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以简约

——透视宋代金银釦瓷“活”的器用观念

贾国涛

重庆大学副教授

摘要：金银釦瓷以洗练莹润的瓷体、筋骨流光的釦形的完美结合堪称宋瓷中的宋瓷。宋初将金银釦瓷替代金银器皿实现了内廷生活的器用更易，与之相应的“官家样式”及造作制度随之形成，并以“美之典范”引领时代乃至东亚文化圈的日用风尚。透过宋代金银釦瓷三百余年盛行史，从推行器宜简约的生活观到纳入“祖宗家法”的日常行径，经制度礼法、文人智识的形塑，转为对简雅比德审美观的极致化追求，而“简约”作为一以贯之、层累叠合、随宜灵活的多义化观念体系贯通始末，不仅蕴含了宋代社会治理、文化审美、生活器用的联通关系，也牵动着金银釦瓷乃至宋瓷世界简约之风、 两宋“极简之美”生成的动脉网络。

关键词：釦瓷；简约；器用观念；造作制度；官家样式

釦器，先秦两汉重在漆木、玉、琉璃、玛瑙等器物施釦的工艺性，唐宋以后强调“釦”与“器”的整体性，又作稜器、楞器、棱器等。法门寺地宫唐咸通十五年（874）越窑“银棱秘色碗”是当前最早文、物并现的纪年性釦瓷（图1），五代少数贵族墓亦有出土。入宋后，金银釦瓷的官史、笔记、图像层出，实物遍及越窑、定窑、耀州窑、景德镇、建窑、湖田窑、龙泉窑等不同时期、区域名窑和高级墓葬。以往金银釦瓷的讨论较集中于技术性（掩盖芒口、加固）和装饰效果（材质对比与色相效果），较少从器用观念的视域考察其盛行三百余年的动因。

图1.唐银棱平脱雀鸟团花纹秘色碗 法门寺博物馆：《法门寺文物图饰》

一、器用更易与金银釦瓷的日用常态化

宋太祖、太宗结束晚唐五代乱局而使中原重归一统，王朝的革故鼎新，既有重建秩序的宏观架构，又体现于内廷生活器用的微末之间。据《宋会要》《宋史》载，开宝六年（973）二月十二日，进“金棱秘色瓷器百五十事、银棱盘子十”、开宝九年（976）六月四日进“瓷器万一千事，内有千事银棱”、太平兴国二年（977）正月八日进“金银棱器（未注窑口及数量）”、太平兴国二年三月三日进“银塗金越器二百事”、太平兴国三年（978）四月二日，进“瓷器五万事……金釦瓷器百五十事”[1]，乾德四年（966）献“釦金瓷器万事”、太平兴国元年（976）贡“金银釦器五百事”[2]，太平兴国五年(980)九月上“金装定器千事”、太平兴国八年(983)八月贡“金银（釦）陶器五百事”[3]等，从乾德四年到太平兴国八年十余年间，吴越等地方贡入详细数目的瓷器超过25万件，其中金银棱（釦）至少在3100件以上，主要为盘、盏、碗、盒等生活器皿，除越窑外，耀州窯、定窑、邢窑等均有进御且生产有金银釦瓷，只是未明细单列，加之北宋的速亡致使史馆档案散失严重，故宋初地方贡入金银釦瓷的实际数量远不至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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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宗景德四年（1007），瓷器库已多至出卖“拣余者”：“瓷器库除拣封樁供进外，余者令本库将样赴三司，行人估价出卖。”[4]仁宗天圣元年（1023）九月：“内侍高品、朱文正拆御厨银棱器，折金银三千六百两，三司言，工匠偷弊难于破除，诏三司根究以闻。”[5]据宋廷日用膳食器构成情况，内侍偷拆的御厨“银棱器”多为银棱（釦）瓷，而三司所折合的金银两数则侧面说明了内廷金银釦瓷的使用、储存规模。朝廷为何要如此规模的瓷器入禁中甚至远超实际用度？排除吴越归宋前的主动朝贡，其余应主要为朝廷下诏烧制，《宋会要》记，淳化元年（990）设瓷器库：“掌明、越、饶州、定州、青州白瓷器及漆器，以给用。以京朝官、三班、内侍二人鉴库。……淳化元年七月，诏：‘瓷器库纳诸州瓷器，练出缺璺数目，登第科罪……’”[6]八月乙巳：“令诏左藏库籍所掌金银器皿之属，悉毁之。有司言中有制作精巧者，欲留以备进御。上曰：‘将焉用此，汝以奇巧为贵，我以慈俭为宝’。卒皆毁之。圣意如是，天下大幸。”[7]两则前后不到一个月的诏令并读：太宗七月设“瓷器库”专人管理，八月就以“慈俭”为名诏销毁左藏库金银器皿，严令金银精巧者不备“进御”，此举既有为政者假借销毁精巧金银器充实国库不足的考虑，也可管窥太宗将金银器皿彻底移出内廷日用空间的决心，而相对材料易得、制作简易的瓷器便成了日用金银器的最佳替代品。

