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信｜母职的力

【编者按】2022年12月7日，中华女子学院社会工作学院的李洁教授受南京师范大学金陵女子学院邀请进行了题为《重新发展“再生产”：性别研究的结构性视角》的讲座，此前，她也曾就如何看待全职妈妈的社会角色接受过澎湃新闻的采访。在这场讲座中，李洁提到，她和她的研究生在成都深度访谈和观察了一些全职妈妈，她们中有的去女儿所在学校做志愿者，有的在小区里办起“小饭桌”，照顾自己孩子的同时兼顾社区里其他孩子。由此研究，李洁试图探讨“母职”给予女性的解放性力量或者对女性的赋权。讲座后，澎湃新闻记者通过书信的形式对李洁进行了提问。

讲座海报

李洁老师：

今天听到您的讲座，是关于全职妈妈能否获取一些解放性力量的，或者是女性通过“母职”能否迸发出并非压迫性而是解放性的力量，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题目，非常值得探讨。

您提到了学生在成都访谈了一些全职妈妈，她们有的去女儿所在学校做志愿者，有的在小区里办起了公益机构，在照顾自己孩子的同时兼顾社区里其他孩子，可是我禁不住想到那个没有被提到的维度，就是在婚姻内部，她们如何看待自己的角色，是低于丈夫的吗？是从属性的吗？她们的那份工作在丈夫眼中是可有可无还是值得尊敬的呢？又或者他们已经脱离了“丈夫的凝视”？

您的分享让我想到了不久前热销的《我是个妈妈我需要铂金包》，书里上东区的那些全职妈妈们也从事着类似的兼职工作：去儿女学校做活动、在社区里组织一些育儿相关的活动，可是这些活动，无论在她们自己眼中，还是在她们的丈夫眼中，还是在社会大众眼中，都显得没有那么耀眼，我不知道她们是如何说服自己，这份工作的“价值”也是高的，是已经强大到有了超脱于世俗世界的标准，还是因为年龄到了不得不接受社会和生活的毒打呢？

我自己也是一个三岁零一个月的男孩儿的母亲，不久前，我关注的一位母婴博主也在她公众号分享了关于女性如何平衡母职和事业的题目，她访谈了一位自己开办托育机构的妈妈，并且那篇文章的评论区里，竟然真的有不少妈妈留言说自己因为孩子转行当了幼师，这其中也有人分享经验：如果想兼顾自己的孩子和工作，那最好是在托育机构做行政性工作而不是担任老师。不怕您笑话，在孩子两岁的时候，我也有过转职的想法，因为我发现写作确实很耗费精力，而当好妈妈也是一个能把精力掏空的工作，而我实在无法兼顾两项要掏空我思考力和精气神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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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我需要赚钱，更需要一个独立于家庭之外的社会身份，只有这样，我才不至于感到我作为一个独立个体的自我完全被家庭吸收了。

我的孩子转学进了一个新的托班，他无比喜欢那里的老师，就那么突然的，他不再那么依恋我了（除了晚上睡觉时要找妈妈哄睡，夜里醒来也要找妈妈的脸去摸），我也不再是他唯一的情绪价值提供者了，我意识到，是时候从此前无比投入的“母职”中抽离出来并重新投入工作了。

所以是的，我可能一方面能够理解您讲座中提到的女性的选择，一方面又忍不住会为她们的选择感到惋惜，我不知道，这背后是否是我个人观念中对“母职”价值或“人的再生产价值”的低估，您提到的女性，在我眼中，都完全有重新回归职场去参与更激烈的市场竞争的能力，而不是通过“小饭桌”或者在社区给孩子念绘本去解放自己。我特别想知道，她们是否有过一刻觉得自己大材小用了。

谈到这里，我想到我最近读到上野千鹤子的一本新的对话集《始于极限》里面谈到了母女关系，它让我意识到，母职不完全就是崇高的一个词，或者说先天性崇高的词，特别是当你的孩子已经开始发展出独立的自我的时候，一个还在把孩子放在第一位，甚至高于自己的母亲对孩子来说完全可能是令人窒息的，我身边也有这样的例子，一个母亲声称为了孩子早早办了内退，成为一名全职妈妈，而她的儿子选择的妻子，恰恰是职业上的女强人，他甚至打心眼里看不上她母亲的所谓“牺牲”，在这位儿子眼中，这位母亲实际上是惧怕职场竞争，安于现状甚至有点懦弱的人。

或者说，我们能不能索性承认，这些困于母职又很难再返回职场的女性，就是我们社会的一个“弱势群体”，虽然后来找到了一些贴补家用的手段，但还远远称不上获得了“解放性力量”，我自己的感觉是，当我读到母婴公众号里面其他女性因为孩子转入托育机构等的经历时，我感觉那是获得了一些力量的时刻，但是那些力量和我被母职困住的压力、被职场歧视的压力相比，和社会大环境对照顾性工作的价值的贬低，是那么的微不足道。在我眼中，也许那些因为成为了妈妈而走了一条新的职业道路的妈妈们，获得的不是一些解放性的力量，我觉得更像是几根浮木，让她们不至于完全被所谓职场抛弃，毕竟如果那些工作真的那么有成就感那么金光闪闪，父亲们为什么不去抢呢？

