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岳巍
早上9点，毕飞宇坐在王府井一间酒店客房的窗子前，北京秋天的阳光照进来，他的半边脸都是亮的，即使在这样的亮光里，他也不时想起前一天下午在那间“黑暗餐厅”里的1个小时，那对于他实实在在是一次以往从未有过从而让他印象深刻的经历。
那是一间别有情趣的餐厅，顾名思义，里面是一片漆黑，健全人走进去，什么都看不到，只能靠着盲人领位员的帮助才能找到自己的座位。
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编辑把毕飞宇的新书《推拿》的发布会安排在这里，可谓用心良苦。因为那书中描写的就是一群盲人的生活。
盲人的生活，对于我们这些眼睛能看到世界的“健全人”来说，是陌生的，陌生到我们无法明确描述的程度。
即使毕飞宇，也不是在试图描述这种陌生，按照他自己的说法，他只是想要写出他们的生活画面，甚至，他从不讳言《推拿》的完成几乎是他的一时冲动，“拍拍脑袋”就决定了，从想写到开始动笔“连5分钟都不到”。
在这个故事中，毕飞宇掌握着每一波情感的脉搏，不疾不徐，娓娓道来，一如他以往的所有作品，《平原》如是，《青衣》如是，《玉米》亦如是，所以，近乎于必然，这一次，《推拿》也不例外。
作为长居江南的作家，毕飞宇的文字委婉，却不温吞，舒缓细致却不故作晶莹细腻，最为重要的是，在委婉下面，是躁动不安的蠢蠢欲望，有了这些欲望，所有的文字便活了起来。
在那样一个狭小的格局中，几个盲人构成了他们的世界，自成一系，却无法独立于世，所以，必然从开始的温暖走向终结时的清冷薄寒，这是他们的宿命，却也是我们的悲哀。
面对这样的悲哀，毕飞宇表现出的强大的控制力，让人惊异于如此委婉的文字后面竟然是如此精准的拿捏，这貌似是一个矛盾，却也是必然。因为，《推拿》中人们生活的精神内核，对于毕飞宇实在是熟悉不过的东西，因为熟悉，使得他能够完全充满自信地抛却飞扬冲动，而选择一种完全细节化的平缓叙述，所有的情节就在这样风平浪静中一点点铺陈，在一种人们无法明确感知的压抑中不知不觉迎来一波高过一波的戏剧冲突，直到所有故事的终结。而这，无论对于毕飞宇，还是对于读者，其实都很残忍。
其实，对于盲人，这个世界本来就很残忍。有书评人这样描述《推拿》中的盲人 “先天失明盲人们的无声无息是由于对整个世界的隔膜和敬畏，在于自己始终无法和谐地融入一个被健康人标准化了的世界，他们小心翼翼地争取自我的独立和尊严，为了可能的尊重，他们殚精竭虑……他们和世界的紧张、疏离和不协调，来自于世界里面没有光亮，于是他们不得不磕磕绊绊、不得不小心翼翼，惧怕自己轻易成为一个笑话、一个耻辱、一个阴谋的牺牲品。后天失明的盲人呢？他们经历过正常的人生，心态会不会更好？似乎不是，他们“没有童年、少年、青年、中年和老年。在涅之后，他直接抵达了沧桑。由光明而滑落到黑暗深渊这一过程之中，突然到来的隔膜是痛苦的”。
无论是怎样的失明，他们都有同样的身份，盲人，他们的世界是黑色的，但这并不意味他们的生活失去了所有的血色，他们小心翼翼地纠结着自己以及彼此的情感，这就使得《推拿》无比内敛。
就在这样的平静之下，毕飞宇还是尖锐地指出，社会大众对于盲人的同情，其实本身就是一种伤害，无意的戏弄或是有意的伤害必然殊途同归，一道坚厚的墙，把“我们”和“他们”隔开，盲人的敏感无时无刻不在为这堵墙增加高度，我们无法追究始作俑者，因为，其实我们都有错……
