济宁市长辞职背后的问题同窗有话说-飞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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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宁市长辞职背后的问题同窗有话说-飞外

2023/7/6 17:14:44 ('互联网')

6日，山东济宁市长梅永红辞职下海，去了深圳一家做基因的民营科技公司。厅级干部辞职，外界哗然。对于离职原因，众多猜测总离不开一个“穷”字。而他的大学舍友为他辩护说：并非心血来潮。
梅永红（资料图）堂堂一个正厅级的地方官，作为5年前中组部特意筛选的66位赴地方锻炼的中央厅官之一，梅永红的仕途一向被看好。如果不出意外，他很可能会像其他14名同期下放锻炼的厅官一样，顺利晋升省部级。这个本来被设计稳妥的晋升仕途，因为一个辞职决定，戛然而止。小编不知道梅永红的妻儿、父母怎么看待这个问题，对于这个家庭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的变故。而对于梅永红的老家湖北黄梅官场来说，听到这个消息，想必是倍感惋惜吧。至于离职原因，众多猜测总离不开一个“穷”字。今年两会期间，梅永红就对媒体直言太累：每天工作10个小时，月收入只有7000块钱，而下面的县委书记、县长一个月收入才3000多，“还赶不上在工厂打工的”。我国的公务员工资多年未涨，加上近些年通货膨胀，实际收入早已大大缩水。而十八大以来，对官员的问责越加严格，收入低、压力大，在反腐重压下，灰色收入没了，一出事，官帽子说掉就掉，这当官的活，看起来真是“吃力不讨好”。而今年五月，国务院明确提出“完善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工资制度”，要求在今年6月底，各地工资调整落实到位。不过，按照全国平均水平计算，机关事业单位人员月人均实际增资才300元左右。杯水车薪，大概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就这个逻辑来解释近几年的官员辞职下海，看起来很完美。潮了？但相比于改革开放以来的几次官员辞职下海潮，这波官员辞职下海，是不是可以称之为“潮”，还有待观察，但有些新特点，更值得关注。上世纪80年代中期是第一次浪潮。这一时期官员下海主要表现为“半下海”。所谓“半下海”，是指体制内的一种流动，如机构改革后编制的缩减，于是有些官员到部门下属的单位与企业中去当领导，“充实基层力量”。这个时候，从体制内辞职往民企跳的，不是主流。 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后，辞官下海掀起第二次浪潮。这一时期官员“下海”多为“停薪留职”，辞官下海者仍然保留职位，不打破铁饭碗，一旦“呛水”，还可回去继续工作。据人社部的数据显示，1992年有12万公务员辞职下海，1000多万公务员停薪留职。虽然体制依然给创业者留了后路，但这个时候的确出现了一批响当当的企业家，比如冯仑、陈东升、毛振华等等，这些人比第一波“半下海”的官员，更有企业家的意识，他们创立的不少公司，都成为行业的领导者。这批人，喜欢自称“92派”。 2000年以后，辞官下海掀起第三次浪潮。这次“下海”的主要原因是政府机构改革，公务员队伍进行了重组，精简编制115万个。据新华社报道，从2000年1月到2003年6月，全国各地（不包括中央部委及所属单位）共有10304名科级以上领导干部辞职“下海”。 2013年开始，官员辞职“下海”出现又一轮飞外潮。这次“下海”的官员职位较高，厅、处级干部多，他们不像“92派”，多是白手起家，从蛮荒中拓出生路，他们“下海”后，多是被私企聘去当高管。如今年，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体制改革司原副司长刘殿奎辞职后，加入阳光保险集团负责医疗健康相关领域。国家发改委投资司原副司长张明伦赴阳光保险任职，负责战略性投资事宜。去年则是国家质检总局新闻发言人陈熙同出任360公司副总裁，分管市场与公共关系。很明显，除了看中他们的政府政策敏锐度和把握度外，私企看重的是这些厅局级官员在行业领域强大的人脉资源。所以，这一轮的官员辞职下海，也有不少人担心变成另一种明目张胆的权钱交易。这个担心并非空穴来风。因为根据现有的《公务员法》规定：“公务员辞去公职或者退休的，原系领导成员的公务员在离职三年内，其他公务员在离职两年内，不得到与原工作业务直接相关的企业或者其他盈利性组织任职，不得从事与原工作业务直接相关的营利性活动。” 立法的愿意很明显，就是想斩断权钱交易的任何可能。但什么是“直接相关”？法律缺乏更明确的界定。从实际的辞职案例来看，对于需求方企业来说，正是看中官员在某个领域深厚的人脉关系，而不少官员辞职后，从事的依然是和原工作业务相关的工作。比如2007年至2014年，广州共有11位处级以上官员“下海”。其中，8人出自城建系统，其中有7人选择进入房企任职。这中间给老百姓的想象空间的确非常大。