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中国学研究所副研究员 潘玮琳

2018年9月13日下午，我落地纽约肯尼迪机场。顺着人流时停时续地前进， 十四小时的飞行和失眠，让我四肢僵硬、思觉麻木，来不及为即将到来的会议论文发表感到紧张。这次美国之行是为了参加9月14、15日在耶鲁大学召开的“物质文化与毛泽东时代中国”工作坊。对大部分与会的美国学者来说，这是从新学期伊始的忙碌中挤出的一个短周末。我是唯一个从中国大陆“打飞的”来回的参会者。

耶鲁大学坐落在美国东北部的康涅狄格州纽黑文市。飞到纽约，再搭火车或自驾，是多数本地学者的选择。主办方则体贴地为我这位远客安排了接机服务。车在下午三点开始的下班高峰拥堵中，开得不紧不慢。“三小时后，我们将到达您入住的酒店。”司机提示我。我彻底松懈下来，旅途的疲惫和会前的忐忑泛上心头。我打开手机，给会议主办者何若书（Denise Ho）教授写邮件报平安。她几乎立刻就回信，语调带着一贯的温和轻松：“明天见！哦，对了，安平和乔纳森周六会专程来听你的报告。”

邮件的最后一句话一下子让我坐直了。没想到我第一次见史景迁先生，将是这样一种情形。

一

实际上，此行之前不久，9月7日，我所供职的上海社会科学院刚刚授予史景迁先生“第四届世界中国学贡献奖”。史先生的夫人金安平专程来沪代为领奖。我负责中国学奖的联络工作，与两位先生就领奖事宜多次通信。

史先生的夫人金安平在第四届世界中国学贡献奖颁奖仪式上发言

2018年7月31日，我给史先生在耶鲁大学的工作邮箱去信，代表世界中国学论坛组委会奉告其获奖的消息。由于这是我第一次联系他，而且他已从耶鲁大学荣休多年，对能否得到回音，我全然没有把握。眼看邮件发出已过去一周，我正准备尝试别的途径时，8月8日，他回信了（原信为英文，以下为作者自译）：

亲爱的潘教授，十分感谢您来信告知上海社会科学院授奖予我的消息。感谢组委会的决定，我将欣然接受这一荣誉。眼下我唯一的顾虑是，我恐怕不能亲自去领奖。此去上海的路途太长，过去一年，我感到自己日渐羸弱（再过些日子我就八十二岁了）。因此，我想知道，请我的妻子或某位同行学者代我出席颁奖仪式是否妥当。恳请您的谅解。如有问题，请赐告。

问好，

乔纳森·斯宾塞

尽管是为了公事，但能收到鼎鼎大名的史景迁的邮件，仍让我激动了一下。我立刻把来沪领奖的安排细则发过去，忍不住夹带了一句：“也许在这封公事邮件中说有点儿不合适，我是您的作品的忠实读者。”

第二天，我就收到了他的回复：

玮琳你好，衷心感谢你的回复。我很高兴你能喜欢我的书。我的妻子金安平愿意代为出席颁奖礼。有鉴于贵院的邀请，她考虑就自己近期的研究作一个报告，但是想先和你商量如何筹划为宜。我已将此信抄送她，请直接与她联系。

再次感谢，

乔纳森·斯宾塞

说来万分歉疚，我们发出通知之时距离预定的颁奖式只有一个月的时间。所幸金安平先生认真而高效，利落地完成了从签证、行程安排，到史先生个人简历、获奖感言中英文版本等资料的准备。短短四天的沪上之行，她还挤出时间作了题为“《论语》在海外：理雅各与庞德的足迹”的演讲。这一演讲选取自金先生为普林斯顿大学“世界经典的生命史”书系所撰的新著。《论语》在海外的部分，是她与史先生共同切磋琢磨后写成的。因此，他们事先来信说明，自觉这个话题最贴近世界中国学贡献奖的题旨。2019年，这本书的中译本《〈论语〉英译及评注》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与该社的“史景迁作品”系列堪称合璧之作。

在沪上与金先生道别之际，我提到自己即将去耶鲁开会，如有机会，再去拜访她与史先生。金先生很高兴，说一定要来。话虽如此，我并未与他们作具体约定，担心太过打扰。不过我还是各挑了一本他们的作品放进行李——《合肥四姊妹》和《利玛窦的记忆宫殿》，憧憬着能得到作者签名。请史先生题签《利玛窦的记忆宫殿》，是外子章可作为该书译者，特别托付我的一个“任务”。

二

若书邮件里的“专程”（especially）一词，把我的瞌睡虫惊跑了。没想到史先生夫妇在我联系登门前就安排好了会面，这让我受宠若惊又惭愧不已。轮到我报告前的两个晚上，我彻夜难眠，苦苦思索该如何展示自己的研究课题，一字一句地写了又改。纽黑文高爽的初秋，对我来说好似严冬，我穿着毛衣和羽绒服，显得格格不入。艾约博（Jacob Eyferth）教授善意地替我解释，时差失眠肯定让人体温偏低。如果会议有合影，我一定是一副面容苍白、神情紧绷的惨样，好像一个即将参加论文答辩的学生。

