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培｜怀念四舅郑克晟先

俗话说，“姑舅亲辈辈亲，砸断骨头连着筋”。在我们这个大家庭当中，从小到大我接触最多的亲戚就是三个舅舅，除了血缘关系外，还与郑氏家风有关。外公郑天挺先生作为中国近现代历史学家和教育家，十分重视对我们这代人的家庭教育，几个舅舅身体力行，始终是我们的表率。他们没有刻意给我们讲过什么大道理，但是在他们的人生态度和作为中，在他们对事业矢志不渝的追求和对下一代始终如一的关爱中，有一种无形的力量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们。

外公与外婆共生育了五个孩子，学名依次为：郑雯、郑晏、郑克昌、郑克晟、郑克昜（后改为扬）。在家庭日常生活中，他们更喜欢用小名称呼孩子，依次是：大宝、二宝、同宝（三宝）、名宝（四宝）、五宝。我母亲郑晏排行第二，我们姐弟出生后，称呼母亲的姐姐为大姨，称呼母亲的三个弟弟分别为三舅、四舅、五舅。

郑天挺夫人和五个孩子（前排右二为郑克晟）

小时候郑氏家族每到节假日必定举行家庭团聚，全家人其乐融融地簇拥在外公身边，亲情浓浓。一次我们几个孙辈发现，母亲、舅舅与外公交谈时称呼其为“老爹”，感觉非常新奇，在我们眼中外公博古通今、精力旺盛，岂能用“老”字来形容，我就问四舅为什么？三个舅舅中他文化底蕴最深厚。四舅笑眯眯地告诉我说，这个“老”字表示他们对父亲的尊敬与挚爱，可谓是昵称。我们听后马上决定上行下效，在称谓长辈时前面都加个“老”字，表示对他们的热爱，这个称呼一直用到现在。

老四舅郑克晟是南开大学教授，明清史研究名家。他1931年9月出生于北京，1955年北京大学历史系毕业，在校期间师从于张政烺、余逊、邓广铭、邵循正、向达等教授，受益匪浅。1955年至1962年在中国科学院（现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明清史组任实习研究员及助理研究员，从事明代土地制度及清代边疆史方面的资料收集及研究。1963年起，他在南开大学历史系明清史研究室任讲师、副教授，后任南开大学历史研究所教授，1989年至1994年任南开大学古籍与文化研究所所长、全国高校古籍整理委员会委员。曾参加《明史》点校工作，担任中国明史学会顾问。专著有《明代政争探源》《明清史探实》《明清政争与人物探实》《从未名湖到新开湖：郑克晟师友杂忆》（即将出版）等，合著《清史》《中国古代史》《中国古代史史料学》《中国通史参考资料》（第八册）《明清史资料》等，发表学术论文百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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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克晟

我小时候最敬佩老四舅的一件事，就是他主动要求调到天津照顾外公。记得在1962年某次郑氏家族团聚会上，饭后母亲与三个舅舅聊天，谈到自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后，外公在天津已经孤独地生活了十年，南开大学希望外公在北京工作的某个子女能够调到天津工作，照顾外公的生活，并答应将解决调入人员的天津户口与工作。当时天津还不是直辖市，仅是河北省会，其经济发展与北京相比有天壤之别，生活条件差距更大。

从一个熟悉的环境去一个陌生的地方，工作与生活都要从头开始，是需要勇气与魄力的。1963年四舅全家调往天津。对于四舅的抉择，我非常敬佩，至今铭记在心。

郑天挺

老四舅有两个孩子。长子郑春1956年出生，次子郑泰1961年出生，与我弟弟黄圻是同龄人。寒暑假四舅带着孩子从天津到北京玩，经常带上我弟弟，他们去的地方大多数是历史悠久的古寺庙。“文革”前某个春节，四舅带着他们去厂甸逛庙会，顺便去四舅妈傅同钦的娘家拜年。四舅妈的娘家位于前门大街三井胡同，距离大栅栏及琉璃厂文化街都不远，明清两代那里是老北京普通市民居住的场所，胡同蜿蜒曲折，四通八达，建筑格局多为小门小户，风格古朴典雅，带有浓郁的老北京市井风情。弟弟玩得高兴不肯回清华，晚上就与四舅妈的家人挤在一起睡觉，他回家后的描述激起了我的好奇心，我和表姐郑元还特意跑到四舅妈的娘家串门，认识了四舅妈的弟弟们。

1966年6月“文革”开始，外公遭到批判，被关进“牛棚”受尽折磨。四舅全家也受到牵连，1969年下放到天津西郊插队，1973年落实政策回到南开，还未安顿好，他就带着孩子到清华看望我父母。多年没见，频繁的政治运动和艰辛的农田劳作，使曾经帅气英俊的四舅苍老了许多，但他精神状态依旧，说话铿锵有力，思想乐观豁达，父母都喜欢听他聊天。母亲说，在他们姐弟五人中，四舅从小为人善良，格外聪明，记忆力超强，深得外公的喜欢。我领教过四舅的记忆力，他能记住许多过去发生的事情的时间和梗概。有一次，我询问四舅曾经就读的中学情况，那是个教会学校，1951年由人民政府接收。四舅先介绍了学校的基本情况，接着讲述了新中国成立前北平教会学校的情况，当时我做了笔记。后来我查阅相关资料，竟与四舅所说相差无几。

