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乌之间：从乌鸦报喜到唾而逐

在南宋以前的数千年里，乌鸦被人们视为祥瑞，长久以来广受追捧。从上古到夏商，乌鸦是寄托太阳崇拜的神鸟；西周以降，乌鸦成为了仁孝的象征，后被儒家文化所推崇。然而，物极必反，乌鸦后来逐渐成为了国家和国君危亡的预兆。特别是自南宋以来，民间对乌鸦的憎恶之情发轫于诗词，并伴随历代文人的书写不断发酵，最终席卷大江南北，影响至今。

金乌负日的传说

自农耕文明伊始，古人对乌鸦的认知就随着对太阳的崇拜建立起来。汉乐府《长歌行》云，“阳春布德泽，万物生光辉”，太阳滋润万物，对于农业生产尤为重要，因此人们开始对太阳的持续观测。在此过程中，人们发现太阳表面会不时出现一些黑影（即太阳黑子），并且位置还飘忽不定，清代王筠《文字蒙求》载，“日中有黑影，初无定在，即所谓三足乌也”，先民们施展了天马行空的想象，以自然界中通体乌黑又可以飞翔的乌鸦为原型，创造出了“金乌负日”的奇幻场景：乌鸦是上天的使者，每天背负太阳从东边升起，西边落下。这似乎便是《山海经·大荒东经》中“汤谷上有扶木，一日方至，一日出，皆载于鸟”的滥觞。

图1：河姆渡文化双鸟负日纹骨匕，浙江省博物馆藏

图2：河姆渡文化双鸟负日纹牙雕，浙江省博物馆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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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凌家滩文化玉鸟负日，安徽博物院藏

在中华文明的不同地域，金乌负日的意象源远流长。在长江流域，河姆渡文化出土了刻有双鸟负日的装饰，日心和鸟眼的位置刻有凹痕。在第一期（公元前5000-前4500年）文化层中出土的骨匕上，刻有两组相同图案（图1），每一组两只鸟的鸟身连为一体共负一日；在第二期（前4300-前4000年）文化层出土的牙雕（图2）上，两只鸟的鸟首相向，鸟羽向外张开，艺术表现上更具有动感和美感。后来在凌家滩文化（前3500-前3000年）中，出土了直接以玉鸟为整体造型的玉器，其背上刻有太阳的图案（图3）。在黄河中下游流域，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约前4000-前3000年）出土的陶器上，出现了飞鸟负日的纹饰图案（图4），而且在鸟尾和鸟趾的地方都出现了三个分岔，这或许是后世三足乌的原型。

图4：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的金乌负日图案

商朝建立后，创立了以十日为周期的历法，随之产生了十只金乌的意象，并且后来向西南传播，融入了古蜀文化。历法是农业社会最基本的秩序，建立在长期对太阳观测的基础上，郭沫若在《甲骨文字研究·释支干》中认为商王朝“以十日为一旬之历制，殷人月行三分制为旬”，也就是如今我们所习惯的每月有上中下三旬，一旬有十天，而这很可能就是天上有十个太阳的神话原型：《山海经·海外东经》载，“汤谷上有扶桑，十日所浴……九日居下枝，一日居上枝”。这种神话原型随着商文化的向外传播，在古蜀三星堆文化（前2800-前1100年）中以实物的形式出现：在高大的青铜神树上，刚好栖息了十只神乌（图5）。在三星堆之后兴起的金沙文化中，金乌负日的纹饰也不断出现，既有四乌负日的金箔，其中太阳被勾勒出发出万丈光芒的具象，也有三乌负日的玉璧形器，玉璧的中央孔洞与太阳的轮廓重合在一起（图6）。

图5：三星堆文化青铜神树上栖息的九只金乌，三星堆博物馆藏，任疆摄

图6：金沙文化中神鸟负日图案，四川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藏，任疆摄

后羿射日与乌鸦报喜

商周之际的变革对后世中国产生了深远影响，王国维曾在《殷周制度论》中指出，“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莫剧于殷、周之际”。周人给后世留下了丰富的遗产，后羿射日的神话传说便是其中之一。在这个很可能是由周人杜撰的上古神话的背后，隐藏着周人推翻商朝统治的重大变革：

逮至尧之时，十日并出。焦禾稼，杀草木，而民无所食。猰貐、凿齿、九婴、大风、封豨、修蛇皆为民害。尧乃使羿诛凿齿于畴华之野，杀九婴于凶水之上，缴大风于青丘之泽，上射十日而下杀猰貐，断修蛇于洞庭，擒封豨于桑林。万民皆喜，置尧以为天子。（《淮南子·本经训》）

这个神话故事讲述了上古时期，天上同时出现了十个太阳，导致赤地千里，寸草不生，妖魔鬼怪在人间兴风作浪，于是尧帝派后羿斩妖除魔，射下了太阳，最终收服民心。如果联想到商人以十日为一旬的历制，那么十个太阳一同出现所带来的灾难影射的正是商朝末年混乱的社会现实，而后羿射日代表了将原来的旧秩序彻底瓦解，并通过建立新的秩序，让天下重归太平。

除了后羿射日的传说，商周变革还影射在商朝末年“雀生乌”的故事中。《说苑·敬慎》中记载了“昔者殷王帝辛之时，爵（同“雀”）生乌于城之隅”，也就是雀鸟生下了乌鸦，占卜的人认为“凡小以生巨，国家必祉，王名必倍”，认为小鸟生下大鸟预示了国家的福祉更多，国君的威名更大；而孔子则认为，“此逆天之时，诡福反为祸至”，也就是有违常理，反倒是灾祸之兆。但如果从另外一个角度思考，雀的后代变成了乌鸦，何尝不是王朝更迭的预示。

