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目录
- 司柳之争，老百姓最关心什么，你如何分析
- 你支持司马南吗
- 你认为司马南质疑联想自始至终的强硬态度和背后底气来自哪里
- 科学的尽头是神学吗
- 刘备是如何得知诸葛卧龙住所的
- 诸葛亮的墓在哪里绳断下葬的说法可靠吗
- 诸葛亮六出祁山，这个祁山具体在今天什么位置有哪些渊源
司柳之争，老百姓最关心什么，你如何分析
司柳之争，不是个人恩怨，而是公理和私利之较量。司马南是为民请愿，他置个人安危而不顾，勇敢地站出来揭穿国有资产被个人鲸呑的现实过程。老百姓打心眼里敬佩司马南，他们最关心的是，这场争论是否有一个公正的结果。如果国家相关部门不及时介于调查，这场争论将可能陷入无休无止的纷争之中，司马南将可能长期处于舆论地漩涡之中。柳传志以及像柳传志这类人将会永远逍遥法外。
你支持司马南吗
支持！司马南先生虽不是什么公知大伽，但司马南先生的言行充满了正能量，代表了中国大多数人的观点，我们非常认同司马南先生的观点，所以，我们支持司马南先生！但是有些公知大伽，像芳芳等人，拿着国家的俸禄，却干着损害国家荣誉的坏事，让人非常不齿，这种人，迟早要受到国家或人民的审判。
你认为司马南质疑联想自始至终的强硬态度和背后底气来自哪里
司马南是一名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真正中国共产党党员，他没忘记自已的入党誓言。当国家和人民受到损害时，他能第一时间站出来反对。他认为，这是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做的事。也是正义事，也是爱国事。所以司马南质疑联想自始至|终的强硬态度和背后底气来自共产党和人民。
科学的尽头是神学吗
科学的尽头是神学吗？
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弄明白什么是科学、什么是神学；但清清楚楚说清这两个慨念的人恐怕还沒有出现；既然无明确的答案，何来谁是谁的尽头？
要按时间上的出现早晚，神学应该是自有人类出现，就已相随；占卜问卦、神汉巫婆等玄学既是神学的承载者又是发展的传承者，殷商时期的甲骨文就是当时神学文字记录的雏形；当然国外的神学起源或早或晚扵我国，如埃及文明，巴比伦文明等等；神学由唯心主义到朴素的唯物主义、形而上学的思想一路走来，科学半路随行，相互消长。
科学的高度空前发达无法否定神学，神学亦然；而科学中许多未解或可在神学中寻找灵感，而神学借助科学的发达而繁荣；二者既是矛盾的统一体又是矛盾的对立面，共生共存，谁也不是谁的尽头和终极。
伟大的科学家牛顿、亚里斯多德、爱因斯坦、霍金都从宗教神学中寻求过心灵的安慰，不等扵科学的尽头是神学！因为无论是多么伟大的科学家，他们的身体思想是科学的载体，而不等扵他们是科学的本身！
科学和神学是悖论的命题；一直会走向他们的永远，如同时间；如果有一天，假如，一方殒消了，另一方何以存为？
刘备是如何得知诸葛卧龙住所的
在传统观点和《三国演义》这部明代章回小说中，向刘备举荐诸葛亮的一共是两个人，一是徐庶即徐元直，另一个是司马徽即司马德操。
持徐庶荐诸葛的是《三国志·诸葛亮传》，陈寿详细记载了徐庶新野荐诸葛的经过：“玄卒，亮躬耕陇亩，好为《梁父吟》。身高八尺，每自比于管仲、乐毅，时人莫之许也。惟博陵崔州平、颍川徐庶元直与亮友善，谓为信然。时先主屯新野。徐庶见先主，先主器之，谓先主曰：诸葛孔明者，卧龙也，将军岂愿见之乎？先主曰：君与俱来。庶曰：此人可就见，不可屈致也。将军宜枉驾顾之。由是先主遂诣亮，凡三往，乃见。”延伸阅读，《三国志》所有的文字记载都没有提及司马徽举荐诸葛亮之事，文中提到的诸葛亮好友“惟”崔州平、徐元直二人。
