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田飞龙】
福山诅咒俄罗斯，坚定捍卫自由民主信仰和“历史终结论”，坚定捍卫美国自由霸权的至上性和规范正确性，这完全不意外。
3月10日，福山在《美国目的》（American Purpose）杂志发表专栏文章《准备失败》，是对“普京主义”的历史审判，判定普京与俄罗斯必败，因为自由民主必胜。
福山是这个思想性杂志的编委会主席，其官网标示主旨为“捍卫美国自由民主”。你没有看错，捍卫的是美国的“自由民主”，而不是其他任何地方或形式的什么民主。文章的写法也不是学术论证，而是要点预言式的猜测和评断。这是福山信仰的底牌，是福山对美国的“效忠宣言”，也是福山哲学思想回旋退步的标志。福山怀疑俄罗斯，但也暴露出思想的封闭性，其30余年来丰富的经验比较、学术反思以及惊人的公共写作产量，最终并未带来任何结构意义上的思想进步。
俄乌战争陷入僵持状态，各路预测和分析花样翻新，几乎遍及所有热门学科与热门学派。当然，这一重大事件值得这样高强度的关注和辩论。俄罗斯遭到西方世界的全体系围攻和批判，其惨烈程度前所未有。批判甚至诅咒俄罗斯，正在西方成为一种强势的政治正确与全球化意识形态，裹挟一切，几乎无人敢于对抗。谁要对俄罗斯有所同情理解，对西方霸权及其自由民主基础有所反思，就一定是“通俄”逆子，必然遭受歧视和压制。
自由民主的西方在俄罗斯的战争测试下，成了敌我区分和身份政治的急先锋。从长历史来看，并仔细检讨自由民主的规范原理，这一体系中从来都有“国家”，也从来都有“敌人”，更是从来都有“专政”与“霸权”，只是在和平时期与霸权巅峰时期“藏于”水下及晦暗背景之中而已。
俄罗斯的军事攻击行为深层次破坏了西方世界的自由民主信仰：其一，证明苏联解体后以自由民主模式改造俄罗斯的历史进程彻底失败，自由主义败给了民族主义；其二，俄罗斯是个大国，以军事实力阻止北约东扩，阻止乌克兰成为北约地缘政治工具，追求一个大空间的安全秩序，这使北约遭遇到自身力量的局限和规范价值的局限。
自由民主止步于乌克兰，“历史终结”陷入西方的“内循环”，这是对西方现代性与普适文化的重大精神挫败。回应这种挫败的，就是西方世界对俄罗斯的“全盘否定”，以及回避事情本身的是非曲折与解决问题的建设性方案，一味采取“泄愤”式的升级制裁、军事援助的间接战争以及从政治文化批判上加以规范性诅咒。
福山在此次危机中再次站到了思想和政治舆论的最前沿，但他不是展现出反思与和解的哲学锋芒和政治智慧，而是暴露出其自由民主信仰的僵化与“历史终结论”的歇斯底里。
福山是最著名的美国公共知识分子，以1989年的“历史终结论”为思想标志，一战成名。福山还是善于“与时俱进”的跨国公共知识分子，在世界各地有很高的知识影响力和人气，并以适当批判美国民主的内在弊端与功能缺陷，受到更广知识社会谱系的关注与认可。从1989年至今，福山非常享受来自世界各地的各种约稿、访谈、论坛与直播秀，在其中展现知识的博大精深与立场的灵巧机智。福山甚至一度以“国家能力论”、“政治秩序论”对自身的“历史终结论”加以反思，给全球知识界带来某些新意和增量，还曾一度为中国知识界津津乐道，引为学术上宾和思想力榜样。
福山和他的“历史终结论”，曾一度引领国际政治思潮
但福山在美国自由民主陷入深刻危机尤其是遭受到俄罗斯挑战时，严肃站队，以政治而非哲学立场确立自身的评判依据。“政治”的福山打败了“哲学”的福山。比较而言，米尔斯海默的历史分析倒是有几分学者的较真和坚韧，尽管遭受美国学生的政治围攻。福山不是那样的人，他是精明的公共知识分子，深明知识与意见的交往妥协之道及其利益空间。
回到福山的文章本身，其基本逻辑是：普京汇集了大国专制和民粹主义，乌克兰代表了自由民主的前沿战斗力量，美国等西方所采取的援助政策完全正确，普京的军事冒险必然失败，历史终结论长存。
作为公共知识分子，福山当然知晓美国的痛点和关切，故不仅仅是在诅咒俄罗斯，也正面提及了中国大陆对台湾地区的所谓威胁，警告中国不要盲动，提醒台湾做好战备。福山的若干预测式分析，完美契合了拜登政府的基本立场以及对美国最佳利益的判断与维护，既可看作对美国政府的完全辩护，也可看作对乌克兰抗争力量的精神支持。没有什么比这一立场更“正确”了，也没有什么比这一立场更“无用”了。
福山的具体预测分析分为12点，有些散乱，逻辑性不够强，下面简要地一一予以检讨和商榷，以呈现福山论述的知识短板和信仰代替理性的思想倾向。
第一，俄罗斯军事崩溃论。
这涉及文章提出的第1点、第2点和第11点。福山认为普京的军事行动高估了乌克兰亲俄势力，低估了乌军抵抗力，已陷入多个城市的进攻泥潭，进入僵持的消耗战，其军事阵线和政治地位可能突然崩溃。
