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年后，郑义还记得当年的画面。
他陪歌手许巍去探望岳母，那时老人家生命临危，躺在病床上，身上插满管子。从医院出来，两人站在门廊下看着外面灰沉沉的天，沉默很久。
“你往后老了想这样么？”许巍问郑义。
“不想，我老了时候，一定会找个最喜欢的地方结束生命。”
不是随口说说，在那之后，郑义在心中认真地想过这事儿。那个地方应该是无人区，不给任何人添麻烦，也不会浑身插满管子，一定要趁着自己还能动的时候，在那里了结生命。如今，已过知天命的年纪，这份孤勇和情怀依然存在。
契科夫曾说过，“只要人一辈子钓过一次鲈鱼，或者在秋天见过一次鸫鸟南飞，瞧着它们在晴朗而凉快的日子里怎样成群飞过村庄，那他就再也不能做一个城里人，他会一直到死都苦苦地盼望自由的生活。”
我想，郑义之所以是如今的郑义，或许也是从他第一次在大兴安岭的丛林中看见奔跑的野兽时，所注定了的。
被困住的野兽
有些人宁愿冒险，也不愿过千篇一律的日子。
“他是一个主动的人，在太阳下面他容易兴奋，新陈代谢加快，瞳孔略微放大，呼吸略为急促。但其实，他又是一种孩子气的冒险者，哪怕他到了八九十岁还会是一个孩子。”演员喻恩泰曾这样形容郑义。
郑义，户外摄影师、纪录片导演、国家地理中国探享家、哈雷骑士。七八十年代，他曾在东北狩猎，内蒙古驯马，后来又在渤海湾逗留，在西湖畔肆意潇洒，骑着哈雷独自穿行美国、澳洲，最后拜倒在藏北无人区的荒美之中，近几年也多是“半壁荒野半壁城…闲来遥看雪山景。”
他是许巍《故事》中那个最亲爱的朋友，一生放荡不羁，身上标签众多，最爱别人叫他“荒野流浪汉”。半生走南闯北，前些年他不顾医生建议，带着他的忠犬大黄骑着侉子便上路——他说：“宁可死在路上，绝不死在床上。”
对于这样一个人，最好的去向当然是荒野之中，就算退归一步，也是离荒野最近的地方。
云南，丽江，文笔峰下的星托邦营地。细细碎碎的雨点打在精致的天幕上，远处玉龙雪山的峰顶被阴云笼罩，浓浓厚重的乌云，太阳怎么也穿不透。耳边爽朗的笑声，还有一口沙哑磁性的东北话，把我从不能一睹玉龙雪山风采的失望中拉回来，郑义坐在对面，正和营地工作人员嚷嚷着房车维修问题。
他说话特别豪爽，喜欢用“非常”一类的字眼，虽然从年少时便漂泊在外，但浓重的东北乡音仍在，只是因为走南闯北而增添了几分江湖气，有时情绪到了，哈哈哈的笑声让坐在身边的人也颇受感染。
“我给自己规划是最多两年时间。”他说，“咬牙坚持两年，然后就用我自己赚的钱来做自己喜欢的事情。”他指的规划，是星托邦营地的建设和经营管理。从无到有，这片营地即便不愁投资，也是一个相当耗人精力的事情。
看他坐在那里，仿佛一头野兽被困在斗兽场。
郑义年少离家，后来的几十年生活大多是“流浪”的状态。三十年前，25岁的郑义骑着摩托车游荡在帕米尔高原上，一日兴起之时，他沿新藏公路一路南下，渴望极尽享受没有尽头的公路旅行。不知骑行了多久，累了，停下来时看到一块路牌，上面写着：西藏阿里地区札达县。
那天晚上，郑义就夜宿在扎达沟。札达县有着著名的土林地貌风光区，甚是壮观。睡到凌晨两点，郑义突然醒来，爬出帐篷，漫天星河近在咫尺，似乎触手可及。天地间不着一物，一股苍凉之感仿佛从百万年前穿行而来，久久震慑着他，让他从此对这片土地醉梦一生。
天地有大美而不言，但这种大美，一旦入了眼，走了心，便从此化作了心底的一份深深的牵挂。
这些年来在郑义周围，其实始终都有争议的声音存在。许多年前他在社交平台上给自己取的名字叫“郑义逃离人类”，然而当3年前他带着旅行纪录片《一义孤行》出现在公众视野里时，霸气侧露的房车、小资的格调、讲究的穿搭，以及他在直播、短视频等平台上的高调曝光，都颠覆了郑义以往在人们心中留下的印象。
关注他的人们不禁质疑：“你不是要逃离人类么！”
逃离或入世，城市或荒野，流浪汉或有钱人，在丽江星托邦营地，我问他如何看待这种质疑，他大手一挥地说：“我不在乎任何人对我如何评价。”
永远不要孤立地去理解一个人。抱着这样的心态，我试图窥见郑义人生的多面。
出生在60年代末的郑义，一生没为谁停留。你若走近他，能够清晰看到时代和水土风情在他身上留下的深刻印记。粗犷而浪漫，刚硬却柔情，性情坦率也有些拧，为人真实而充满欲望。曾经的文艺青年，如今在出世与入世之间自由拿捏。
那些年来在无人区跋涉，其实郑义的身体已落下很多毛病，连医生都警告他不要远行。但他总是说：“该上路了，否则就老了。”
是的，当初那个扛着猎枪，闯进大小兴安岭的小伙子，如今扛拍摄设备都有点吃力了。