而东晋襄阳人习凿齿的《襄阳记》却说：“刘备访世事于司马德操。德操曰：‘儒生俗士，岂识时务？识时务者在乎俊杰。此间自有伏龙、凤雏。’备问为谁，曰：‘诸葛孔明、庞士元也。’”（见《三国志·诸葛亮传》裴松之注引《襄阳记》）。《襄阳记》在记载司马徽举荐诸葛亮的同时还举荐了“凤雏”庞统，没有提及徐庶荐诸葛之事，同时将诸葛亮的好友变成了司马徽、庞德公、庞统三人。
另外，明代罗贯中的《三国演义》也有一些章节涉及了这个问题，但因《三国演义》是文学创作，其虚构的情节与史实相去甚远，故暂且不表。先就《三国志》与《襄阳记》举荐诸葛亮的不同记载做一个分析。从这两段文字我们可以看出，《襄阳记》的记载与《三国志》有很大的不同甚至完全是相悖的。
第一，两说地点不同。徐庶荐诸葛是在新野，司马徽荐诸葛是在南漳。查刘备当时驻军于新野无疑，而刘备见司马徽则《襄阳记》没有给出会见的缘由、经过和明确地点。而《三国演义》云刘备马跃檀溪后落荒至水镜庄，此说已被学术界证明为小说虚构，非历史事实。后人有以《三国演义》所云司马徽故里水镜庄旧址位于今天湖北省南漳县的玉溪山麓，因无其他史料，且从此说。
第二，两说举荐对象略有不同，称呼也略有不同。《三国志》中的徐庶仅仅举荐了“卧龙”诸葛亮一人。而《襄阳记》中的司马徽则举荐了“伏龙、凤雏”两人。“卧龙”、“伏龙”意同字不同，南阳有卧龙岗，而襄阳有伏龙山。不过，后世采用最普遍的的是前者，是“卧龙”而不是“伏龙”。
第三，两说举荐的结果不同。《三国志》徐庶荐诸葛之后，“由是先主遂诣亮，凡三往，乃见”，“遂诣亮”的表述充分展现了刘备求贤若渴的急迫心情，其间也没有留出刘备再见司马徽的空档。而《襄阳记》司马徽举荐了诸葛亮、庞统之后就没有了下文。尤其是司马徽举荐的“凤雏”庞统，所有史书都没有刘备哪怕是“一顾凤雏”的任何记载，似乎两人仅仅是说说玩笑而已。甚至直到庞统亲自投奔刘备手下做耒阳县令的时候，刘备似乎还不知道庞统是谁？究竟有什么样的能耐？足见司马徽举荐庞统为无稽之谈。
第四，两说之间没有时间前后关联的记载，从现有的史料来看，无论是《三国志》所记徐庶举荐诸葛亮，还是《襄阳记》司马徽举荐诸葛亮、庞统，刘备似乎都是第一次听说诸葛亮其人。也就是说《三国志》记载的徐庶新野举荐诸葛亮时，事前没有司马徽襄阳荐诸葛；而《襄阳记》记载的司马徽襄阳举荐“伏龙、凤雏”的时候，事前也没有徐庶新野荐诸葛的任何蛛丝马迹。
第五，两说成书的时间不同，陈寿（233~297年）写《三国志》时为西晋泰始十年(274)前后，距诸葛亮躬耕南阳(建安二年至十二年，即197~207年)近70年。而习凿齿（？～383年）晚于陈寿百余年，距诸葛亮开始躬耕已有173年。
由上述5个方面看来，陈寿《三国志》记载的徐庶新野荐“卧龙”诸葛亮，与习凿齿《襄阳记》记载的司马徽襄阳荐“伏龙、凤雏”的两说具有不可调和的矛盾，一定是一为真，一为伪；一为据史实录，一为凭空臆造。
依我之见，陈寿所著二十四史之一的《三国志》距东汉末年时间更近，早于习凿齿的地方野史《襄阳记》百余年，况且陈寿在记载这一史实的时候，是从西晋中央王朝的角度出发，没有地域观念，按清代著名史学家赵翼《廿二史剳记》的史学观点，后世校勘史书相互抵牾之处时，“多就正史纪、传、表、志中参互校勘，其抵忤处，自见辄摘出”，即限定以正史作内校或外校，不取野史校正史，因为“间有稗乘脞说与正史歧互者，又不敢遽诧为得间之奇。盖一代修史时，此等记载无不搜人史局，其所弃不取者，必有难以征信之处。今或反据以驳正史之讹，不免贻讥有识”。赵翼的这个观点很值得我们借鉴，陈寿在编写《三国志》的时候，必定已经参阅了西晋初年他所能见到的所有史料，与诸葛亮有关的“此等记载无不搜人史局，其所弃不取者，必有难以征信之处”。《三国志》中没有记载诸葛亮与住在襄阳的司马徽、庞统等人交往的文字必定有他的道理。而处于南北分裂的东晋习凿齿在编写《襄阳记》的时候，偏安南方、溢美家乡的心态怀极为浓重，习凿齿以蜀汉为正统，以诸葛亮为楷模，以家乡襄阳为其挚爱，所以，置《三国志》已有明确记载的“躬耕南阳”于不顾，“借南晋之新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