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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拉斯的军中的四巨头
1911年6月4日，吉拉斯出生于南斯拉夫门的内哥罗(意译黑山)科拉欣附近的一个农民家庭，世代务农。他的家乡经济文化落后，宗教仇恨极深，常常发生械斗事件。他在自传中说，自己出生的家乡是一个“没有正义的地方”，“我是两眼沾满鲜血出娘胎的，睁开眼睛看到的也是血”。 1929年，吉拉斯入贝尔格莱德大学，主修文学和法律。在大学读书期间，接受资产阶级学说的影响，同时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在左派学生团体中极为活跃。1932年加入南斯拉夫共产党。1933年大学毕业后，从事党的秘密工作。同年，因参加反对王室的示威，被当局逮捕，判处徒刑三年。1937年初，出狱后不久，同刚从莫斯科回国的铁托在萨格勒布首次会面。1938年经铁托提名，当选为南共中央委员，1940年当选为党中央政治局委员。 1941年4月，德国法西斯入侵南斯拉夫。南共中央召开会议，决定建立以铁托为首的军事委员会，1941年6月成立了人民解放游击队最高司令部，铁托任总司令，领导人民进行反法西斯武装斗争。这年夏天，吉拉斯参与了南共中央领导的武装起义的准备和组织工作，他被派往门的内哥罗领导起义。战争期间，吉拉斯一直是人民解放游击队最高司令部的成员，成为以铁托为首的南共最高领导核心成员之一。吉拉斯称之为“四驾马车”——铁托、爱德华·卡德尔、吉拉斯、兰科维奇。他说，那时“我们长期共事，结下了友谊，同甘共苦，共担重任，因此，彼此偶有伤害也只是觉得遗憾，而不会恼怒”。
南斯拉夫为什么分裂
二战前塞尔维亚人与克罗地亚人和阿尔巴尼亚人是有矛盾的，作为“共产国际支部”的南共则是坚决反民族主义、尤其是反塞尔维亚民族主义的，其领袖铁托在“一战”时作为奥匈属克罗地亚人还曾加入奥匈帝国军队对塞尔维亚作战。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南斯拉夫发生极端惨烈的民族仇杀，当时克罗地亚民族主义组织“乌斯塔沙”亲德，科索沃阿尔巴尼亚民族主义组织“第二普里兹伦同盟”亲意，而塞尔维亚民族主义的代表则是“切特尼克”（塞语“义勇军”），它支持流亡英国的战前南斯拉夫王国塞尔维亚王室，属于反法西斯盟国阵营，但它与克族、阿族和南共武装都誓不两立，结下血仇。而南共战士虽以塞尔维亚（当时南各族中传统上最反德的民族）人居多，其最高领导层却绝大部分是非塞族的国际主义共产党人，包括铁托、卡德尔（斯洛文尼亚人）、德热拉斯（黑山人）、兰科维奇（塞尔维亚人）与巴卡里奇（克罗地亚人）等，其中只有兰科维奇一人是塞族。在战争期间南共武装虽然与上述所有各族民族主义组织都敌对，但亲德意的克族阿族组织随德意垮台而自然解决，与切特尼克的冲突却因在反法西斯阵营中争夺“正统”而持续最久、流血最多，最后以切特尼克首领米哈伊洛维奇1946年被南共政权处决而告终。 可想而知，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战后南共政权根本不同于由传统塞尔维亚王室统治的南斯拉夫王国。
战后南斯拉夫联邦没有像其他东欧国家那样保留非共反法西斯政党并实行多党合作统一战线，而是立即实行南共的一党制，主要原因就是为彻底消灭塞尔维亚民族主义组织——当时其他民族的主要组织都因亲德意而已经消失。后来铁托与斯大林闹翻，南苏矛盾一直大于南与西方的矛盾，“情报局分子”成为那时首要的“内奸”，传统上亲俄的东正教塞尔维亚人因此也更受猜忌。 因此，铁托时代南斯拉夫虽然既打击塞尔维亚民族主义，也打击其他各族的民族主义，但总的来讲是重在前者。战后南共五人领导核心中，后来倒台的恰恰是来自塞尔维亚与黑山的两位。其中黑山人德热拉斯是因为“自由化”，而塞尔维亚人兰科维奇正是因为塞族民族主义。尤其是1966年起对兰科维奇集团“中央集权主义——大塞尔维亚主义”的打击十分严厉，其影响一直持续到1970年代，有4万塞族干部因此被整肃。
在制度上，铁托时代也作了有利于抑制塞族强权的（或用塞民族主义者的话说是“压塞尔维亚”的）安排。例如：在历史上首次承认“讲塞尔维亚语的穆斯林”为另一民族（穆斯林人，或称波斯尼亚人），并据此建立
了波黑共和国；首次承认过去“讲塞尔维亚语的马其顿方言”为另一语言（马其顿语），并据此确认马其顿民族和建立了马其顿共和国。这样，就使联邦中的塞尔维亚共和国大为缩小，不仅小于“南斯拉夫王国”中的塞尔维亚，而且也小于“一战”前未有南斯拉夫时的塞尔维亚王国。同时还在塞尔维亚共和国里设立了其他共和国所没有的两个“自治省”，并授予其与塞尔维亚几乎平起平坐的“联邦主体”地位——除去这两省之后的“塞尔维亚本部”，就已经退回到1878年柏林会议确定的塞国独立时版图内了。 除了从塞族中划出新民族、缩小其版图以外，铁托还别出心裁地设立了“南斯拉夫族”，鼓励人们放弃原有族群认同而去改宗这一新的群体。到1981年，人口调查中填报这个“新民族”的已达121万人，占全南人口5.4％。铁托时代这样做，明显是要把“南斯拉夫”认同与塞尔维亚认同分开。经过这种种措施，塞尔维亚人的认同不断弱化。战前南斯拉夫王国时塞尔维亚人（当时马其顿人与波斯尼亚人都算塞尔维亚人）占绝对优势，而到1961年全南人口中自认塞尔维亚人的只占42.1%，到1981年更降为36.3％。
铁托时代的这些做法，对于压抑战前南斯拉夫严重的塞族强权、维护民族平等和联邦稳定起了作用，但是在一些民族情绪强烈的塞尔维亚人中却积累了很大不满。1980年铁托去世后，塞尔维亚民族主义出现反弹。1981年5月，塞政府在清洗科索沃党政领导层时开始大反“联邦主义”，攻击阿族人自以为是、联邦成员不把塞尔维亚放在眼里。显然，一些塞尔维亚人对非塞族拿联邦大旗作虎皮来“压”塞族积怨已久。米洛舍维奇就是这些人的代表。
出生于1941年的米洛舍维奇的父母，都是铁托时代的牺牲品——他的父亲斯维托查·米洛舍维奇是一位东正教神职人员，1945年南共在贝尔格莱德掌权不久，他便离开自己在首都郊区的家庭而独自隐居到黑山，1962年在那里自杀身亡；米氏的母亲是小学教师、共产党人，于1974年也自杀而亡。没有资料解释她自杀的原因，但该年正是南共清洗塞尔维亚干部的潮头。一些塞族人说是铁托的政策使他们家破人亡，米洛舍维奇自己倒没这样说，但他多次提到，家庭的不幸对他的人生道路有着重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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