我曾经也一度认为我可以建立自己的坐标系和评价体系，社会不认可照顾性劳动的价值，不给家务劳动和育儿劳动定价，那我可以自己肯定自己呀，我还可以拉着孩子父亲一起来肯定我自己啊，但最终我还是发现我错了，人还是社会性的动物，脱离不了社会环境存在，我不希望我的所有价值都是和孩子绑定的，我的社会身份也是借由孩子获得的，或者说我作为一个人的价值还是和“母职”相关的一切绑定，我觉得那似乎宣告了我在真正的职场的失败，如果我和您讲座中提到的那些女性一样选择照顾性劳动，也会继续扩大对广大男性不参与照顾劳动的纵容。

谈了很多，可能也有很多地方是没有表达清楚的，困惑很多，也希望能得到您的解答。

澎湃新闻记者 王芊霓

【回信】

芊霓你好！

非常感谢你对我们讨论的话题感兴趣。说实话，我本来并不打算以这种书信的形式回复，因为多少会感觉有些东施效颦。但你在信中提到的一些困扰你的问题，也的确曾经困扰过我以及我周围的一些妈妈们。所以我思量再三后，也的确想表达我的一些观察和思考，与你分享。

李洁与孩子 受访者供图

我是一个十岁女孩的母亲。曾经和你一样，在育儿的前两年陷入深深的自我怀疑和否定的情绪之中，感觉自己的时间和身体仿佛被另一生命所占据，逐渐丢失了自我价值和意义。甚至这也是我开始关注孕产哺育、家务劳动、全职主妇，以及后来更加广阔意义上的女性主义“社会再生产理论”的原初动因。说实话，这个研究的过程于我自己而言，也是一场自我救赎之路。（编者注：在再生产理论当中有两种生产，一种是物的生产，一种是人的再生产。长期以来政治经济学基本上都关注的是物的生产这一面比较多。但是人作为一个劳动力，一方面，你需要对自己的劳动力进行维系和再生产——去吃东西，去休息，去休养生息，去接受教育，第二天作为一个新鲜的劳动力再出现在工作场所中；另一方面，则是对下一代的生育和抚养，这也是马克思意义上的双重生命的再生产。全职主妇/妈妈们担负的就是社会再生产的劳动。人的再生产不只是把孩子生出来这么简单，它其实还包含了非常复杂的认知或者情感劳动。它也不只是跟孩子直接相关的，还包括比如说对家庭成员的这种照料和家务劳动，都是社会再生产。甚至包括人与人之间的情感交流、社群交往等等都可以看成是社会再生产。）

因为在这个过程中我发现，那些困扰我们的看似个人的体验和经历实际上是与更大的社会结构力量相关联的。例如：在我们这一代女性的成长过程中，并没有太多的社会公共领域在讨论孕产和抚幼的社会分工与压力，似乎这只是一个完全顺其自然、不需要太多公共领域讨论和介入的内容。当这批出生于八九十年代市场经济蓬勃发展和高等教育快速普及背景下的中青年女性，打算像她们的男性同伴那样成为市场竞争中的强者时，却会发现她们又被某种外在的制度性力量期待成为孩子成长过程中更加“合格”与“不可或缺”的母亲。总会有很多的“专家”或者“守则”，要指导我们要成为什么样的母亲，以及用怎样的方式成为母亲，而这又会进一步导致我们对母亲身份的疏离和异化。

可是，比起否定“母亲”身份本身，我们是否可以先探寻还是践行其他“母职”身份的方式呢？已经有很多大众媒体、自媒体和学术研究都不断呈现甚至固化了人们头脑中，作为一种“惩罚”甚至“压迫”力量的制度母职；但却仍然少有严肃的学术或媒体文章去关注“母职悖论”的另一个面向，亦即作为一种实践和解放力量的母职。这一面向不是指对母亲身份的廉价赞美抑或神圣化/自然化的简单称颂——那只会带来新的压迫与不平等；而是指作为社会行动主体的女性，如何在社会结构的缝隙中理解、操弄并重塑自己的“母亲”身份与实践。

女性主义“社会再生产理论”给我的最大启发在于：人类社会并不是只由成熟、健康、独立自主、自给自足的18-60岁青壮年劳动力所构成，人类生活也并不是只有公共领域中的经济劳动和生产，而是包含更加广阔和丰富的社会生活与实践。但当我们只以公共领域中的经济生产为尺度去衡量所有个体价值的时候，是在事实上忽略和无视了以女性为主体的普通人群在日常生活中承担的大量孕产、抚育、照料以及维系人与人之间必不可少的社会联系的再生产劳动。

然而，比起让这部劳动隐而不彰的社会公共话语，更糟糕的难道不是我们自己作为再生产劳动的承担者本身也在参与贬低和矮化以女性为主的各类人群所承担的社会努力和尝试吗？当我们只是将其视为一种需要摆脱或分担的“责任”或“负担”时，难道不是在进一步固化再生产劳动的边缘性位置并用经济生产的逻辑来审视社会生活的实践和安排吗？

我并不是鼓励所有女性都要去成为母亲、做幼教老师、参与无酬的社区志愿服务或是开办照顾孩子的小饭桌。但我仍然会觉得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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