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总是只会处理那些能够解决的问题。我们总是只有在物质条件或问题的解决方法已经存在或者至少已在形成过程中时，才会发现问题本身的出现。
——马克思你与手机现在的关系，总有一个这样的处境：
静止的手机忽然一条一条地发送着消息。要么是一个人发给你多条信息，简称一对多；要么是多个人发给了你一条信息（也可能是多条），简称多对一。这两种在我似乎“漫长”的手机使用史中，都遇到过。
但我通常的设置是将手机静音，将很多软件的消息推送设置取消，将消息提示音取消。只留微信、信息与邮箱的首页弹出。
但某一日，我遭遇到：因手机下载某不合格软件而导致手机失控，链接的中国移动公司软件内部各种游戏币、铃声等内部消费项目忽然从我手机话费里疯狂地扣除，还有手机话费积分地疯狂扣除，手机上部的提示信息不断。那一刻，是我体会到的“多对一”手机信息轰炸的个人极致体验了，并且带着恐慌直指最终话费被扣除200多元，积分从几千变成了几十。这种处境就是手机中毒。在中毒期间，手机会疯狂弹出信息，那连接的实名注册以及绑定银行卡等信息一起增殖到了那种恐慌的情绪中。
“一对多”的处境大多是你的上司找你忽然布置任务，或者你爱的人有急事找你（前提是电话打不通或者不接）。这种情况对于前者你会感到厌烦，对于后者你也会感到惶恐。
但更多的时候，如果你不将各种软件设置取消推送信息，你将会不断地收到多对一的那些无聊的信息轰炸：无关紧要的一条又一条的新闻、娱乐、天气、优惠活动等信息。这种情况我遇到过几次，就是手机忽然莫名其妙的将各大软件的推送打开，一开始我还以为见鬼了，等我仔细回忆之后可能是手机系统升级的缘故。所以我又得点开设置将一个又一个的软件的推送消息关闭。
我说过并没有将短信、微信以及邮箱的推送消息关闭。这三样已经是现在的人们生活中最重要的沟通方式了。而这三样内置于手机中，假如手机一旦丢失或者掉马桶里，你会像锅中的蚂蚁一样。但等到你费尽气力最快速度买到或者修好手机后，你发现并没有多少人联系你。失落感瞬间铺满你的脸，你对世界并没有你想得那么重要。现在的处境是：你以手机为中心，但它渐渐地将你变成奴隶。
你与手机的关系，平日里，信息不多也不少。但忽然某一日，各种保险公司，航空公司、注册卡公司、各种会员卡公司、理发店、商店、健身房、按摩店、眼镜店、咖啡店、电影院、购物网站的好物推荐，甚至便利店、药店，更甚至一家煎饼店与烤冷面店忽然给我发来了“祝福”的短信？是的，这一天，告诉总是遗忘自己出生日的我自己的生日到了。这是后手机时代一个独特的现象。孤独的人可以拿着这些无聊的短信告诉自己，这个世界究竟有多么虚伪的东西在围绕着你的身边，将你捧到虚幻的中心。你，置身在了垃圾信息的中心。这在每年的生日里，我感觉都很糟糕。
我方才提到了“漫长”的手机使用史。
我自己独特的体验是：
在大学之前我用的手机是小灵通，并非智能手机。也在那个期间没有注册过QQ。那个时候，没有加入班级QQ群似乎也无关紧要。但现在的学校，却似乎变得至关重要，因为很多老师居然会在群里布置“网上作业”。还会在家长群中告知家长监督自己的孩子完成。“减负”呼喊总在变异，互联网与手机的出现将这种变异加剧化。“减负”，自始至终都是一个虚构的叙事。这是糟糕的叙事。手机营造的方便快键的另一面是持续焦虑的孩子和家长。这是现在教育互联网化的一角，这一角看着就会很沉重。除此之外的生活，离开手机就像是闪回到山顶洞人时期一样。在我们承认手机如此重要的时候，我们似乎忽略它的出现仅仅用了很短暂的时间。这令人恐怖。
我是2012年高中毕业的，那个时候老师还不会想到在手机群里布置什么网上作业。那一年距离2011年微信的诞生才1年，虽然只有1年，也就是在2012年的8月份，我第一次注册了QQ。虽然移动QQ进入移动电话是2000年左右的事情，但是因为对于手机的不敏感与忽视，我对于智能手机没那么在意。
甚至当时我对电脑都不怎么感兴趣，电脑课上只在意玩个三维弹球，玩得不亦乐乎。之后，面对电脑打字，我都采取过买手写板连接电脑输入的经验，由于手写板输入太慢，导致我当时一个网上即时作文复赛比赛没写完，很懊恼。就是因为这一次比赛的失误，我对于电脑打字才开始上心。而后我在大一时才开始真正独立使用笔记本电脑和有了第一台智能手机。
所以，到目前为止，我使用智能手机的时间是7年。而智能手机出现的时间与我出生年一致，1993年。也就是说智能手机出现到现在的时间是26年。而我的成长伴随着智能手机的成长。也就是说之后我年龄多大，智能手机年龄就多大，听起来还很神奇。
而第一台移动手机诞生于1973年，距今46年前。移动手机的出现伴随着一个故事，这个故事的时间是1973年4月3日。