福山不是军事专家，其所依据的分析情报主要来自乌克兰官方战报和西方媒体的系列报道，军事参考价值本就不高。乌克兰战争确实没有打成“普京闪电战”，这一方面出于乌克兰军队得到西方超规模的军事援助和情报支持，另一方面也与普京的战略意图有关，即寻求乌克兰的“去军事化、去纳粹化和中立化”。普京主义不是希特勒主义的翻版，在总体战略意图上难以扩展到占领全乌克兰甚至攻击北约国家，而是基于地缘安全的有限目标采取军事行动，换取谈判桌上的有利地位以形成书面化的安全保障法律文件。
乌克兰战争本质上已经是代理人战争，乌克兰军队只是“肉身”上的国家军队，其指挥权、情报系统、尖端武器系统甚至和战大计很难由自身完全决定，而北约的超限军事援助、外籍援助军团及全方位的战争支持系统，已经在乌克兰战场发挥关键作用。战争本质不再是乌克兰人的自由保卫战，而是北约集团的代理人战争。
福山的分析中完全没有北约因素，没有北约东扩的源头责任分析，没有地缘政治的复杂性分析，也没有对普京主义与俄罗斯战争意图的内在理解，其所做的军事和战略预测只能是西方“自由民主”固执情感的一种转移表述。福山还宣扬了土耳其无人机的巨大战场作用，似乎这是乌克兰抵抗俄罗斯的外援利器。福山对土耳其在乌克兰战争中的两面性和复杂立场，缺乏深入分析，也就缺乏深度和洞见。
第二，普京政治失败论与民粹主义挫折论。
这涉及文章提出的第7点和第8点。福山认为普京的强人政治是其支持来源，而表现无能或遭受权力剥夺会导致普京决定性的政治失败。
这是对普京权力之政治基础与合法性的分析，其中没有提到普京是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民主选举体制选举产出的，也没有提到普京上台以来恢复俄罗斯民族主义及重构俄罗斯联邦的有效进展。福山的言下之意是，在美国发动的全体系制裁下，俄罗斯寡头势力和国内反对派会因遭受经济利益损害而加速政治反弹，会以推翻普京的政变来终结俄罗斯强人政治，换取西方的政治谅解并解除经济制裁。
这是完美的俄罗斯“二次颜色革命”路线图，是休克疗法失效后再次的大剂量注射行为。但俄罗斯的政治合法性基础到底是什么？俄罗斯的国家意识形态到底如何？在这方面，福山的分析只是外部性的自由民主规范性批判，不涉及对俄罗斯历史传统与政治思想基础的内在分析，对普京主义20余年民族主义政治积淀也缺乏科学的评估。福山对亚历山大·杜金的系统理论似乎也没有阅读兴趣和知识性消化。如果福山以为普京高估了乌克兰的亲俄势力，福山自己可能也犯了错误，高估了俄罗斯的亲西方势力。福山显然将普京视为煽动性的民粹主义者，且在全世界有着政治同类（比如法国的勒庞、匈牙利的欧尔班、巴西的博索纳罗、美国的特朗普等），而随着普京主义的失败与普京可能的政治出局，他的政治同类也会遭受重挫。
福山显然将民粹主义作为自由民主之敌，但他应当知晓整个西方民粹主义正是在自由民主基础上演变异化而来，是对自由民主内在的精英本位与利益内卷的政治批判，英国脱欧和特朗普当选就是典型事件。
当特朗普公开称赞普京军事行动正确性时，福山应该感受到美国危机的加重，因为民粹主义不是自由民主的外部敌人，而是自由民主的内在缺陷。当特朗普2024“王者归来”时，不知福山如何理解和接受。进一步，福山论述偏向于民主党的自由普适主义，但这只是美国意识形态的基本面，且无法解决自身内部矛盾，社会造反与阶层撕裂的思潮和动力已在美国内部积聚，看看中期选举和2024大选结果吧。
特朗普支持者攻入国会，图自澎湃影像
第三，全球治理失败论与外交谈判无效论。
这涉及文章的第3点和第4点。福山认为乌克兰战争爆发以来，联合国安理会毫无作用，联合国大会决议是有用的，可以用来甄别：谁是自由民主的盟友，谁是自由民主的敌人。福山提到了根据大会决议投票情况出现的两个异类：“坏分子”，当然是指投反对票的俄罗斯、白俄罗斯等国；“敷衍分子”，当然是指投弃权票的中国、印度、越南等国。
福山的全球治理失败论我基本赞同，我也专门撰写过《俄乌战事如何折射全球安全治理困境？》（中新社“东西问”专栏）。二战后的联合国体制，尤其是安全理事会制度，是建立在“大国一致”基础上的，五个常任理事国都有“一票否决权”。这就决定了安理会治理能力的限度：只有大国一致才能有实质性决议和行动；如果大国分裂，相互否决，就只能瘫痪无为了。
这一制度架构当然是有局限的，但也是现实主义的，因为世界政治的真相是大国协调共治，安理会只是落实共治方案，如果无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