毕飞宇说，直到2007年4月才决定开始写作这部《推拿》，但是他不否认这样一种针对盲人的创作愿望其实早就植根于头脑之中。毕飞宇不能确认这种愿望是不是源自早年在南京特殊教育师范学校的工作经历，但是，不可否认的是，那一段教师生涯，给他毕飞宇最直接也是最真实的与残障人士接触的机会，这其中就包括了大量的盲人。
尽管毕飞宇把《推拿》定位于是对异态生活的关注，但是他的目的还是“从最异态画面入手，写出常态来”。
从小说文本来讲，盲人很吸引毕飞宇，从人文意义上来说，他又很害怕写这样的作品，因为在他看来，这可能会冒犯盲人朋友。所幸，毕飞宇身边的盲人朋友全部鼓励他去完成这样一部作品，毕飞宇也在期待着《推拿》的盲文版和有声版的面世。
毕飞宇把这个当做是对于支持他的盲人朋友的一种交代，因为对于他的朋友圈子的构成，盲人无疑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从2001年开始，毕飞宇就经常去盲人推拿院，开始去是为了推拿，后来推拿变成很次要的东西，常常没事也去。那里的盲人推拿师一“见”他，就会说 “噢，写小说的毕老师来了。”
也许正是因为这些深切的交往，与盲人朋友的熟稔，发展到对于盲人生活状态的了如指掌，“盲人除了生理特殊，他们并没有其他特殊的地方。盲人的生活也好，我们和盲人的交往也好，并不是那么悲情的事情，是很快乐的，是很愉快的，是正常生活的一个特别的部分。千万不要觉得跟有残疾的朋友在一起，世界将会变得特别凄凉，不是这样的，我要特别强调这一点。他们有他们的乐趣，他们有内心的美好，他们有他们的爱好。唯一缺少的就是他们有些不方便，当然，这个不方便，全社会都要通过一些途径为他们提供一些方便。我想说的是无论生活有多么不方便，有多么大的障碍，人的内心渴望快乐，渴望笑声的愿望是极为珍贵的。”
《推拿》是一本没有野心的小说
《华夏时报》 看到《推拿》之后，坦白地讲，我是有些吃惊，因为在我的印象中，像这种残疾人或者具体一些这种关于盲人的题材，其实很难驾驭，但是我发现您完成得很出色，表现出对内容驾驭的自信，这种自信是怎么做到的？
毕飞宇 其实不是自信，而且，坦白地讲，这跟自信一点关系都没有。以往我也读到一些与残疾人有关系的作品，那些无非是拿残疾人作为励志的对象，或者更现代一点，拿盲人做一个哲学上的阐述，或者人生观上的阐述，这些都只是在逻辑上做一些尝试，这其实很简单。但我不想这样做。
我没有见到过一本真正把盲人作为描述对象的书，无论中国的还是外国的我都没见过。那种真正切入他们内心，走入日常画面的小说，我没见过，那我就要写。正好我生活周围有很多盲人朋友，虽然我不能说我对他们非常了解，但是既然我具备这个条件，那我就要做这件事。而且，在写作的时候，我心里有底，面对里面一个又一个人物，一点不慌。
《华夏时报》 这个“底”从何而来？
毕飞宇 从“关系”中来，我和他们的关系。我和他们一年又一年，一天又一天，一次又一次的交往。我和许许多多盲人朋友处得特别好，这个是有标志的，就是我们谈话能说到什么程度，这个当事人是能感觉出来的。我们谈话到了一种“无私”的程度，许多盲人朋友连“找对象”都会和我商量。
《华夏时报》 那《推拿》的人物或者情节中，有您的朋友的影子吗？
