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与新冠肺炎疫情两年多的斗争中，疫情防控目前已经进入常态化阶段。疫情席卷全球，是信息时代人类面临的又一次挑战，对世界经济和政治格局正在产生重要影响，也深刻改变着每一个人的思想和行为。如何看待疫情常态化对生活场景与远景的影响？一起来看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教授、博导宋健刊发在《人民论坛》的最新文章。

疫情常态化促进教育教学方式改革

新冠肺炎疫情对各级各类学校的正常教育教学工作产生了巨大冲击，对儿童、青少年、在校学生及其家庭的教育理念和学习方式带来了深刻影响。我国的国民教育体系一般分为普通教育和成人教育两大类，每一类里又可区分为基础教育、职业技术教育和高等教育三个层次。在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之前，普通教育以学生全日制在校教育形式为主。因此，尽管网络教育对成人教育而言并不陌生，但对习惯了在校园课堂内外面对面从事教育教学活动的普通教育而言，却是新鲜事物。面对疫情，教育管理部门紧急拟定网络教学相关方案，配备软硬件设施，统筹网上教学资源，通过教师线上指导帮助与学生居家自主学习方式响应教育部“停课不停学”的号召，师生一起借助网络平台通过在线直播、录播转放、视频会议、微信群聊等方式开展教育教学活动。网络教学需要家庭具备上网条件，需要电脑、手机等连接网络的电子设备，需要师生隔着屏幕互动交流，要在短时间内达到这些要求，对地区的网络信息设施建设、家庭的经济条件和教育投入、师生的应急学习能力、学校的教学秩序管理水平等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疫情进入常态化阶段后，为了应对多点散发和局部聚集性疫情交织叠加的态势，线上与线下混合教学模式已经成为学校教学方案的“标配”，建立课程微信群、上传微信二维码与提供教学大纲、教学参考书目等均是开课前重要的准备工作。网络教学的常态化对运用信息化手段推进教育教学方式改革、重塑教育理念和教育体系具有革命性意义。一方面，网络教学有助于打破优质教育资源的垄断，名校名师课程可以通过网络云平台、空中课堂等途径进行广泛传播，远程异地教学得以实现，教育欠发达地区的师生得以摆脱地域和经济条件制约，与教育先进地区师生共上一堂课，推进了教育公平；另一方面，普通教育与成人教育在教学方式上不再泾渭分明，传统相对单一的课堂面对面教学互动模式被多样化的在线教学方式所取代或补充，师生交流相比较线下更为直接坦率。网络教学常态化促进了现代教学技术手段的应用，对教师的授课模式和教学内容，对学生学习的自主意识和自律精神提出了更高要求。同时，网络教学所蕴含的意识形态风险也更值得关注。如何进一步提升教学质量、改革教学模式、保障学习效率成为师生面对的新挑战。

重新定义工作与职场

“通勤”和“职住分离”是上班族通常要面临的两个关键词。大多数上班族每个工作日需要从家中往返工作地点，这一过程对应了家和办公室两个不同的空间场域，路途距离或远或近，通勤时间或长或短，也使得生活被分割为居家时间和工作时间两个相对分离的单元。“离家近”是很多人界定理想工作的一个重要条件，以便节省通勤时间，尽可能增加居家时间或保障工作时间。新冠肺炎疫情的发生和持续，改变了很多单位的管理模式和员工的工作方式，为了尽可能减少和避免人际间的面对面交往，很多单位采取了居家办公的策略，即员工居家基于互联网处理办公事务。居家办公并不是一种新的工作方式，早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SOHO”（SmallOfficeHomeOffice）这一概念就被创建和广为流传，原本应用于工作时间比较灵活的部分行业和公司，需要员工高度的自觉性和公司的良好机制，也是一些厌倦了通勤的上班族梦想的工作方式。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国内外很多公司不约而同地采取了这一方式。2021年微软联合领英发布的最新混合办公数据报告显示，过去一年中，有16万名微软员工居家办公，2.5万名新员工以远程方式入职。《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21年6月，中国在线办公用户规模达到3.81亿，在线视频、电话会议、在线文档协作编辑的使用率均为23.8%。疫情常态化使居家办公成为常态。一些公司为了节约成本，甚至大幅缩减了办公室面积和工位数量，只保留必要的前台和部分公共工位，大部分员工都通过居家办公的方式完成原本需要在公司完成的任务。很多员工在欣喜通勤时间不复存在、“职住分离”不再成为问题的同时，又增添了新的苦恼。一是居家办公对家庭住房条件和居家工作环境提出了新的要求。当“双薪”家庭中夫妻双方都面临居家办公的要求时，能否互不干扰、相安无事取决于能否找到双方都合适的居家办公地方，更不用说家庭中还要给孩子上网课留出来必要空间。二是工作时间与居家时间合二为一造成的相互侵扰和困惑。工作与家庭不再是物理距离相对分割的两个单元，而是互相浸润，弹性工时制度固然使人感到便利，但不期而至需要立即回复的信息和邮件以及可能在凌晨、正午或晚上召开的视频会议则令人不胜烦扰。三是有限时间内多任务处理模式所要求的自律意识和工作效率，在居家办公的场景下会遇到更大的挑战。疫情常态化改变了人们的就业心态和对工作的认识。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蔓延对世界经济总体上造成了负面影响，各国的投资、消费和出口都受到严重打击，旅游、餐饮、交通运输等行业更是受到直接冲击，相关行业从业人员或者苦苦等待形势好转，或者被迫转行另谋生路。疫情期间工作不确定性和失业风险的大幅度提升，增加了劳动者心理的不安全感。受疫情出行管控影响，一些工作所要求的频繁出差难以实现。国内外严峻形势下，很多业务难以开展，企业用人需求总量缩减，一些公司裁员甚至倒闭。人们的职业焦虑感有所增加，更珍惜已有的工作岗位和到办公室与同事交流互动的机会。疫情常态化将深刻改变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依托信息化技术发展的在线经济新模式、新产业、新业态得到更为快速的发展；企业将更积极进行数字化升级，进行产业结构调整和职业技能培训；人员流动性比较强的传统第三产业则会面临优化和更新换代。工作与职场的概念被重新界定，远程办公方式改变了工作模式和人际关系，更突破了地域界限。

