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文以传道
2022-11-20 12:21 ·江苏
《孟子》全书末章叙述自尧舜至孔子共十一位圣人见知闻知、历历相承，《论语·尧曰》首章则记载尧、舜、禹以“允执厥中”递相授受，这两章与理学道统论密切相关。北宋杨时（1053-1135）就曾概括说：“《论语》之书，皆圣人微言，而其徒守之，以明斯道者也。故于终篇，具载尧舜咨命之言，汤武誓师之意，与夫施诸政事者，以明圣学之所传者一于是而已，所以著明二十篇之大旨也。《孟子》于终篇，亦历叙尧、舜、汤、文、孔子相承之次，皆此意也。”[1]程朱一系儒者，尤其是在朱熹之后，均一致认为《论语》终篇和《孟子》终篇蕴含道统传承之意。但《尧曰》首章仅涉及尧、舜、禹，而《孟子》末章所涉圣人数量则远过于此，其涉及时段也远至于孔子、孟子之世。考虑到理学家更为关心的是如何在“轲之死，不得其传焉”（语出韩愈《原道》）的后世如何接续和复兴儒家之道这一既具时代性而又超时代性的课题，故而对于理学家阐述道统传承谱系来说，《孟子》末章无疑更合其需要。而理学道统论自萌芽于韩愈《原道》之后，至朱熹方堪称完备，此即以《伊洛渊源录》的编纂为标志，书中以周敦颐为首，继之以二程、邵雍与张载，确立了宋代作为儒家道统传承正宗的“伊洛之统”、“周程之统”，而朱熹本人则是这个道统的集大成者。[2]
朱熹在《孟子》末章的解释中，正是将二程作为道统传承者。据现有文献来看，包括杨时在内的程门诸儒皆未曾对《孟子》末章作详细注释，遑论在注释中将二程作为道统传承者。唯朱熹对此章颇佳留心，于《孟子集注》（下文简称《集注》）、《孟子或问》（下文简称《或问》）等书中屡屡解析和阐发其中所蕴含的道统论内容，并将理学道统论贯注于对此章的注释中，这无疑正是其出于道统意识所进行的诠释，亦表明朱熹有意识地在对儒家经典的诠释中为道统论奠立文本依据。
《孟子》末章谓：
由尧舜至于汤，五百有余岁，若禹、皋陶，则见而知之；若汤，则闻而知之。由汤至于文王，五百有余岁，若伊尹、莱朱则见而知之；若文王，则闻而知之。由文王至于孔子，五百有余岁，若太公望、散宜生，则见而知之；若孔子，则闻而知之。由孔子而来至于今，百有余岁，去圣人之世，若此其未远也；近圣人之居，若此其甚也，然而无有乎尔，则亦无有乎尔。
韩愈在《原道》中提出一儒家之道的传承谱系：“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虽无明确证据显示这是据《孟子》末章所提出，但二者的联系却显而易见。不论如何，降至宋代，朱熹正是着意通过对此章进行“过度诠释”而赋予此章以理学道统论的内容，从而为后世儒者树立了注解《孟子》末章的典范。纵观宋代以降的《孟子》学，无数儒者都对这一章偏好非常，倾力于剖析其与理学道统论的关系，从而形成了一波又一波对朱熹解释的回响。正是在后世不断的注解和诠释过程中，朱熹以道统论为内容对《孟子》末章所作诠释中潜藏的问题随之暴露出来，甚至危及理学道统论本身的合法性，从中我们可清晰地认识到理学道统论的内在问题及其在历史上所遇到的质疑和挑战，而这与朱熹对这一章的诠释内含矛盾歧异之处不无关系。简言之，在后人的视野中，朱熹的诠释虽使道统论在一定程度上获得了经典文本依据，但同时又使道统论有被消解的先天性危险。
展开全文
一、孟子的省略与后人的补阙——传道谱系问题
《孟子》末章历叙尧舜等圣人，但其中竟无武王、周公，这让后来的解释者颇感意外，杨海文所作《孟子末章与儒家道统论》一文将此概括为“两大省略”。[3]后世弥缝孟子的“两大省略”时所持的主要观点是：文王是武王、周公之父，父统子业，故而孟子言文王即已含武王与周公在内。[4]孟子于武王、周公之推崇屡见于《孟子》中，此无疑义，故而此处不书二人，并不影响孟子对于二人之为圣人的判断，于理学家对于道统传承谱系的建构亦无甚影响。但是，《孟子》末章的其他“省略”却严重影响理学的道统建构：在孔子之下，《孟子》并未提及颜、曾、思三人。这“三大省略”才是宋以来儒者进行“补阙”的重心所在。尤其是程朱理学尊崇《四书》，正与孔子、曾子、子思、孟子的道统传承序列直接对应，所以，如何看待《孟子》末章没略颜、曾、思三人之名，便是关涉道统传承谱系的重要问题。
后儒在解决这一问题上的众说纷纭正是由朱熹模糊的解释所引发。一来，不论是在《集注》还是《或问》中，朱熹都未触及这三人的省略问题，且亦未对《孟子》所说“见而知之”“闻而知之”做明确定义，仅有一概略性的说法见于《或问》：
