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和养老网讯：据统计局调查显示：在未来20年中，我们每年将新增老龄人口数量达1000万人次，而明年年中，我国的老龄人数也将突破4.8亿大关，如此庞大的老龄人群靠什么来养活？中国未来到底是靠子女养老还是靠养老院养老，这是一个亟需思考的问题。

调查篇

家庭养老期待社会助力

家住南城的史大爷今年85岁，和小儿子住一起几十年了，“孩子工作忙，得体谅他们，尽量不添麻烦。”平日，史大爷还帮儿子儿媳跑跑腿，买个菜，充个话费。节假日，史大爷还会召集别的子女小聚一下。

在北京，像史大爷这样身体健康、腿脚利索精神好的老人并不多。很多老人上了岁数或身体不好，或脑子已不太好使，或子女的生活条件不太好，养老便成为大问题。一直从事家政行业的保姆陈阿姨告诉记者，她照顾一位大爷已经5年了，“现在房子那么贵，成家的子女多数挤在巴掌大的空间里，把老人接过去让他们住哪儿?”好在陈阿姨照顾的老人有退休金，老人和孩子们一同出钱在外租住了套房子，“那些孩子很少来看他，有时候看着挺让人心疼的。”

随着“人口红利”的消失，家政业的劳动力资源逐年递减，而需求量年增20%。绝大多数家政服务组织缺岗率达10%—30%，供需矛盾日益突出的问题在许多城市普遍存在。保姆难请，费用年年涨的问题不断出现。

北京大学人口所穆光宗教授曾对媒体表示，在老年人中，空巢老人和失能失智老人的居家养老管理系统风险巨大。“许多城市出现了老人死在家中却无人发现的情况，这说明以家属照顾为依托的居家养老管理系统功能是残缺和不完整的，已经难以应对空巢老人越来越多的挑战。

强化居家养老管理系统，最重要是做好三件事：一是强化社区卫生服务;二是针对不同对象开展不同的服务内容，减轻亲属照料的压力;三是尽可能丰富老人的精神生活。国外不少养老院都和幼儿园建在一起，老人和孩子一起玩儿，可以极大缓解他们的孤独和抑郁。

机构养老部分养老院难进

养老院难进，是很多北京市民的共识。

近日，记者分别咨询了多家养老院。记者以家属的身份致电位于朝阳区华严北里甲2号的北京市第一社会福利院。北京市民政局官网的介绍显示，这里由北京市政府投资兴办，主要接收国家优抚老人，需要照料的离、退休老人，归国华侨老人和老年病患者。该院现有床位510张。“您好，请问你们还有床位吗?”电话那头的工作人员表示，由于排队的人实在太多，目前已经停止了排队登记工作。至于什么时候重启登记工作，工作人员表示目前还不知道。

这样的情况不仅出现在第一社会福利院，记者还致电了北京市第五社会福利院，这是北京市政府于1999年投资兴办的一所高档次的市级老年福利事业单位， 毗邻北京市老年病医院。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这里只接受60岁以上生活能够自理的老人，每月每人收费3600元，每月500元左右的餐费另计。这里一共有230张床位，目前已经满员，可以接受排队。“但是排的队很长，说不好到底要等几年。”

记者调查发现，相对来说，地理位置较远或者由街道和区县举办的养老院目前仍有空余床位。例如花乡社会福利中心，这是一家由乡政府投资兴建的园林式敬老院。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这里有60张左右床位，目前还有空余，生活能自理的老人每月收费2500元，另外还要加收1000元医疗押金，500元生活用品费用，500元公共维修费;冬季和夏季的供暖、空调费。如果是外地户口的老人，需要有居住在北京的监护人能随时方便联系。

北京市第四社会福利院位于海淀区清河镇，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自理的老人如果可以和人合住的话，一般一人一月的收费是3000多元，如果无法接受合住，则需要把一间房里的两张床都包下来，价格就要翻倍。目前，还有少量的几张床位有空余，如果需要，尽快联系。

市民张先生最近为老人考察了多家养老院。他说，多数公立养老院设施完善、服务齐全，地址多在市区，价格相对便宜，但是“一床难求”;有些较远的小型公立养老院，虽然有空床，但“那里的设施条件差一些，把老人送进去我不放心”。这样的窘境更让张先生一筹莫展。

中日友好医院中医科主任医师、中国康复心身医学会委员胡佩珍表示，养老院的管理模式，不仅要提供医疗服务，还要重视老人情绪问题。她建议，把年龄段相近的老人安排在一起，这样有共同话题，体能也差不多。更为重要的是让老人多动手、动脑，提高他们的参与度，从而排除寂寞感。老人在享受健康管理服务的同时，可以延续职业生涯，做老师的可以继续宣讲授课，做律师的可以继续提供法律咨询，让他们老有所用。这样更有利于身心健康。

胡佩珍还建议，养老院服务可以引入积分制模式，让志愿者或义工多参与进来，年轻的时候来养老院等机构参与慈善活动，到他们老的时候可以反馈到自己身上来，享受更多的健康服务。

此外，护理人员短缺，也是当前养老机构面临的较为头疼的问题。现在护工难招，护工要24小时监护老人，喂饭，喂药，翻身，给老人洗澡洗衣服，换被罩换床单，一个人照顾一群人，这样的活多数人都不愿意干。

民营机构负重爬坡求生存

急速到来的老龄化社会让不少人看中了“养老”这块市场上巨大的“蛋糕”。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我国民营养老机构开始逐步发展，然而20多年过去了， 它们不仅难以和公立养老院平分天下，经营困难、空床率高、对老人护理不周等负面新闻更是降低了老人对其的信任度。此外，新兴的老龄房地产“炙手可热”，不少企业开始掘金“银发经济”。

松龄爱老家园社区托老所位于丰台区，起初是租的民房，只有5个床位，曾数次搬家。租房对本就微利经营的托老所来说，实在是一个巨大的开销。松龄爱老家园内设食堂、活动室、洗澡间等，里面是阳光房式的庭院，老人们能在庭院中喝水、吃饭、看报、散步。

在松龄爱老家园社区托老所创始人翟长宝心目中最理想的中国式养老方式是：在老人身体健康能够自己照顾自己时，想怎么玩就怎么玩，尽情享受人生。同时， 汲取人生的经验教训，做一些有益于社会、子孙、自己健康的事。“在身体状况需要帮助时，可以由专业养老服务机构，随时提供帮助、救急、巡护。当老人失能时，尽量入住专业养老机构，颐养天年。”总之，中国式养老的方式取决于老年人的身体状况、经济水平两个关键因素。

翟长宝总结了目前民营资本在养老服务产业中的困窘之态：负重爬坡、想干没地。

现在养老服务成本不断增加，而由于老人收入是固定的，收费不可能增加太多，企业利润比较低。民营社区养老机构租房难。现在北京找一个两三居室的房间不难，但是要找到200平方米以上、价格地点都合适的地方非常难。翟长宝呼吁，有关部门能够给予政策支持，降低投入成本，主要是土地、房租、税收等，减轻企业压力。“羊毛出在羊身上，民企的趋利性是永恒的。让民企承担更多的压力，就使得民企要卡老人的退休费。”翟长宝说，当然，民企自身也要规范管理，加强监管，不能恶性竞争，更要防止一些打着养老名义，实则卖假冒伪劣保健品的企业，营造全社会敬老爱老的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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