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夫之的思想主张ppt（王者之治天下,不外乎政教处之二端谁提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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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者之治天下,不外乎政教处之二端谁提出来的
• 王夫之的主张

王者之治天下,不外乎政教处之二端谁提出来的

是王夫之提出的。王夫之在反思明朝灭亡的原因时深刻的认识到，“王者之治天下，不外乎政教之二端。语其本末，则教本也，政末也。”教育是治理国家的根本，而明朝后期，教化日衰，学校教育名存实亡，培养不出国家可用之士，以致国家处于危难之时，却无“扶危济难”的真才实学之人。所以，想政治清明，社会稳定，就要革新教育，把学与用、理论与实际结合起来。

王夫之的思想主张：

王夫之主张“尽废古今虚妙之说，而反之实。”学校要拓宽教育内容，广设各种实用知识。明末的教育家都目睹了明王朝灭亡的过程，痛恨理学的空疏无用给国家带来的深重灾难。他们又同时认识到“学贵适用”的重要性，并把教育置于重要地位，把知识的实用置于教育的中心。这一思想有非常重要的现实价值。

王夫之的主张

王夫之的研究领域包括天文、历法、数学、地学，专精於经、史、文学。批评程朱理学的唯心主义，总结古代唯物主义思想。认为“尽天地之间，无不是气，即无不是理也”，以为“气”是物质实体，而“理”则是客观规律。又用“絪蕴生化”说明“气”变化日新的性质，认为“阴阳各成其象，则相为对；刚柔、寒温、生杀，必相反而相为仇”，同时也又“互以相成，无终相敌之理”。他强调“天下惟器而已矣”，“无其器则无其道”，从“道器”关系建立其历史进化论。在知、行关系上，强调行是知的基础，反对陆王心学“以知为行”和禅学“知有是事便休”的论点。提出“天下唯器”，“理不先而气不后”的理论。在社会历史方面，他批判“泥古薄今”的观点，认为人类历史是不断进化的。他反对天命观，认为历史发展具有规律性，是“理势相成”。
王夫之笃信程朱理学，但不赞成“存天理，灭人欲”，认为“人欲之各得，即天理之大同；天理之大同，无人欲之或异”。王夫之思想没有超出封建主义的范畴，他坚持维护封建制度，他认为封建制度不能变，能变的只是手段，又主张“尊其尊，卑其卑，位其位。”
後代研究王夫之思想的学术流派，被称为船山学。所著后人编为《船山遗书》。

王夫之（1619年－1692年，即万历四十七年－康熙三十一年），字而农，号姜斋、又号夕堂，或署一瓢道人、双髻外史，晚年隐居于形状如顽石的石船山，自署船山病叟、南岳遗民，学者遂称船山先生。湖南衡阳人，杰出的思想家、哲学家、明末清初大儒。与顾炎武、黄宗羲并称明清之际三大思想家。
永历九年（清顺治十一年），王夫之因清军搜捕，被迫流亡零陵、郴州一带，变姓名为瑶人，授徒著书，“为常人说《周易》《春秋》…常宁文士来者益众”，这期间著有《周易外传》，《老子衍》。
日後王夫之多往来长乐、库宗桥、新塘等地。永历十四年春，举家迁居衡阳金兰乡高节里，于茱萸塘筑茅屋，名“败叶庐”。清康熙十四年秋，在衡山石船山麓定居著述，筑草堂而居，人称“湘西草堂”，“栖伏林谷，随地托迹”，“安之若素，终日孜孜不倦，刻苦自励，潜心著述。”，自题堂联“六经责我开生面，七尺从天乞活埋”，终未剃发。康熙三年，在“败叶庐”设馆讲学。又重订《读四书大全说》。晚年贫病交迫，连纸笔都靠朋友周济。吴三桂称帝，请王船山写《劝进表》，遭严辞拒绝；王夫之认为“以其入国仇也，不以私恩释愤”。事后，逃入深山，作《祓禊赋》，对吴三桂表示深切蔑视。自题墓石：“抱刘越石之孤忠”，“希张横渠之正学”。康熙二十八年，衡州知府崔鸣鷟受湖南巡抚郑端的嘱咐，携带粮食和钱币会见王夫之，请求王夫之“渔艇野服”与郑端“相晤于岳麓”，并且希望能够得到王夫之的著作刊行天下，王夫之以“病不能往”的理由拒绝了，但是看到郑端心诚，接受了粮食返回了钱币，且致函表示感谢。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正月初二，去世。
著有《周易外传》、《黄书》、《尚书引义》、《永历实录》、《春秋世论》、《噩梦》、《读通鉴论》、《宋论》等等。其作品在生前皆未刊行。道光十九年（1839年），其裔孙王世全与邓显鹤开始搜集散佚，刻成《船山遗书》一百五十卷，称邓显鹤刻本。同治年间，曾国藩、曾国荃重刻，有一百七十二卷。民国後，刘人熙搜辑散佚，又有补刻本。1930年，谭延闓、胡汉民、于右任等重刊船山遗书，分经史子集四都，凡七十种，共三百五十八卷。1971年，台北船山学会重印《船山遗书全集》，为二十二册。
谭嗣同评价“万物招苏天地曙，要凭南岳一声雷”。
章太炎称道“当清之季，卓然能兴起顽懦，以成光复之绩者，独赖而农一家而已”。
前苏联人弗·格·布洛夫称：“研究王船山的著作是有重要意义的，因为他的学说是中世纪哲学发展的最高阶段……他是真正百科全书式的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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