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场“贪流感”比猪流感更可怕！
2009年之前，人们谈“禽”色变；2009年的今天，人们则谈“猪”色变。一夜之间，一场史无前例的猪流感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横扫全球。世界卫生组织27日晚宣布，将流感大流行警告级别从目前的３级提高到４级，“第４级”意味着一种新病毒在人际间传播，可以引起“群体性”暴发。
面对这日渐肆虐的猪流感，党中央、国务院对此高度重视，胡锦涛专门就做好防范人感染猪流感疫情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部署我国加强人感染猪流感预防控制工作。全国各地未雨绸缪，高度重视并积极做好应对措施，严防来势凶猛的猪流感疫情流入我国，以实际行动消除公众对猪流感的恐慌感。
目前，我国尚未发现相关病例，并且有关专家已经表示，我国完全有能力、有技术对人感染猪流感病毒进行检测。因此，我们没必要产生心理恐慌。只要科学应对，定能战而胜之。
一方面，我们对猪流感病毒不能掉以轻心，另一方面，我们是否还应该对“猪流感”的变种也要给予更大的关注呢？这种“猪流感”的变种，表现在社会学意义上，是官员的“贪流感”。
所谓“贪流感”，是因官员手中的权力像野马一样不受约束而催生不断膨胀的贪欲，同时因为破窗效应，导致无良官员的竞相追逐和效仿，加上部分官员本身就缺乏免疫力，致使这种病毒在官场上被不断复制和扩散。
“贪流感”病毒危害性究竟表现在哪些方面呢？
一是复制、扩散的速度以几何级数惊人地增长。从最高人民检察院历年工作报告提供的数据看，近十多年来，虽然案件总量在下降，但大案、要案的数量及占案件总数的比例却不断上升，涉案金额“越来越大”，且呈“几何级数增长”，由上世纪80年代初的几百元、几千元发展到现在的几万元、几十万元、几百万元，几千万元、乃至上亿元。贪官从对生活资料的占有发展到对生产资料的占有，从财富的积累发展到资本的积累，给国家造成的损害越来越严重；大案占案件总数的比例大幅攀升，由只占少量发展成为大部分。1988年至1992年，全国检察机关立案查处百万元以上贪污贿赂犯罪大案仅有81件，1998年至2002年为5541件，是前者的68.4倍。
二是感染的人群逐渐向中高级领导干部集中。1988年至1992年，全国检察机关立案查处县处级以上贪污贿赂犯罪要案4629人，2002年至2007年为13929人，是前者的3倍。中高级领导干部职务犯罪增多，涉案的省部级以上高官达到35人。如原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成克杰、原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以及近期落马的原广东省政协主席陈绍基、原浙江省纪委书记王华元等，就是被“贪流感”病毒所吞噬的高官代表。
三是衍生出一批“蠹类隐官（即‘裸官’）”。根据《人民日报》的报道，我国自一九九二年以来，至二OO七年六月底，外逃省部级（包括副省部级）高官87人，正地厅级官员320人；副地厅级官员1920人；处级官员8250人；副处级官员11340人，共计16000多人。这些人侵吞、携带出境资金就有一万亿元以上。这个损失，相当于我国到2010年拉动内需全部投资的四分之一！
虽然截止到目前，官员腐败还没有严重到亡党亡国的地步，但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所造成的巨大损失、以及由此冷却民心所造成的巨大政治损失，却是无法估量的。
猪流感病毒可防、可控、可治，但“贪流感”疫情呢？从目前暴露的迹象看，腐败现象仍呈现出高发态势，官员腐败从“59”现象集聚地向“35”现象扩散蔓延。这也就是说，“贪流感”病毒仍然是作恶官场的主要病毒！这不能不让人痛心，也不能不让人反思。
我们虽然在不断地出台加大腐败源头治理的各项对策，可从许多的权威论述中，我们无法找到腐败的源头究竟在哪里，从而且也就未能有效遏止“贪流感”病毒的扩散态势。这不能不使人迷茫！我们的反腐机制和应对措施，常给人一种被腐败牵着鼻子走、而且还似乎有点疲于应付的感觉！
公众对于日渐严重的腐败，一方面是异常憎恨，一方面又无可奈何。譬如中国人纵使有13亿也枉然，因为直到今天，也没有顶起一个官员财产申报！
这不能不说是一种令人难以启齿的尴尬！
面对肆虐的“贪流感”疫情，我们是否也能象应对猪流感那样，全党同心，全民动员，上下同力，打一场清除“贪流感”病毒的人民战争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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