学历史的四舅在外公身边工作，博闻强记，经过自己的刻苦努力，终于从一名普通教师成为著名的明清史专家。四舅认为，做历史研究必须有理论修养，同时有总览全局的眼光，具备深厚的学识基础，掌握系统而全面的史料，熟知各种研究方法尤其是历史考证法，要能透过史料的表层看到历史的实质，加上持之以恒的努力，就一定能成就一番事业。

1965年我曾与父亲就四舅的读书方式有过交谈。暑假我从天津南开返回清华，父亲问我有什么新鲜事？我说：“我发现四舅不抓紧时间读书，而是与一群人坐在客厅里闲谈，太浪费时间了。”

从事土木工程教育的父亲听后哈哈大笑说：“不同学科的人，研究学术的方法是不同的。搞文科与搞工科的人不同，除了大量读书外，还要广泛接触社会各界的人，了解不同领域的文化精髓。中国历史包括文史哲、政治经济和科学技术等多学科文化，所以，搞历史研究的人，思维方式要渗透到中国文化的各个方面。一个人的读书范围是有限的，四舅聊天的目的是与他人交流研究成果，拓宽视野，学人所长，补己之短，有时说者无心，听者有意，一句不经意的话，就会擦出思想的火花，解决思考很久而没有结论的难题。”

“文革”后期，高等院校正常的教学秩序还没有恢复，四舅所在的南开大学历史系开始渐渐走向正轨。1975年春季，四舅与南开历史系的几位老师到北京雍和宫参观，父亲和我有幸陪同。雍和宫建造年代为清康熙三十三年(1694年)，清朝中后期成为全国规格最高的一座佛教寺院，1961年被国务院列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文革”期间被封闭而没有遭到破坏。南开特邀了雍和宫管理处的专家，耐心细致地讲了整整一上午，老师们边听边提问，我也因此对史学研究者的工作状态有了初步了解。

改革开放后，四舅厚积薄发，学术成就显著。他根据多年收集的大量明代土地制度史方面的资料，下了很大功夫去研究，之后运用唯物史观指导与“人弃我取”的治史方法，从明代各类地主庄田制度入手，研究明代南北党争的根源，创立了一套自己的对整个明史解释体系。这种将经济史与政治史结合起来的研究思路，可谓独辟蹊径，令人耳目一新，受到当时很多学者的好评。《明代政争探源》自1988年出版迄今已经35年，2014年收入“明清史学术文库”，由紫禁城出版社再版，对于明代庄田制度的研究，仍然无人能超越。

我年轻时对历史不感兴趣，“文革”中外公以及那些著名历史学家的遭遇更使我对历史学科敬而远之，大学选择了统计专业，在国家统计局从事综合统计工作多年。退休后在长辈们的带动下，我开始关注中国民国历史、老北大历史，西南联大历史等，并撰写了一些文章，根据母亲的回忆写了《爹爹在昆明，我们在北平（郑晏口述抗战时期的北平生活）》一文。四舅看后问我读过什么历史参考书？特地让表弟郑泰带给我一本封越健、孙卫国合编的《郑天挺先生学行录》（中华书局2009版），里面夹了一张字条：“学行录给黄培，注意看郑天挺大事记及四人写的回忆郑老先生。”这本书使我深入细致地了解了郑氏家族的历史，也成为撰写《庭树摇香——我与外公郑天挺先生》的重要史料。在我心目中，四舅是家族历史的活字典，知识渊博、无所不晓，凡是遇到不清楚的问题都喜欢向他请教。在《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 《郑天挺北大日记（待刊）》出版前，我按照母亲和舅舅们的指示审核原稿，提出了诸多问题，一次四舅说话时间太长，当晚就流了鼻血，我内心自责了好几天。

郑克晟留给作者的字条

四舅长期生活在外公身边，对外公生平事迹了如指掌，他撰写的回忆郑天挺先生的文章，不仅是子女对父亲的怀念，更是从历史学家角度所做的严谨而客观地描述和评论，受到业界专家的好评。四舅本人在不同历史时期，根据亲身经历撰写过不少文章，诸如《我第一次见胡适先生》 《难忘的一九四五年》 《我在北大史学系经历的院系调整》等，真实地记录了那些年代发生的人生故事和人文轶事，是难得的珍贵的历史资料。但是这些文章散落在不同时期的不同报刊杂志上，不便于读者阅读，我建议四舅把这些文章整理出版，有利于北大史学和南开史学的文脉传承，丰富人们对中国近现代史学科的了解，认识中国百年风云中一些名人的大家风范，具有重要意义。

但四舅并不认同我的建议。他一生以外公为标杆，严谨治学、自强不息、笃实诲人、淡泊名利，对名利等身外之物看得很淡泊，在家人面前从未提及自己学术上的成就和影响。外公传承给四舅的不仅有孜孜以求的治学方法，还有做人做事的道理，以及谦逊谨慎低调做人的家风。四舅告诉我说，那时自己年轻，看书少，写的一些文章现在没有什么社会价值了，不同意出版。南开大学百年校庆前，南开许多院系的老教授都出版了个人文集，四舅的学生封越健和孙卫国也极力劝说四舅出版个人文集。四舅告诉我说，他的这两个学生现在都是单位骨干和中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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