换而言之，地方大规模入贡金银釦瓷、太宗命“殿前承旨监越州窑务”[8]、设“瓷器库”规范管理，都是“瓷代金银”、更易唐五代以来金银玉器皿为禁中生活用器的具体推进。内廷为了延续唐五代以金银玉器为内廷日用的皇权徽识和有别于一般瓷器的样式特征，以金银器为祖型、以光洁莹亮的白瓷象银、以温润素净的青瓷比玉、以局部镶釦会意通体金银来烧制加工金银釦瓷（图2—3），进而达到比类象物的目的，通过简素之“瓷”更易奢华之“金银”（玉）彰显新朝之德。

图2.北宋越窑银釦波涛龙纹青瓷碗 谢明良：《陶瓷手记》

图3.北宋“官”款鎏金银釦白釉六出花口凤纹洗（上）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 ; 与同制宫廷窖藏鎏金錾花六出花口银盏（下）绍兴上虞博物馆：《易水寒光：宋代宫廷金银器窖藏》

北宋中期以降，金银釦瓷作为两宋内廷生活常物在官史、笔记、图像中皆有体现。仁宗初，“太后称制,虽政出宫闱,而号令严明,左右近习亦少假借,赐与皆有节。赐族人御食,必易以釦器,曰：尚方器勿使入吾家也。”[9]“尚方器”即金银、玳瑁、玛瑙、玉等奢贵器皿，章献太后赐族人御食的“釦器”主要为金银釦瓷，盛御食者必以御器，食与器一并赐予，既折射了大宋柄国者的政治素养和生活操守，又体现了金银釦瓷为御食器的常态化，四时八节、重臣戚里生辰嫁娶，帝后循例赐御食、茶酒、米面及瓷、漆、银等禁中日用器[10]，北宋宰相吕大防家族墓出土的高品级青瓷金银釦茶酒器或为御赐之物（图4）。