所以，一方面要让纪委、审计署的同志多受累，严格做好官员的离任、辞职审计，干干净净出门，同时有必要将审计结果公开，接受群众监督。而另一方面，有必要严格界定《公务员法》中关于“直接相关”条目，哪些工作领域不是官员辞职应该去的，或者规定年限内不能从事的，是否要列个明确的“负面清单”？考公务员不容易，辞职哪能说走就走？在上个月《既挂冠，更何往》一文中，小编列了个投票，在“你为什么不选择离开体制”的选项中，有不少体制内的岛友反映，他们留在体制内，就是想为国家、老百姓做点事，并不一定出于对金钱的考量。相信，想在体制内做点事的公务员、企事业工作人员并不在少数，一概以收入低、压力大、不想干活来画个“体制内群像”，无疑是太过粗线条。所以，这会带出另外一个严峻的问题，体制内怎么留住人才？无论是梅永红还是其他被私企挖走的官员，相信他们的能力自然是无可厚非的。市场需要这些能人，体制内何尝不需要呢？尤其是整个国家经济形势严峻，面临改革爬坡过坎的关头，多点人才留在体制内是大好事。但问题是，相比于市场更为诱人的收入，更为灵活的干事创业机(被pua是什么意思梗？被pua的意思就是你可能被欺骗了。或者正在遭受着pua。我们很多人认为pua只是在男女情感中的欺骗，其实职场、人际交往等各个方面我们都可能会面临被pua。)制，我们的体制能否在保证一份较为体面的收入和社会地位之外，为“想改革、谋改革、善改革”的干部营造更多实现自我价值的空间？反腐重压下生长出的风清气正的官场生态，同样要成为蓬勃发展的改革沃土。 “人各有志”，梅永红们的离职是正常的人才流动，我们也希望他们用自己的资源为社会和自我创造更多合理合规的财富。但面对来自市场日渐激烈的人才竞争，其实更应该反问一下，我们的体制做好跟市场竞争人才的准备了吗？对于大家的猜测，梅永红选择了沉默。记者在采访过程中无法联系他本人，但是他莫逆于心的挚友，为我们细致讲述了他们眼中的老梅。 “辞职不是心血来潮” “昨天在同学群里知道的，我们都很震惊。”丰凯谈起大学同窗的梅永红辞职时，无法掩饰自己的惊讶，“大家也很遗憾，这么高的职位，本以为还会继续往上走。” 丰凯说，大家都不理解梅永红为什么突然辞职，纷纷打去电话，梅永红语态很平静，只是承认了自己辞职，简单说了句“自己还在外面，不便详说”，就挂断了电话。今年50岁的梅永红到济宁任职已近5年。2010年10月，他作为中组部从54个中央部委选派到地方任职的66名中青年干部之一，到济宁先后任济宁市委副书记、代市长，后成为市长。梅永红毕业于华中农业大学农学系农学专业，之后在农业、科技两部委工作长达23年。转任地方后，梅永红全面主持济宁市政府工作。几乎没有人怀疑，已经是正厅级干部的梅永红没有理由不在体制内继续待下去。 “我觉得他应该是考虑了很久，才慎重做出这个决定，不是心血来潮。”丰凯说，梅永红性格偏内向，平时在同学群里常聊起家事，很少谈工作，辞职一事一句也没提过。此次辞职，“大概还是想回归农业吧。”丰凯说，他做事认真，追求完美，是个有思想的人。有媒体报道称，梅永红辞职后将南赴深圳出任华大基因CEO。该公司号称是全球最大的基因研发机构。梅本人未回应此事。梅永红的朋友圈转载过一篇文章《永远保持随时可以离开的能力》。文章中提到了公务员的生存状态，大意是公务员抱怨的多，辞职的少，因为在体制内“舒服”了太久，旱涝保收，失去了随时离开的能力，“其实如果你始终保持这种能随时离开，并且离开之后能过得比现在更好的能力，也就给了你一种无欲则刚的底气”。 “一个优秀的企业家，应该是在做事业，是有理想的，能够表现独到的视野，比常人更多一份执着，有着强烈的责任感。” 这是梅永红在济宁任职期间说过的一句话。也许从那时起，他已经为自己埋下离开的伏笔。读大学时每月24.5元生活费梅永红在接受南都采访时，曾说自己每天工作都在10个小时以上，早上8点出家门，很少在晚上8点前能进家门。每天工作10个小时是常态，而且几乎没有周末，没有节假日，一个月7000元工资，下面县长、县委书记等工资只有3000多，还不如打工挣得多。梅永红辞职后，这段访谈再次被公开，他被舆论理解为因工资低而离职。 “他不是那样的人。”梅永红大学时同寝的舍友王洋说。 “他对自己生活的要求很低，有时候回华农，都不直接找学校，叫上好朋友随便找个小餐馆吃饭。如果我提前知道，肯定会按规格接待，但他就是不想麻烦学校。”梅永红母校华中农业大学一名干部说。王洋说，梅永红曾亲口告诉过自己，在济宁的这五年，他从来不允许任何官员到家里拜访，礼品一概不收，这是他给自己定的铁律。在王洋的印象中，老同学梅永红是他“见过的最不像领导的领导”，从不讲究穿着，“去年国庆节回黄梅老家时，他拎着几个包裹，一个人坐火车到了武汉，秘书和司机都没跟着，到站才给朋友打电话，让朋友把自己送回了家”。梅永红家中还有老母和弟弟，住在老小区里，梅的弟弟在黄梅打工，弟媳一人在家照顾母亲。梅每次回家总少不了给母亲买补品。梅永红念书时的拮据至今令王洋印象深刻。1983年9月，梅永红考入华中农业大学农学系农学专业，每个月24.5元的生活费，家境好的学生还可以从家里得到帮助，但对于梅永红而言，从家里拿钱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冬天的武汉阴冷潮湿。梅永红是衬衫套着衬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