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嘉塬，是甘肃正宁县和陕西旬邑交界的一个小平原，地处子午岭西麓，北靠桥山，南与陕西省旬邑县职田镇相邻，南面是平原地带，方圆有十多里。上世纪30年代初，初步组建的西北革命队伍，曾在这里发生了一起内部“缴枪事件“。

这次“缴枪事件”，在中共历史上鲜为人知，但是深刻影响了西北红军和西北革命根据地的发展，并且围绕该事件的争论，持续了半个多世纪，最后中共中央不得不出面做出结论。

要厘清此次事件的真相，就得从西北革命的创始人刘志丹和谢子长说起。

刘志丹，原名刘景桂，字子丹。1903年10月4日诞生于陕西省保安县（今志丹县）金丁镇。1922年考入陕北联合县立榆林中学，曾任学生会主席，组织领导学生运动，同军阀井岳秀等封建势力作斗争。1924年冬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秋天，奉党的命令，考入黄埔军官学校。

大革命时代，刘志丹曾任国民革命军第四路军政治处长等职，积极参加反对北洋军阀的战争。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他奔走于湖北、安徽、陕西等省，从事组织起义的工作。1928年，与其他人一起组织渭华起义，任西北工农革命军军事委员会主席。

1928年，刘志丹领导渭华起义失败后，回到陕北，担任陕北特委的军委书记，领导陕北和陕甘宁边界的“军事运动”。

刘志丹

从1928年秋到1930年秋，刘志丹在陕北动员了大批党员、团员和进步青年，进入陕北军阀高志清部、杨庚午部，甘肃军阀谭世麟部，宁夏苏雨生部等进行“军运”工作。刘志丹还利用社会关系亲自打入敌军队中活动，掌握了一部分武装力量。

在开展“军运”同时，刘志丹还派人争取、教育和改造绿林土匪武装。他认为，陕甘地区有许多绿林土匪武装，其中不少人出身贫苦，侠肝义胆，由于生活所迫，铤而走险，被“逼上梁山”。他们同官僚军阀、地主豪绅之间的矛盾相当尖锐、复杂。只要有共产党的领导和教育改造，他们就有可能走上革命的道路。绿林好汉赵连璧（赵二娃） 就是在刘志丹的引导下，走上革命道路的。

1930年10月1日，刘志丹在甘肃合水县太白镇领导组织了一百多人的起义，打死了陇东民团第24营反动营长黄毓麟，收缴了该营的大部分武装。太白起义后，部队分散在合水、保安、安塞边界地区游击，打土豪，消除民团，给群众分财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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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管院一年多的苦心经营和发展，到1931年10月，刘志丹领导的游击队扩大到400多人，有300多支枪，在庆阳南梁地区活动，群众称之为“南梁游击队”。

刘志丹在陕甘边进行革命斗争的同时，他的战友谢子长也在陕北大地艰苦卓绝地奋斗。

谢子长，原名世元，曾改名德元，号浩如，化名冬阳，陕西省安定县（今子长市）枣树坪人。1919年起先后入西安省立第一中学和陕北联合县立榆林中学读书。1922年考入太原学兵团学军事。1924年回安定县办民团，任团总。同年赴天津、北京，参加反帝斗争。

1925年，谢子长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初回安定县继续办民团，利用团总身份进行革命活动。他创办青年军事干部训练班和农民运动讲习所，开展反帝反封建的宣传教育。他组织和领导农民协会打击封建官僚，惩办土豪劣绅，被群众誉为“谢青天”。

1927年10月，谢子长与唐澍等组织领导清涧起义，任西北革命军游击支队营长、副指挥。1928年5月参与领导渭华起义，任西北工农革命军军事委员会委员兼革命军第3大队大队长。起义失败后，回陕北开展武装斗争，任中共陕北特委军委委员。1930年8月任中共陕北行动委员会军事指挥部总指挥。

1929年至1931年，谢子长先后在陕北、宁夏、甘肃等地做兵运工作。

1931年9月，晋西游击的闫红彦、拓克宽、黄子文等人带领二、三十人西渡黄河到陕北，陕北特委动员了一些党团员和群众参加，部队扩大到五、六十人，后与师储杰、杨鼎、杨琪等带领的烟商的保镖武装二百余人联合在一起，称为“师储杰大队”，在陕北安定、延川一带游击。他们在陕北打了胜仗，引起敌人的围攻，站不住脚，于同年10月下旬来陕甘边界，找刘志丹领导的陕甘边游击队汇合。刘志丹立即率部队到东华池同他们汇合，随后开到庆阳南梁地区休整。

1931年11月中旬，谢子长和高岗由西安经平凉来到南梁，他们召开了游击队队委扩大会。会上，高岗传达了陕西省委关于尽快成立陕甘红军游击队的指示，决定在南梁地区建立革命根据地。但在打什么旗的问题上和部队改造问题上，与会者发生了争论。

谢子长、闫红彦认为，根据陕西省委指示，应该尽快打出红旗成立红军陕甘游击队，开展游击战争。

而刘志丹从实际情况出发则认为，目前部队力量小，成分复杂，过早的打出红旗，目标大，会招致敌人的注视，使游击队站不住脚，主张在陇东军阀陈国璋部挂个名义，扩大力量，然后再考虑打红旗问题。