徽宗名下《十八学士图》绘的虽是唐杜如晦、房玄龄等十八人游宴事，但人物服用皆为宋式，园林环境、家具陈设、饮食器皿、随从数量的规格，众多马匹中唯一匹无人牵驭体型劲健、神情持重的白骏身上的云龙纹马鞍毯以及乐师使用的云龙纹琴身竖箜篌、云龙纹捍拨琵琶等（图5），都暗示了这场大型游宴皇帝的“隐身”与“在场”，仆人备茶小景中各式茶器写实如真（图6），茶盏、茶托、白瓷盘沿（棱）、足上的亮灰色边缘当是银釦，图中白瓷盘与同时期定窑白釉釦瓷产品同制，黑色茶盏造型严整、釉色纹理结晶清晰可见，应为徽宗最爱之建窑兔毫茶盏，相类文物见于北宋晚期建窑“供御”铭龙牙蕙草纹银釦兔毫乌金盏（图7），而徽宗笔下的学士游宴雅集及器用详情，在蔡京《延福宫曲宴记》亦有类似记述：“宣和二年十二月癸巳，召宰执亲王等曲宴于延福宫，特召学士承旨臣李邦彦、学士臣宇文粹中与示异恩也。是日，初御睿谟殿，设席如外廷赐宴之礼，然器用淆品，瑰奇精致，非常宴比。……上命近侍取茶具，亲手注汤击拂，少顷，白乳浮盏面，如疏星澹月，顾诸臣曰：‘此自布茶。’饮毕，皆顿首谢。既而命坐，酒行无算，复出宫人合曲，妙舞蹁跹，态有余妍，凡目创见。” [11]叶绍翁《四朝见闻录》记：“孝宗圣性简俭,虽古帝王未有也。周必大时直宿禁林，夜召周以入，谓必大‘多时不与卿说话’。赐必大座，上耳语黄门，……用金绿青窑器承以玳瑁托子，中浸羊絃線，清可鉴。酒仅一再行，上曰：‘未及款曲。’必大归语其家，欢上之简俭。翌日遂拜政地云。”[12]孝宗以“金绿青窑器”内盛“清可鉴”的羊絃線为召见周必大、叙话饮器，以类金镶玉质的青瓷盛清澈可鉴的玉液礼遇清鉴之臣，颇有效唐太宗赐提出“宏简易之政”、“敦朴素，革浇浮”的高季辅钟乳、金镜以表其清鉴的意味 [13]，此间“金绿青窑器”既为御用常器，也是传递圣性、沟通君臣的媒介。

图4.北宋蓝田吕氏家族墓耀州窑金釦五曲青瓷碗、银釦执壶与同制窖藏宫廷狮钮（龙牙惠草纹柄）银执壶 , 左、中，陕西历史博物馆：《金锡璆琳：蓝田吕氏家族出土文物》；右，绍兴上虞博物馆：《易水寒光：宋代宫廷金银器窖藏》.

图5.宋徽宗《十八学士图》云龙纹竖箜篌、云龙纹马鞍毯 台北故宫博物院：《雅集图特展》

图6.备茶小景中建窑银釦兔毫乌金盏、银釦白瓷盘与12世纪定窑白釉镶釦深腹折肩萱草纹盘（右下）,台北故宫博物院：《雅集图特展》右下：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

图7.北宋建窑“供御”铭龙牙蕙草纹银釦兔毫乌金盏 西泠印社2019秋季十五周年拍卖会首届陶瓷专场

二、金银釦瓷“官家样式”的形成与时尚化

朝廷在持续推动以金银釦瓷等釦器更易金银玉器的过程中，为进一步满足禁中日用、规范造作制度，制作符合皇室身份——“官家样式”的金银釦瓷，少府监统辖文思院下属的“三十二作”（后并入苑作十，为四十二作）之“棱作”，专门从事陶瓷、漆木、琉璃等釦器加工，真宗、仁宗朝完备建制，亲事官与文思院共同监作，设一人专掌棱作事，高宗南渡袭旧制，宁宗嘉定年间，“棱作”依然为文思院主要造作门。[14]加釦的瓷器主要来自禁中御窑和地方贡窑，镶釦基本由文思院完成，倘遇超量制作，招募市井巧匠入协助制作，偶委以地方，则“制样须索”，文思院“降样”以明制度、合法式，釦材、称量、式样、工艺均在其列，谓“兹器准则，……恐其大小不一或以病民故，以此为大节目，今文思院降样亦此意也。”[15]真宗至南宋，土贡登科、朝廷诏命虽不乏有瓷器入禁中，却鲜有金银釦瓷的专录，盖与文思院“棱作”制度有关，如熙宁元年（1068）十二月，尚书户部上诸道府土贡：越州“秘色瓷器五十事”[16]，《元丰九域志》载各路进贡瓷器：西京两百事、河北西路一十事、陕西路五十事、两浙路五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