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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诺德·汤因比总结了文明有多少种形式
21个
阿诺德汤因比把6000年的人类历史划分为21个成熟的文明：埃及、苏美尔、米诺斯、古代中国、安第斯、玛雅、赫梯、巴比伦、古代印度、希腊、伊朗、叙利亚、阿拉伯、中国、印度、朝鲜、西方、拜占庭、俄罗斯、墨西哥、育加丹.其中前6个是直接从原始社会产生的第一代文明,后15个是从第一代文明派生出来的亲属文明.另外还有5个中途夭折停滞的文明：玻里尼西亚、爱斯基摩、游牧、斯巴达和奥斯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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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诺德·约瑟夫·汤因比的人物简介
1912年他成为贝利奥尔学院上古史教师及研究员，1915年为英国外交部情报司工作。1919年他代表出席巴黎和平会议后，在伦敦大学任拜占庭及近代希腊研究教授。
他于1921年～1922年希土战争期间任《曼彻斯特卫报》（Manchester Guardian）记者，后将此经历写成《希腊与土耳其的西方问题》于1922年发表。1925年他成为伦敦经济学院的国际史研究教授，并任伦敦皇家国际事务学会的研究部主任。汤因比曾分别于1929年至1967年两度来华访问，对中国文化有极高的评价。 美国新闻周刊评论说：“他已成为一位世界通哲，而与爱因斯坦、史怀哲与罗素并列。”
汤因比对历史有其独到的眼光。他的12册巨著《历史研究》讲述了世界26个主要民族文明的兴起与衰落，被誉为“现代学者最伟大的成就”。汤因比不仅是一位出色的历史学家，也是一位出色的哲学家。他经常从哲学的视角思考宇宙人生和社会历史的诸多重大问题，有着丰富而深刻的哲学思想尤其是历史哲学思想，被视为现代西方“思辨的历史哲学”的一位主要代表。
阿诺德·约瑟夫·汤因比的代表性著作
汤因比著述虽丰，但究以他12巨册的《历史研究》最为辉煌。汤因比治史，一反国家至上的观念，主张文明才是历史的单位；他把世界历史画分为21种文明，并以人的生老病死的现象，来解释文明的兴衰与死亡。在人类文明发展的过程中，汤因比认为必将导致国家主义、穷兵黩武以及独裁政治的灾祸。人类因为道德的没落，终将自食恶果。然而，他也相信维护人类和平相处的“世界政府”与“世界宗教”，最后也将会在人类的觉悟中诞生。由于对历史的了解，汤因比对人类的命运与前途，寄予无限关切。
1922年汤恩比开始构思其《历史研究》，系因目睹保加利亚农夫所戴的狐皮便帽像希罗多德笔下的薛西斯军队戴的帽子而获得灵感。这件事透露了赋予他作品特殊气质的种种特点，即他对历史广大连续性的领会和对历史型态的见解、他渊博的学识和敏锐的观察力等等。
汤因比在《历史研究》里检视人类的历史过程中26种文明的兴衰而作了这样的结论：人们在少数有创造力的精英领袖领导下成功地回应挑战，文明从而兴起。文明在领导阶层停止创造性回应时衰微，然后因民族主义、军国主义的过失及少数专制的暴政而沦亡。汤因比与斯宾格勒（Oswald Spengler）的《西方的没落》（The Decline of the West）看法不同，前者并不认为文明的死亡无法避免，端赖其能不能对接连的挑战持续产生回应而定。他也不像马克思视经济力量决定历史，而认为历史是靠精神力量塑造的。
汤因比在着手撰写《历史研究》的同时完成了许多小部著作，并担任皇家国际事务学会外事研究部主任（1939年～1943年）和外交部研究司司长（1943年～1946年）； 他也保留伦敦经济学院的教职直至1956年退休为止。汤因比著述颇丰，在50及60年代继续完成有关世界宗教、西方文明、古典历史与世界游记等作品。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他将强调重点从文明转到高等宗教作为历史主角的首要性上。其他的著作有：《经受着考验的文明》（Civilization on Trial，1948年）、《从东到西：环游世界记》（East to West:A Journey Round the World，1958年）及《希腊精神：文明史》（Hellenism: The History of a Civilization，1959年）等。 汤因比史学的一个卓越贡献就是对人类历史发展的客观进程作出了整体性与综合性的考察。作为“新斯宾格勒派”，汤因比的“文化形态学说”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可以视为斯宾格勒创立的文化形态理论的一种继承与发展。汤因比对文化形态的基本看法如下：