谢子长、闫红彦还认为刘志丹领导的南梁游击队，绿林土匪出身的人比较多，成比较复杂，因此必须进行“清洗”。但刘志丹不赞成采取立即“清洗”的方式改造部队，而是主张“缓一些看怎样想法改造”。

由于与刘志丹分歧比较大，阎红彦还和刘志丹大吵了一顿。结果，虽然双方经过充分讨论，但意见仍然相持不下。

1931年12月下旬，陕西省委派荣子卿来部队传达了省委指示：“九一八”事变，日本帝国主义开始进攻中国，这种侵略行为激起了全国民族民主革命的新高潮，西北形势同全国一样，各界人民强烈地要求抗日，要求民主。在这种新形势下，省委决定成立西北反帝同盟军，谢子长任同盟军总指挥，刘志丹任副总指挥，同时成立了同盟军党委会，谢子长为党委会书记，刘志丹、荣子卿为党委会委员。

谢子长

西北反帝同盟军下设第一、第二两个支队，陕北商贩队和原晋西游击队共300多人，编为第一支队，师储杰任支队长、杨重远任参谋长。陕甘边界游击队400多人，编为第二支队，刘志丹兼支队长，朱理愷任参谋长。

第一支队编成3个大队，一个警卫队（警卫队是原晋西游击队）。第二支队编成3个大队，第一大队队长赵连璧（赵二娃），副队长刘景范；第二大队队长杨丕胜，副队长白冠五；第三大队队长贾生财，副队长谷聚山。每个大队下设3个中队。还任命了马锡五为第二支队军需长，张天禄为第二支队副官长。

西北反帝同盟军成立后，队委会根据省委的指示，再次讨论是否尽早打红旗的问题，内部争论仍很激烈。

谢子长派阎红彦、杨重远和刘志丹谈话，进一步进行说服。但刘志丹坚持自己的主张。刘志丹还认为，“同盟军的成分虽然复杂，但绝大部分是受压迫剥削的贫苦农民，他们因无法生活，才来参加革命的。还有一些流浪汉和一些反对国民党压迫的其他阶级的人，在社会上站不住脚，投入我们的部队，并不是坏事。这些人虽有自由散漫、纪律松弛的一面，但是也有仇恨国民党的一面，动员他们回家生产或另谋活路，使之不要与我们为敌”。

在分歧无法化解且愈演愈烈的情况下，谢子长、阎红彦等依靠反帝同盟军内以原晋西游击队为骨干的一支队部分武装，在刘志丹不知情的情况下，决定对刘志丹领导的以原南梁游击队为主的二支队实施武力缴械的“整顿”计划。

1932年1月3日，部队到达三嘉塬。大年三十前，“缴枪事件”爆发了。

三嘉塬红军游击队旧址

为了对此次事件有一个客观、全面、公正的认识，还是听听当时事件亲历者的回忆。这几位亲历者，属于不同方。

先听听属于谢子长一方的雷恩均的描述。雷恩均陕西子长人，1925年入党，曾参加谢子长领导的清涧起义，先后担任过陕北支队执法队队长、西北反帝同盟军大队长。解放后曾任甘肃省政协副主席。他回忆道：

农历十二月二十七日下午，谢子长在他的驻地召集反帝同盟军一支队大队长以上党员负责人开会，讨论群众纪律问题。荣子卿、杨仲远、阎红彦、白锡龄、胡廷俊、我都参加了。师储杰未参加，怕走露消息，也没有通知刘志丹参加。

会上，子长说赵二娃等人违反群众纪律，把群众的辘辘故意丢下井，晚上出去抢人，抢老百姓的东西，搞得群众害怕我们，让大家讨论怎么办？参加会的同志都说我们不能脱离群众，改造不行，要采取坚决措施。

最后决定用部队开拔集合讲话机会，收二支队的枪，处决赵二娃。

第二天(农历十二月二十八日)早上，整个部队集合在三嘉塬一群众的打麦场上，子长站在场边一个粪堆上讲话，话一毕，白锡龄就一枪打死了赵二娃，并收了二支队的枪。

收二支队的枪，师储杰心里有些害怕，加上部队宣布要进行整顿，严明纪律，过去干土匪的都觉得不大自由了，就暗地里活动师叛变。

刘志丹的胞弟、时任二支队一大队副队长的刘景范回忆道：

1931年旧历正月初一早上，谢子长以集合部队训话的名义，把全军集合在二支队驻地细嘴村的打麦场上。一支队集合在场的东边，二支队集合场的北边，一支队的警卫队集合场南边，谢子长、荣子卿来到麦场南边碾场的碌碡旁边。

队伍集合好后，谢子长站在碌碡上讲了几句以后，要各支队的领导人和各大队队长集合，他们便集合在谢子长面前。这时谢便大声喊着说：“有些人挂羊头，卖狗肉！”这是他们定的暗号。这句话一出口，白锡林把赵连璧拦腰抱住，阎红彦用驳壳枪对准赵的太阳穴打了一枪，赵连壁倒地死了。

阎红彦随即扭头夺了刘志丹的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