毕飞宇 没有，几乎没有。在细节上，采取将现实生活中，朋友的生活中的事件整体挪移的内容是没有的。但是，我有的是大概面对一个事情，他们是怎样的精神状态，他们内心的反应是怎样的，这个我心里有数，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说，其实他们还是给了我一些影响。至于具体的故事、具体的细节，大部分是虚构的。虚构是小说最基本的内容也是最基本的要求，否则就是新闻报道。小说要靠想象完成。你到一个推拿房里去看，就会发现其实那些盲人彼此的关系要比我的小说中写的要安静得多，几乎看不到事情，也没有多少话。如果我的小说也这样写，那对于读者就很不公平了，为了读者，我还要把小说写得稍稍好看一点、稍稍复杂一点、稍稍戏剧化一点、稍稍闹腾一点，这就要求我不能完全忠实于生活画面。
《华夏时报》 据说《推拿》是没有经过“酝酿”或者说经过制定计划就开始动笔写的，这是不是也是您所说的这是一本没有野心的小说的原因。
毕飞宇 《推拿》是我一拍脑袋就决定要写了，以前其实也有这种经历。说到“没有野心”，其实是指，这部作品，我踏踏实实完成就行了。至于完成后是不是被大家喜欢，是不是和以前的作品一样有好的反响，我毫不在意。我考虑的是，面对这样的事情，面对他们的生活，我能不能切入他们的内心。只要能把这些呈现出来，我就特别满意。
《华夏时报》 《推拿》的出版包括在《人民文学》上的发表，都和残奥会碰在一起了，于是有人就在猜测，这是不是有意为之。
毕飞宇 其实这完全是因为汶川大地震所引起的一系列偶发性事件。因为地震的发生，导致这本书的发表和出版计划延期，使得它和残奥会碰到一起。我觉得这个其实也没什么不好。它们二者本来真的原本一点关系都没有，只是机缘巧合，这就是天意了。
小格局里的大世界
《华夏时报》 从《推拿》中，我没有看到人们成见中认为的盲人的苦兮兮的生活特质。
毕飞宇 你没有看到，是因为我根本就没有写。其实那种苦兮兮的东西是以往的艺术作品带给我们的先天印象，我跟我的盲人朋友们交往的时候，我也没觉得他们苦兮兮的，所以我当然不会把他们写得苦兮兮，而且，即使有苦兮兮的，我也不会写出来，因为我写这本书的目的是呈现他们的乐观、快乐、自食其力。他们与其他人的基本人生没有区别，他们只是有些障碍，他们的内心与我们没有什么区别。
《华夏时报》 尽管如此，故事的结局还是有点“凉”。
毕飞宇 是有点残忍，其实，本质上还是温暖的，他们最后还是在那里自我帮助，没有人真正放弃什么。我写这个作品，内心很为他们高兴，虽然对于“沙复明”个人来讲，是悲凉的，但是这种悲凉给“王大夫”带来的触动，使他对于盲人社会重新认识是有帮助的。
《华夏时报》 所以说，您一直坚持着“写实主义”这条路。
毕飞宇 我的创作风格是分阶段的，确切地讲，我是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回到”写实主义这条路上之后一直在坚持。此前创作我走的是一条华丽得多的路。
《华夏时报》 为什么会有这种改变？
毕飞宇 从20岁到50岁，人越往年纪大走，现实感越强；第二个原因，把那么多现实内容抛在一边不管，而沉迷于现实想象和历史想象中很不划算。这样，我就向写实的路上越走越近。但这不意味着我今后创作不会再往其他路上走。
《华夏时报》 这个向“写实主义”转变，并且坚持的过程，是不是就是你变老或者说是成熟的过程？
毕飞宇 变老是我不能回避的问题，也是我喜欢的问题。我丝毫不觉得我现在和我20岁时的人生相比有什么可后悔的。要是我现在重新选择，我喜欢20岁，我也喜欢40岁，这些我经历过的时光，我都不想舍去，我都想要。
不过，老和成熟没有太大的关系，关键问题是“年纪”是伴随着时光伴随着舌头的“关系”，舌头的味觉在悄悄做一个形态的改变，一开始年轻时喜欢吃甜的，长大了喜欢吃咸的，过了一定时候喜欢辣的，老了之后喜欢吃苦的，并不是喜欢吃辣就比喜欢吃咸好，也不是喜欢吃苦就比喜欢吃甜好。但是到底喜欢吃哪种味道，舌头会为我做出选择。其实我也许能够靠头脑做出理性的选择，但是理性的选择我未必去相信和听从它，有时候生命的直觉比任何理性和逻辑都来得更高级。