疫情常态化重塑社会心理

人口转变是20世纪全世界普遍发生的重大人口事件，体现为死亡率从高水平降至低水平，死因模式从以流行病和传染病为主转变为以退行性疾病为主，经过或长或短一段时期的人口快速增长后，生育率也或快或慢地从高水平降至低水平。目前全世界除了非洲地区以外，其他地区的大多数国家都面临着低生育率的挑战。后人口转变时代突发的新冠肺炎疫情及其常态化持续，对全人类的社会心理造成了深刻影响，疫情不断反复所带来的不安全感和不确定性也影响到了人们的婚育意愿和行为。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020年我国出生人口数仅为1200万人，总和生育率为1.3，相较于全面两孩政策实施伊始的2016年出生量大幅下降，呈现超低生育率态势。这固然是自1992年我国生育率低于更替水平以来生育持续低迷局面的延续，也与疫情对适龄人群婚育的负面影响直接相关。疫情常态化对婚姻的影响是进一步延迟了结婚时间、提升了离婚率。婚育推迟是第二次人口转变的主要特征，我国平均初婚年龄已经超过25岁，在大城市接近30岁，主要原因是受教育年限的延长以及婚育观念的变化，婚前同居的普遍性也使得统计的结婚率有所下降。2020年疫情期间，由于出行不便和民政部门、婚庆公司等时间安排的原因，很多年轻人不得已推迟了预定婚期，进一步推迟了结婚时间，降低了当年的结婚率水平。与此同时，离婚登记率却出现不断上升的势头。疫情对工作和收入的影响也是造成一些家庭分崩离析的重要原因，很多小微企业或个体经营者在疫情期间无法继续生产经营，失业、收入下降或无收入来源、沮丧的心情和缺乏沟通理解的氛围，都是使夫妻感情破裂的导火索。疫情还在很大程度上使人们重新审视育儿的成本与收益，这使得生育意愿进一步低迷。生育转变的两个主要解释一是来自于经济学框架的孩子成本收益，当父母开始意识到生育的成本远高于收益时，且能较为方便地获得计划生育药具和手术服务，就不会再维持较高的生育率。二是来自于社会心理学的风尚传播理论，当低生育率成为普遍的文化习俗，大多数家庭都会遵循习俗生育更少的孩子。中国近几十年令世人瞩目的社会经济发展和严格控制人口增长的政策加速了生育率的下降，对孩子未来发展的期待使养育、教育孩子的成本不断攀升，而可预见的收益寥寥可数；年轻人中恐婚恐育的心态较为普遍，婚育意愿和行为不断走低。当疫情突发使家庭收入减少、前景预期不明，安全感不是来自于养育更多的孩子，而是尽可能通过健康投资、能力提升和资产保值使不确定的生活增加一些确定性。尽管中国政府在2016年全面两孩政策基础上于2021年实施了更为宽松的三孩生育政策，但支持配套措施的有效性才是保障政策顺利落地的关键，其核心是能否在疫情常态化的形势下增加家庭的安全感，构建生育友好型和家庭友好型的社会氛围，解除年轻人的生育和养育顾虑。

