我也得有」。

另一位 80 岁的老者，是在快 30 岁时结婚，「同事、朋友、同学每个人都催婚，说什么你又不是不行。他们说我有房子，有正当职业，又不是找不到，怎么还不娶老婆。大家都催我快点，催着催着，就结婚了，我也不知道为了什么而结婚的。」

老人讲，「其实不应该结婚的，结婚之后其实就是应酬，完全不主动的，好像在演戏那样，很辛苦。」

也有人的妻子，在结婚第二个月就提出离婚，当事人「求之不得」，「我已经完成任务了，我总算结了婚，还了那些人情，那些亲戚朋友、同事什么的人情。」

但到底没离成，妻子跟岳母说，岳母的反应是，「算了，两个人都几十岁了，离什么婚啊，不生孩子就做兄妹咯。」但也因为这样，两个人才分到了现在住的屋子，不用再租房住。夫妻两人自此就只是同一屋的室友，饮食餐具调料都分开，不讲话。

图片来源：站酷海洛

上个世纪的婚恋观和社会背景下缔结的婚姻，让这群人的结合并非因爱而生，大多因为生活所迫或父母安排，性与爱在一段婚姻中，被置于末端，甚至根本不会被提起。于是，男男女女们在不合适的婚姻中隐忍沉默，不被人所察觉。

有人试图摘下面具，冒着风险从婚姻出走。阿山说，他们在家庭和自己的欲望之间，寻找到自己的一个空间，这更像一种求生，在异性恋的主流世界中寻找同伴、寻找喘息的缝隙。

阿山遇到不只一个这样的故事。70 多岁退休的老人在公园里偶然被人搭讪，聊天之后才意识到，原来社会还有这样的人，原来我之前的状态就是这样的人。

「回家跟老婆讲要离婚，老婆说，你都 70 多岁了，离什么。」于是夫妻两人达成协议，他要交朋友，就离开广州去外面交。

但在当前的互联网语境下，这样的情节，会被贴上「骗婚渣男」的标签。

这让阿山觉得悲哀。

「在那样一个年代，他们前半辈子努力伪装，结婚生子，做一个符合社会期待的『好人』。现在时代变了，观念变了，又有人跟他们说，『你个骗婚死 gay ，你怎么可以走进婚姻？』很多人是不能细想的，认真想的话，就不要活了。这意味着，他们的一生都是被否定的，只是因为他们喜欢同性。」

在阿山他们收集的访谈资料里，平均一个老人讲述了 6 个小时，那是老人们的一生，也是一个时代的投影。

但更多人的故事，不会被听到、也不会被看到，不论哪一个年代，他们都好像是不合时宜、无处安身的。在主流的视野中，他们仿佛并不存在，他们消失了。

老去

在阿山和他们的故事中，大多数的交往和启蒙都是在夜晚或者公共厕所开始的，这两种意向似乎构成了那个年代同性恋交往的底色。

广州的老年同性恋群体有共同的回忆，珠江沿江的公园、热闹商区的公共厕所一路排开。90 年代的桑拿房、歌舞厅和茶座也是他们记忆里最亮的那一抹颜色。阿山们称这些是「渔场」，「钓鱼」「狩猎」的地方。

城市迅速滑入 21 世纪，公共厕所被改革，原本的沟渠被填上，隔断的墙砌了起来。舞厅和酒楼关门，「渔场」从线下转上网络。与此同时，阿山们也在老去。

跟阿山分享过自己故事的老人，有的已经去世。

阿山也无法抵抗岁月。他独自居住在家里，开始考虑自己的养老问题。

部分同性恋人群走进异性婚姻，也有基于养老的考量。

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郭晓飞在《掩饰——同性恋的双重生活及其他》一书中的代译序里写道，「今天中国的家庭仍然承担了大量的社会保障功能，子女所承担的养老功能仍然是大部分家庭所需要的，而制度上，一男一女的婚姻垄断了生育，所以大量的同性恋者和异性结婚、生育后代，是在预防老无所依。同性恋们走进异性恋婚姻，这并不仅仅是为了躲避同性恋的污名，而是出于求生需求。」

阿山家的窗外

视频来源：受访者供图

之前购置的房产令阿山不太满意，他出租出去，租房别居。他守在珠江边上，现在的屋子推开窗可以看见夜晚广州塔的绚丽光彩，他因此把 WiFi 密码改成了 rainbow tower 。

但每月 5000 元的房租，还是让他感到切实的压力，如果不出意外，他又要开始五年内的第三次搬家。

衰老和漂泊让他停止构建自己的生活。他爱浪漫，喝酒要配全套酒杯，威士忌杯、葡萄酒杯、白兰地杯，但这些被装在箱子里，连同他的一百多张黑胶唱片，都很久没有打开过了。

阿山的书桌

图片来源：受访者供图

他也有爱和性的渴求。

今年过年，他在网上遇到一位年轻男孩，对方向他表白，说暗恋他许久，直到毕业立足，才敢表明心意。

「你知道如果我们在一起，你可能要照顾一个老人家吗？」他谨慎地问。

「我想过了呀，完全可以。」男生很坚定。

阿山心跳得很快，想快些见到男生。

一江之隔的城市公园里，与阿山同龄的同性恋群体，也更多出现在那里。在和妻子吃过饭，送孙子上学后，他们走进公园，摘下面具，开始真正属于自己的一天。

太阳落山，他们互相招呼一声，转身戴上面具，回到家里。

（阿山系化名）

撰文：苏惟楚

编辑：于陆、梁振

封面图来源：站酷海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