毕竟，在周人的心目中，“乌鸦报喜，始有周兴”。这种说法出自《尚书传》：“周将兴时，有大赤乌衔谷之种而集王屋之上，武王喜，诸大夫皆喜。”周人的先祖因擅长农耕而被舜封为后稷，赤乌衔谷就代表了来自祖先的庇佑。《墨子·非攻》中也记载了“赤鸟衔圭，降周之岐社，曰：‘天命周文王伐殷有国。’”后来，武王伐纣，“天赐武王黄鸟之旗”。赤鸟、黄鸟指的都是传达天命的乌鸦，圭是国君的象征。后来，周文王在灵台之上建造了“相风铜乌”以观天象，这一传统延续到汉代，《述征记》中记载了“长安灵台，上有相风铜乌，千里风至，此乌乃动”（图7）。

图7：东汉相风铜乌想象图

与此同时，“乌鸦报喜”的吉祥寓意也深入人心。《小雅·正月》中写道，“瞻乌爱止，于谁之屋？”，乌鸦落在谁家的屋顶，便可以给这家人带来吉祥富贵。《小雅·小弁》中写道，“弁彼鸒斯，归飞提提，民莫不榖”，感叹乌鸦快乐地飞翔，成群结队地归来，人们家家美满幸福。周代所建立的礼制社会，深刻地影响了后世中国，乌鸦也长久以来成为了国人眼中的报喜鸟。在唐代，《酉阳杂俎·羽篇》写道，“人临行，乌鸣而前引，多喜”；唐代诗人张籍中更是生动地描绘了长安百姓听到乌鸦鸣叫的欢喜：

秦乌啼哑哑，夜啼长安吏人家。

吏人得罪囚在狱，倾家卖产将自赎。

少妇起听夜啼乌，知是官家有赦书。

下床心喜不重寐，未明上堂贺舅姑。

少妇语啼乌，汝啼慎勿虚。

借汝庭树作高巢，年年不令伤尔雏。（《乌夜啼引》）

原来，乌鸦半夜飞到了因获罪被囚禁的官员家，官员妻子听到乌鸦叫就知道肯定是皇帝发布了赦免诏书，然后激动得一晚上睡不着觉，天还没亮就跑去把喜讯告诉公婆。回到家后，她还一本正经地对乌鸦说：“你可千万别假传圣旨，我可以让你在门前的树上筑巢，然后保证绝不伤害你的幼鸟”。

《旧唐书·柳仲郢列传》中记载了柳仲郢“每迁官，群乌大集于升平里第，廷树戟架皆满，凡五日而散。诏下，不复集，家人以为候”，家人们都习惯了群乌到来是在提前报告喜讯。后来，当柳氏被任命为天平军节度观察使时，群乌一反常态没有出现，结果不久之后他便客死在藩镇。

到了北宋，《文献通考·物异考》中记载了“乌变为鹊，民从贼之象；鹊复变为乌，贼复为民之象”，意思是如果出现乌鸦变成喜鹊的异象，就象征着人民要跟着反贼闹革命了，而如果喜鹊变成了乌鸦，则是跟随反贼的暴民弃恶从良。在宋代人的认知里，乌鸦和喜鹊代表了吉凶的两端，而二者的身份是可以互相转化的。有趣的是，在现代生物学上，乌鸦和喜鹊同属鸦科，确实具有一定的相似性。

通过乌鸦感知战场态势

自春秋战国以来，冷兵器作战中往往可以通过乌鸦的行为感知战场态势。《左传·庄公二十八年》记载了楚国子玄率领六百辆战车讨伐郑国，“诸侯救郑，楚师夜遁。郑人将奔桐丘，谍告曰：‘楚幕有乌。’乃止”。楚军在得知其他诸侯赶来救援后连夜撤退，并且留下营帐作为掩护，郑人从营帐上落下乌鸦推断楚军已经撤离，于是便放弃追击。《左传·襄公十八年》中记载了晋平公讨伐背弃盟约的齐灵公，晋军在山野里遍插旗帜，战车拉着树枝跑弄得尘土飞扬，齐灵公看到后以为大军来犯，便灰溜溜地逃回了国都，师旷听到了“鸟乌之声乐”，就告诉晋平公“齐师其遁”，叔向也观察到城墙上的乌鸦，也推断出齐国的军队已经撤走了。

《全唐词·占飞禽》中记载了诸多有关乌鸦的军中卜辞，比如“兵发日，前面有群乌，乱叫众鸣防伏截，忽然有战莫先图，详缓却无虞”；“军行次，横阵列乌来，防有伏兵冲阵位，搜罗前后用心猜，不信必为灾”等，其本质上也是利用观察到的乌鸦行为异常去感知战场局势。以“城营内，乌鹊忽围墙。当有外兵来打寨；不然，疾病火灾殃，营内欲他降”为例，古代军队为了长期驻守，通常都筑城为营，当一群乌鸦围到了城墙上，很可能就是在野外受到人的惊吓，据此便可以推断是有敌军进犯，《晋书·苻坚载记》中就记载了“时有群乌数万，翔鸣于长安城上，其声甚悲，占者以为斗羽不终，年有甲兵入城之象”，当时慕容冲所率领的大军已兵临城下了，不久后便发动了进攻；后半句则说明了另一种情况：守城里爆发疫病，导致了人员死亡，从而引来了食腐的乌鸦，遇到这种局面往往是无法坚守的，于是便成为了开城投降的先兆。

乌鸦衔火与道教仙鸟

秦汉时期，帝王们热衷求仙，方仙道士杂糅道家阴阳五行学说，演绎出了新的神话体系，其中月亮和太阳成为阴阳的象征，其精髓更以鸟兽的形象出现，最终古老的“金乌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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