《华夏时报》 像以往的作品一样，《推拿》并没有很宏大的场景，而是一个很小的甚至有些局促的格局，这似乎已经成为您的创作风格。
毕飞宇 相当长的时间里，长篇小说是作为宏大叙事的代名词出现的，我对宏大叙事一点都不反感，甚至有一天我也会宏大叙事，这个我可以预见得到。但是从目前这个阶段，我只想看看长篇小说撇开宏大叙事的可能性是怎样的，包括《平原》，时空关系很简单，故事开阖很简单，到了《推拿》，在这种小格局里面我又推进了一步，格局更小。
《华夏时报》 这种小格局与宏大叙事的美学差异在哪里？
毕飞宇 国家图书馆，庄严宏伟，里面有上千万册图书，从视觉上看，无疑是伟岸的，极其有意义，但是在今天会有另一种奇迹发生，就是在一个如指甲盖般大小的U盘里，会存在一个如魔术般神奇的图书馆，对于这个小的图书馆，你不能说不美，不能说没有意义，把这个U盘插到电脑上，就能看到从外观上看不到的宏伟，令人目瞪口呆的迷人魅力。我现在在做的就是想要看看把我想要表达的核心价值挤压进小格局中会不会成功，对于长篇来说，这很冒险，但是也很吸引我。
“光”是可爱的关系
《华夏时报》 结局的悲凉，是不是意味着无论怎样，盲人和所谓的正常人之间其实都还存在着不可调和的隔阂和矛盾？
毕飞宇 你能这么想，我很高兴，尽管我的写作初衷并没有这样设计，但是每一个作者都很高兴看到自己的作品被读者挖掘深层次的意涵或者做更深层次的解读，无论这是不是作者的本意。这无疑是我的书的附加值。
《华夏时报》 《推拿》中，虽然他们的世界是黑色的，但是却也是温暖的，并不绝望。
毕飞宇 因为我从他们的生活中没有看到绝望，而是看到了快乐。
《华夏时报》 对于您，什么事情会使您绝望？而快乐又是什么？
毕飞宇 令我绝望的东西，是对于生活永远失去新鲜感。这个话题不一定用哲学的语言描述，快乐一定是好东西，是最直接最简单地反映出对于生活的态度的最原始最好的东西。
《华夏时报》 您说过，“在黑暗中，世界会把光明完整地还给我”，光明是什么？
毕飞宇 这也是我在黑暗餐厅里的发现。你知道光是什么吗，我原先不知道光是什么。“光”是可爱的关系。现在我和你坐在这儿，光没了，我们还坐在这里，但是关系变得不可爱。关系是一样的，有了光才有非常幸运的关系。
《华夏时报》 您一再强调，所描写的这些盲人与我们没有什么不同，但是还是会有人用一种猎奇或者探秘的心态去看这本书，这会不会让你失望或者遗憾？
毕飞宇 相信比怀疑好，生活给我最大的教育就是这个。一定要相信他内心光亮，相信他内心的基本的善良和内心的良好愿望，相信他们不会那么看。即使有，看完之后他们也会改变。因为这是我写作的根基。
《华夏时报》 与您的交谈中，您说到“小说家”这三个字的频率非常高，很在乎或者说是注重这层身份吗？
毕飞宇 不是很在乎和注重。作为一个小说家，面对很多问题的态度与日常生活里的人是有区别的，我是强调这种区别。“小说家”这三个字对于我来说是看问题的角度。作为小说家，看世界有时会从自己出发，有时会从别人的角度出发。我热爱从那种角度出发得到的东西，我还相信，那不仅仅是角度，更是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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