而我还想提到一个时间点是，1972年7月15日下午3:32分，是建筑学声称它有后现代主义开始的时刻。那一刻，美国密苏里州炸毁了一个为低收入者设计的住宅区，因为不能居住。在此刻之后，有建筑学者称之为这个事件宣告了建筑的国际风格的死亡。这种国际风格大致上可理解为四四方方而又平坦规则的建筑，它的目的是为了居住的实用。
往前倒大约多半年，1971年，迪士尼世界向公众开放。也就是说，在那一刻，实用的建筑比起令人娱乐的建筑更接近人们想要的那种东西，即一种幻想式的乌托邦建筑。这种漫画式的建筑风格为现代理论忽然滑向后现代理论做出了支撑。
也就是说，手机的出现，一开始是方便快捷的沟通的实用性，到现在，这种实用性已经滑脱到了娱乐性上，手机功能的繁复迭代与最初的实用性产生了疏离。
这种疏离感可解释为一句时髦的玩笑：“我在你面前，而你却在玩手机”。这种疏离感增大，可以变成另一种玩笑：“你不能总是低头玩手机，应该多抬头看看这个世界。你会看到全世界都在低头玩手机”。
人与人之间的距离感因为手机而被拉大，这看上去像是一个人类自食其果的反讽。信息的传递从鸽子腿上的纸条，八百里快马加鞭的密信到现在传递一条信息可以秒速。在努力消除因信息传递中的误解有时甚至却增加了误解。这种荒诞的处境感在于一条又一条的信息有时都不能说清一件事时，十分令人厌烦。
对于信息的恐慌感以及近期在微博上那个关于对微信长语音的恐慌感的投票。在微信短语音与长语音之间人们更愿意听短语音。这个短其实是不长不短的意思。就像我对于留着不长不短头发的姑娘一样欢喜。人们总是拿捏着任何事情的那个度，而一条接着一条的消息轰炸与刷着一刻不停的小视频一样令人恐慌，前者是烦躁的恐慌，后者是娱乐过度的恐慌。前者我们的大招是彻底躲避，后者我们的大招是卸载那个软件（注意是卸载，关闭手机只会掩耳盗铃）。
对于工作量与难度的避开与过度娱乐痴迷刷新这二者间有着一样的“后现代”问题：
还有吗？
对于前者，期待的是不要再有了；对于后者，我们期待的是，还有别的什么吗？一个是祈求少一点来增加我们更多轻松的娱乐时间，另一个是祈求更多的新鲜与刺激来满足我们旺盛的好奇心。但二者殊途同归，都是以弗洛伊德那个快乐原则为导向，在避开那个令自我畏惧的庞大的超我结构对人快感的压抑的同时，自我也在一点一点地趋近本我。但令人不安的是，在面对网络勾连纵横起的成千上万的人造景观中，人类第一次像一个吃不饱的巨婴一样拿着手机疯狂地质询着：还有吗？还有别的什么吗？
这种类似酒瘾、毒瘾、性瘾一样的瘾同样麻痹着神经的触感，使得虚拟与虚无之间就是人类亲手炮制的一座脆弱的桥梁。那种介于是否崩塌之间所带来的刺激的快感弥漫着整个肉体。身体可以被模拟到达任何世界的角落，抵达任何的感觉。当一切新奇又变成无聊的时候，我们会再一次急不可耐地问着：“还有别的什么吗？”
需要注意的是，我们当下的肉体似乎变得越来越自由，甚至可以说是放纵。但是精神越来越禁锢，或者说是被幻想愚弄。看似我们凭借着信息爆炸什么都懂，肉体任意驰骋，但总在夜深人静的时候觉得自己像是被流放到宇宙深处任你无处的漂泊一样的令人战栗与寒凉。
必须引起重视的是，后现代是拼贴的时髦。激进的鲍德里亚站在极端虚无主义的山峰上呼喊：“大众已经成为了媒体的人质”。我们获得的知识成了表象的，成了被贩卖的，被消费的，它包裹着欺瞒与诈骗。但我们似乎无暇顾忌于此。
就像我父母微信给我的每一条所谓必看的关于人体健康以及社会周遭的那些危机的新闻，我都会查半天资料确证信息的真实，然后再发送给父母的微信中告诉他们那有一多半是假的。然后发完后我再怀疑半天用以确证这是虚假的那些资料是否也是炮制的信息呢？这个时候，对于真实是什么的疑问会再次涌现在我眼前，刚才那一番证明真假的过程像是一次文字游戏而已。这种感觉很糟糕。真与假某种程度上就是简单的二元对立的分析，这种分析导致一个糟糕处境，就是失去对于事物复杂性与真实性的把握的丧失。
也即是说，手机里的那个世界，我们对于明确它是虚幻的总是持有一点浪漫的遐想，总认为它应该是真的吧？但并不是。我们不过是被一种叙事所打动，这种触感的虚假性令人惶恐。
叙事是什么？简单理解讲一个故事，一个能够令人相信的故事。手机里的千百个软件都是在这样的叙事——使你相信。比如法庭上正反双方都在讲故事，给这个故事拿证据，然后证明这个故事是一个真实的故事。比如那些调解夫妻婚姻的节目，男女双方各自说一个故事，然后看谁说的真实？怎么能挖掘出人口中的事情里那个心中深层的原因呢？这曾经是困扰弗洛伊德的难题，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他的那些神经症病人的那些“神经”呢？弗洛伊德找到了一个近乎万法归一的原因，是性力。
这个原因是否具有科学性和严谨性，这是当年乃至后来很多人质问弗洛伊德的原因。这个质问也是我的研究生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