在路上的浪子
郑义人生的第一次下跪，是跪倒在藏北雪山脚下。
2000年，郑义独自开着一台老越野车去藏北拍藏羚羊，走了三四天，已进入无人区边缘，他的心情不错，因为刚刚比较近距离地拍摄到十七条野生狼。
突然想起临行前老板塞给他一个前女友寄给他的包裹，停下车，掏出军刀划开布袋，里面是几盒野外常用药品、一盒烟丝，还有一张CD。
把CD塞进机器继续开车。“天边夕阳再次映上我的脸庞，再次映着我那不安的心，这是什么地方，如此的荒凉……我是永远向着远方独行的浪子……”CD里第一首歌，许巍沧桑有力的声音毫无防备地喊出来，彼时草原上一片腥红的日落，他一脚踩下刹车，跳下车跪倒在冰冷的羌塘大草原上，哭了一个多小时。
看着夕阳慢慢落下，郑义的浪子心在苍凉荒美的美景前，五味杂陈。彼时，他刚刚结束一段持续4年的西湖边的恋情，告别江南前往人烟荒芜的藏北地区。
郑义在讲述这段回忆时，眼里泛着光，那个永远向着远方独行的浪子，如今也已进入知天命的年纪，故乡于他而言是哪呢？
1964年，郑义出生在黑龙江哈尔滨，上有两个哥哥两个姐姐，他是家里老小。郑义的父亲是个诗人，母亲也是大家闺秀出身。然而在16岁那年，家里出现变故，父亲的早逝让一家人生活变得无比艰难，还在长身体的郑义时常要饿肚子，但父亲唯一留给他的几箱书，成为贫瘠生活中的一份宝贵养料，郑义常常躲在家里的仓库中汲取着唐诗宋词中的无穷乐趣。
生长在那个时代，由于家里出身不好，郑义上学时备受欺负，这也让他从小就很叛逆。“你就是要学会反抗，生活逼的你得自己谋生。”他说。童年的这些经历或许让郑义性格里早早就有了粗狂的底色——用最简单的方式解决问题，用最男人的方式解决问题。“我那时候，你不打人，别人就打你，你打不过被人，你就被挨打，所以你必须成为强者。”
父亲去世后，家境的艰难和子女的众多让母亲无暇多顾，一家人往往一年都吃不上一顿肉。初中还没毕业的郑义便跟一位远房叔叔进山打猎，在大兴安岭的丛林中，他过着风餐露宿的野蛮生活，但起码可以吃饱，每天打到一个野兔也不至于饿着。
契科夫曾说过，“只要人一辈子钓过一次鲈鱼，或者在秋天见过一次鸫鸟南飞，瞧着它们在晴朗而凉快的日子里怎样成群飞过村庄，那他就再也不能做一个城里人，他会一直到死都苦苦地盼望自由的生活。”
我想，郑义之所以是如今的郑义，或许也是从他第一次在大兴安岭的丛林中看见奔跑的野兽时，所注定了的。
海明威是郑义从青年时代便喜欢的作家，后来他曾去美国拜访过海明威的故居。海明威是个公认的硬汉子，喜欢打猎、捕鱼、野营，曾在1933年跟随狩猎队伍前往非洲，只不过，海明威的旅程是为了写作，而郑义是为了生存。
那种粗狂野蛮的狩猎生活，让正年轻气盛的郑义十分着迷。追逐猎物时的惊险刺激，扣动扳机时肾上腺素飙升的快感，他说“越是凶险，越是觉得过瘾。”
再从大兴安岭的丛林里出来时，已是大半年之后。城市的生活没有什么出路，郑义便自作主张辍学了，再次钻进那丛林中。跟了叔叔不到一年时间，胆大敢干的郑义便自行申领了狩猎证自己单干。他也总是收获颇丰，卖了几套熊皮狼皮后，还给自己买了人生第一辆摩托，这在当时已经是不小的开销。
在大兴安岭狩猎的四年里，郑义结识了不少鄂伦春等少数民族的朋友，他们豪爽肆意的性格让郑义身上的野性更浓了许多。“如果20岁时没有停止打猎，一辈子我愿意做个猎人。”他如今说。
20多岁的年纪里，郑义读到凯鲁亚克的《在路上》和《达摩流浪者》，那些书中宣扬的自由上路、追求理想与爱的思潮不仅影响了六十年代整整一代的西方青年，也影响着彼时在大兴安岭密林深处为生活、为自由披荆斩棘的郑义。自小饱读诗书的他，越来越想去看看外面的世界。
20岁那年，郑义的母亲也离开了他，他真正成为了一个“没有父母管”的孩子。三十多年后，郑义再回溯自己的人生时，他说：“如果父母在，现在的自己一定不是这样。”父母在不远游，而那时，或许才真的是他无牵无挂的一生的开端。
20世纪80年代中期，国家颁布政策，不得捕杀野生动物，郑义也只好放下猎枪。
放下猎枪后的郑义，去了内蒙古学习驯马。在东北狩猎期间，郑义结交了不少内蒙古兄弟，看着他们骑着马纵横驰骋，知道了大兴安岭的那边还有着浩瀚无际的茫茫草原时，郑义就渴望走向那里。
在那里，他和蒙古人学习了骑马、射箭、摔跤。在草原上停留两年时间后，郑义又去了新疆，跟哈萨克人呆了很长时间，走遍帕米尔高原。
从职业猎人、内蒙古骑马，到流浪新疆，郑义觉得自己骨子里本就有游牧民族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