历史研究单位。汤因比认为：“历史研究的可以自行说问题的单位既不是一个民族国家，也不是另一极端上的人类全体，而是我们称之为社会的某一群人类。”从而抛弃了传统史学中的国别史与断代史的概念，而代之以一个个文明（或社会）。
文明的数量。在汤因比，文明考察的视界扩大了，从斯宾格勒的八种发展到二十六种。在这些文明之间，存在着某种亲属关系，即上代文明与下代文明的关系。他承认西方文明也只不过是这类文明中的一个而已，从而疏离了西方传统史学中的“西欧中心论”的陈说。
文明的可比性。在汤因比看来，以上这些文明尽管出现时间有先有后，但都是可以进行比较的。
文明起源于“挑战与应战”。汤因比分析了第一代六个文明的起源，得出了文明的产生是对一种特别困难的环境进行成功的应战的结果。
文明生长的尺度。汤因比认为，并不是所有文明都是能顺利成长壮大的，事实上，有些文明流产了，有些文明则在它们生长的早期就停止了，这显然是因为挑战过量而致。在他看来，文明生长的尺度应当是，在一系列的挑战和应战的过程中，场所发生了转移，即从文明的外部环境移入到文明的内部。在这种逐渐升华的过程中表现出来的“自决能力”，才是文明成长的标志。文明生成的过程最终归结为这个社会内“自决能力”的不断增长，而这正是由那些富有创造性的少数人所促成的。
文明衰落的原因。汤因比认为，文明衰落的原因是“自决能力”的丧失。
文明的解体。大一统帝国——间歇时期——大一统教会——民族大迁移。
西方文明的前景。汤因比反对斯宾格勒对西方文明的发展前途所持的悲观论调，认为只要处理得当，西方文明可以避免解体的命运而且可以保持活力，继续发展。 汤因比的历史理论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代西方史学的两个趋势：
一是19世纪传统的叙述型历史已转向整体型、分析型历史；
二是非西欧地区的历史得到了更多的重视。
在对文明起源的解释上，汤因比提出了挑战与应战的理论，这是他比斯宾格勒高明之处，也比传统的种族论和环境论大大前进了一步，因为他注意到了人和环境的相互关系，注意到了社会发展过程中主体的能动作用。但这一理论也有两个致命缺陷：
一是过分强调了历史上杰出人物的作用；
二是忽视了挑战应战过程中物质因素的存在。
汤因比看到科学发展给人类带来的问题，注重道德的进步和人类自身的完善，有其一定的合理性。但他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夸大了宗教在历史上的重要性。汤因比用他的文明衰落理论硬套其他文明的历史，是不符合事实的。但他在晚年承认了自己的错误，指出仅用一个西欧模式并不能说明一切问题，还应再加一个中国模式或犹太模式，并对中国的未来寄予了很大的希望。从汤因比的理论和体系中，也可以看到当代西方非理性主义思潮的影响：强调潜意识和直觉的作用。但他仍然认为人的理智和良心是高于一切的。在对西方前途的解释上，汤因比也与斯宾格勒不同，他认为西方文明虽然发展到了顶点，但还没有理由说它已走向死亡。西方将来的命运如何，取决于西方人能否面对挑战进行成功的应战，能否解决那些事关西方文明生存的各种问题。这种比较乐观和现实的态度，反映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时代和西方社会所发生的巨大变化。 汤因比说，他后来对人类历史的发展前景从乐观转向了悲观。在每一次像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这样的灾难之后，他都想人们一定会从中吸取教训，不会再那么做了。他一直认为，人们不会再用核武器打第三次世界大战了。然而，事实上人们已经在进行一场相当于世界大战的战争了。除了核武器，人们用各种手段把自己弄得疲惫不堪。人类正处在下一次由自己造成的突然爆发的麻烦中。另外，心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