疫情常态化挑战和改变老年人的生活

在任何突如其来的灾害面前，老年人都是相对弱势和需要额外施加保护的群体。疫情常态化情境下无论是远程教学和办公，还是预约核酸检测、提供“健康码”“行程码”等，都离不开智能手机和网络，而这样的数字化生活对于部分老年人而言却是陌生而艰难的，数字鸿沟在疫情期间凸显，成为我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挑战中必须要正视和克服的一个重要问题。数字鸿沟又称为信息鸿沟，同时存在于信息技术开发领域和应用领域，通常是指在信息时代数字化进程中，人群之间受所处地域、经济条件、受教育程度、健康状况和性别等因素影响，因对信息、网络技术等拥有和掌握程度不同而在互联网、计算机等常用设施使用上呈现的一种差异。数字鸿沟突出体现在不同年龄人群中。《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21年6月，中国平均每周至少使用1小时互联网的网民数量达到10.11亿人，互联网普及率为71.6%。有一种世代划分类别按出生队列将人群分为“X世代”（1965-1980年出生）、“Y世代”（1981-1995年出生）、“Z世代”（1995-2009年出生），其中“Z世代”就是指互联网世代出生队列，他们自出生起就与互联网、电脑、智能手机等朝夕相处，习惯了海量信息的冲击，浸润在数字化生活中，是“数字土著”。“X世代”和“Y世代”则是分别在工作时期和正规教育时期才开始使用互联网和信息技术，对数字化生活有一个逐渐进入和熟悉的过程，属于“数字移民”。中国当前的老年人大多在工作后期或退休之后才有可能接触互联网，越是年长的老年人，对数字化生活就越为陌生。自1999年进入老年型社会，中国的人口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老年人口数量逐年累积。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020年老年人数量达到2.64亿人，比例为18.7%，中国已经接近中等老龄化社会。虽然随着队列更替，老年人中接受过正规教育甚至是高等教育、具有计算机和网络知识，能够熟练使用智能手机等现代通讯手段的在数量和比例上都不断增长，但仍有相当规模的老年人尤其是中高龄老年人囿于其知识水平和学习能力，还不能适应信息时代无处不在的数字化生活。疫情期间屡屡爆出的一些老年人因没有或不会使用智能手机、无法出示健康码和行程码等通行凭证而被拒之门外或步履维艰的消息，凸显了数字鸿沟的客观存在。很多老年人罹患多种慢性病，需要常年服药。按照国家现行医保制度，每次到医院开药的量是一定的，因此定期往返医院成为很多老年人生活中的常态。网络购物对年轻人驾轻就熟，对缺乏相关软硬件设备和知识的老年人而言，也是倍感艰难，因此老年人购物更愿意到商店或超市，觉得这样才买得踏实放心。疫情期间根据疫情防控要求所进行的社区封闭管理、“非必要不出门”、线上服务增加以减少接触的要求，给习惯了排队挂号、窗口购票、现金购物等传统生活方式而不会使用智能手机预约挂号、网络约车、移动支付、在线购物的老年人带来了极大的不便，甚至影响其身心健康。疫情常态化下，考虑到老年人的特殊需求，为其保留一扇人工窗口、一条人工通道已成为体现文明温度的常态化做法。此外，政府更加重视互联网应用的适老化改造和普及，提倡社区“数字培训”和家庭“数字反哺”，着力解决老年人出行难和就医难等问题。2021年，中国50岁及以上网民所占比例为28%，比2020年同期增长了5.2个百分点。这些弥合数字鸿沟的举措将帮助老年人群体尽快融入信息时代的数字化生活，提升老年人的生活质量和满意度。

常态化加速数字化生活普及，未来可期不足惧

人类在历史上曾数次面临突发公共卫生危机，这些危机往往造成大量人口死亡、一些城市或国家被摧毁，文明进程被改变，也加速了医疗卫生的发展，使人类浴火重生且愈挫愈勇。这一次新冠肺炎疫情席卷全球，是信息时代人类面临的又一次挑战，对世界经济和政治格局正在产生重要影响，也深刻改变着每一个人的思想和行为。从生命历程视角，我们看到疫情推动了远程教学，更新了人们的教育理念和教学方式；普及了居家办公，重塑工作概念和工作场域；进一步抑制了本已低迷的婚育意愿，年轻人的心理安全感有待提振；更加凸显了本就存在的数字鸿沟，老年人的信息化弱势得到改变。

疫情常态化下我们更适应也更珍惜信息时代的数字化生活。中国高质量的数字经济发展为破解人类共同挑战提供了可行方案，疫情加速了数字化生活的普及和不同人群对其的适应，也提升了整个社会的发展速度和工作效率，使得教育更加公平、工作更加便捷、变革更加深刻。在可预期的未来，随着互联网进一步发挥支撑引领作用，数字技术对人类生活的改变会不断加速。虚拟与增强现实技术、远程医疗、远程教育、智能无人化生活服务，智能化家务机器人、智能化政府服务等将使得现实世界与数字世界的融合成为大趋势，这势必对人的生命历程各阶段产生深远影响。数字化和智能化所提供的便利，也意味着人们将拥有更多的可支配时间，可以在更多领域进行富有创造力的探索，为人类整体的生活质量和精神世界构建更美好的愿景，而这些将不会受到疫情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