禹、皋陶之徒，本皆名世之士，伊尹、太公又汤、文之师，非必见其君而后知之也。至于汤、文、孔子，又或生知之圣，亦非必闻前圣之道而后得之也。此而曰“见而知之，闻而知之”者，盖以同时言之，则斯道之统，臣当以君为主；以异世言之，则斯道之传，后圣当以前圣为师，学者不以辞害意焉可也。[5]
在他看来，孟子所说的见而知之，并非必定亲见君而后知；闻而知之，亦非必亲闻前圣之道而后知。故而见而知之和闻而知之都是一种概说，不可执着于字面意思。二来，朱熹《中庸章句序》却明确称颜、曾为“见而知之者”：
若吾夫子，则虽不得其位，而所以继往圣、开来学，其功反有贤于尧舜者。然当是时，见而知之者，惟颜氏、曾氏之传得其宗。及曾氏之再传，而复得夫子之孙子思，则去圣远而异端起矣。[6]
以颜子、曾子为“见而知之者”，这似乎是就颜子、曾子为孔子弟子故能亲见孔子之道者而言。这与《或问》解释“见知”时所言“以同时言之，则斯道之统，臣当以君为主”完全不相应。参照《孟子》原文，其间问题有三：第一、《孟子》末章并未提及颜子、曾子，也未提及孔子之孙子思，遑论他们是“见而知之者”。相反，孟子说：“由孔子而来至于今……然而无有乎尔，则亦无有乎尔。”字面之意是，孔子之后再无圣人出现。反观朱熹之注，显得非常暧昧，他引用林少颖之说为注：“孟子言孔子至今时未远，邹鲁相去又近，然而已无有见而知之者矣；则五百余岁之后，又岂复有闻而知之者乎？”[7]这表明朱熹亦认为自孔子以来，“无有见而知之者”。显然，这与《中庸章句序》以颜子、曾子为“见而知之者”互相抵牾。第二、朱熹在《集注》与《或问》二书中均认为孟子是以传道者自任。《或问》言：“观其所谓‘然而无有乎尔’，则虽若托于不居，而其自任之实可见。”[8]《集注》所加“愚按”中说：“（孟子）此言，虽若不敢自谓已得其传，而忧后世遂失其传，然乃所以自见其有不得辞者。”[9]二说完全相符。但若依《孟子》原文，传道者理应要么是见而知之者，要么是闻而知之者，而恰在这一点上，朱熹对于孟子属于哪一种，未置一词。当然，我们也可为朱熹做如下辩解：依孟子所说，每五百年，方有见知者、闻知者兴起，而孟子上距孔子尚不足此数，故而不可以说孟子是见知者还是闻知者。但若依此说而推，则孟子便不可谓是任道者，这与朱熹谓孟子实为“有不得辞者”之间仍有隔阂。第三、若依朱熹之意，孟子以传道者自任，那么，孟子为何没略颜、曾、思三人之名而绝口不提？就传道而言，孟子与三人之间的关系又如何？以上三个问题紧密相关，关涉道统的传承和接续问题，是必须要给予明确解说的。尤其是当理学的影响日益扩大，道统论深入人心时，朱熹的模糊态度就难掩后人的分析和猜疑，歧路多亡羊，乃有后世形色纷纭之说。
第一种说法认为，颜子、曾子、子思为见而知之者。元代金华学派的金履祥（1232-1303）《孟子集注考证》言：
此章大意谓：自古五百余岁而圣人出，在当时必有见而知之者，在后世则有闻而知之者。今去圣人之世未远，去圣人之居又甚近，而曾、思辈又皆亡矣，已无有如是见知者，则亦恐遂无复有如是闻知者矣。[10]
朱熹以曾子、子思为继承孔子之道者，故金履祥此说正是本朱熹《中庸章句序》之意而发，以为曾子、子思是“见而知之者”。当然，依照前文分析，金氏此说自然未必符合朱熹《集注》之意。同样身为金华学派的许谦（1269-1337）照搬金氏之说，仅将其中的“曾、思辈”改为“颜、曾辈”，又增补说“盖孟子惜千圣忧后世之心，真切感人，而孟子自任道统之意，亦不容谦谦矣。”[11]金履祥言及曾子、子思，许谦则言及颜子和曾子，二说正互补。
第二种说法认为，孟子不提曾子、子思，正是因为在孟子看来，曾子、子思不足以当“见而知之者”。关于此，元人史伯璿（1299-1354）之说值得提及，他反驳金履祥说：
《考证》之意是以曾、思为见而知者，但其已死而不复有耳。愚窃以为不然，尧、舜、汤、文时见而知者又何尝百年不死也，正恐曾、思之徒未可以当见知者耳。……孟子与《集注》之意皆以为当时无见知者，其意未尝以曾、思诸人为见知者。《考证》毋乃不得经、注之意乎。[12]
显然，此说是援朱熹《集注》之说以驳金履祥《考证》，认为金履祥未能理解孟子原书与朱熹《集注》之意。自二者的歧义可见，朱熹在《集注》和《中庸章句序》中自为异说，恰成了后人执此攻彼、是彼非此的导火索，出现了以朱熹驳朱熹的吊诡现象。进一步言之，在朱熹道统论中，孟子之于颜、曾、思三人本是相续相承的关系，但在元人的论说中，却出现了与此相悖的说法：颜、曾、思三人是孟子所认为的不能承接道统之人，故孟子不予以“见知”之列，反倒是自任道统。这三人与孟子就成了对立紧张的关系，其中已隐含有反噬理学道统论的因素。
既然有人主张孟子是自任道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