16日很快到了。我和若书的小组发言是上午第一场。前一天的主旨演讲、三组发言和综合研讨，在斯特林纪念图书馆（Sterling Memorial Library）的一间小型会议室。这一天则换到了鲁斯楼（Luce Hall）的一间大会议室，还来了一些听众。轮到我发言时，若书介绍说，今天的会议来了一位稀客、我们的老同事乔纳森。他刚刚获得上海社科院世界中国学论坛颁发的杰出贡献奖，而接下来的报告人就来自上海社科院。

掌声响起，穿过众人投来的目光，我的视线自然地落到最后排的一个须发花白、穿白衬衣的身影上，内心突然奇异地安静下来。我听到自己一字一句地说出发言稿上的话：

我的报告题目是“社会主义中国的废旧物资回收运动”。我想从一个年轻姑娘的故事开始，以此向在座的史景迁教授致敬，因为他是我所知道的最会讲故事的历史学家。

我的故事的主人公名叫朱巧娣。她出身在一个新中国的工人家庭，但不幸幼时生病，落下残疾。1968年，她中学毕业后，被分配到上海虹口区废旧物资公司，从事的是上海人俗称的“收垃圾货”的工作。她从最初的失落抵触，到忘我勤奋投入工作。1974年，被评为上海市商业工作先进典型，次年进京，得到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王震的接见，随后在1978年当选全国劳动模范和人大代表。上世纪七十年代有关朱巧娣的报告文学，吸引了我的注意。这是一个从世俗认定的卑微劳动中发现自我价值的正能量故事。它完美地体现了：“社会主义不仅从旧社会解放了劳动者和生产资料，也解放了旧社会所无法利用的广大的自然界。”（毛泽东：《多余劳动力找到了出路》按语，1955年）

2018年夏，我的第一本书《礼俗消费与地方变迁：江浙锡箔的物质文化史》出版。在修改书稿的过程中，我从锡箔研究中，萌生出对锡的金属回收史的兴趣，于是转向研究现代中国物资回收体系的形成问题。当时，上海正推行新的垃圾分类回收政策，这个选题恰合时宜。两位共和国史方面的海外青年历史学者李悦歆（Jennifer Altehenger）与何若书偶然得知我的研究方向后，便邀我加入她们组织的工作坊。因缘际会，我便一脚跨入了“1949年后”的研究领域。在收集材料的过程中，二十世纪五十到七十年代出版物中对“综合利用”思想及其群众运动的描绘，带给我许多类似朱巧娣故事般的新鲜冲击。然而要理解这类故事，我感到还需要对共和国时期历史更深入的学习，需要查找阅读相关档案资料。

这个报告的效果似乎还不坏。我知道是朱巧娣的故事，以及对群众性运动的描绘，帮我掩饰了对当时上海物资回收体系实际运作情况研究的不足。

我们这一组的讨论结束后，金先生便带着史先生起身告辞。离开前，金先生向史先生正式介绍了我。史先生走路很慢，说话轻，也有些含混，穿着很随意，好像周末早上起床准备慢慢吃早餐的样子。与我在媒体照片上看到的形象很不一样。唯一不变之处大概是，身量很高，目光深邃清澈。大家三三两两过来与他们打招呼，没有面对学界泰斗的肃然，只有同事朋友间的亲切。若书说，乔纳森来真太难得了，他已经很多年没露面了。金先生笑着对她说，德妮丝，很抱歉，我们傍晚要“借走”玮琳，接她去家里小坐，然后送她去你们晚饭的地方。

三

整个下午，我都沉浸在“完成任务”后的轻松喜悦和对下午再次见到史先生夫妇的期盼中，庆幸自己没有忘记把要他们签名的书带在身边。傍晚，金先生如约而至。一路上一边飞快地开着车，一边不断寻找各种话题与我聊天。她一再向我表示歉意，说史先生的身体状况不佳，离不开她的照顾，因此，她的上海之行匆匆往返，在纽黑文也不能更好地招待我。我自然不会奢望更多，深知今日自己的这番际遇，已是得益于两位长者的宽厚和他们对社科院的致意。

我们抵达时，史先生正伫立在屋后的花园里，只有爱犬在身前调皮地蹦跶。进屋后，我瞥见装着贡献奖奖盘的袋子还挂在门厅的衣帽架上。金先生笑笑说，回来了就忙家务，还没来得及收好。我没想到带什么礼物，只拿出自己的新书，送呈史先生指正。史先生讲话不便，坐在一边默默翻着我的书。大部分时候都是金先生在和我聊天，时不时再把我们讲话的大意转述给他。突然他抬起头问了我一句。金先生看我愣着没听清，重复了一遍：史先生问现在大陆学者都开始做你这样的研究了吗？她又解释道，史先生已经很久没看中国学者的书了。我不好意思地解释，自己的研究是一个很边缘的课题，最近批评史学研究碎片化比较多，提倡研究大历史。

史先生点点头，看向金先生。金先生起身，边上楼边说，对了，我们有东西要送给你，我去书房拿。片刻后，金先生回来，说道，上午听了你的报告后，史先生说要把这本书送给你。我接过来一看，是《王氏之死》，1978年的英文初版。金先生说，这本书也是从一个女性的故事开始的，我们觉得与你的研究有相通之处，你读了也许会有启发，这本书曾对我的研究有很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