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厉华（重庆红岩联线文化发展管理中心原主任、中国民主党派陈列馆馆长，王娟，系重庆出版集团编辑）

编者按：

在新中国文学史上，“三红一创”占据着极其重要的地位，“三红”指的是《红岩》（罗广斌、杨益言）、《红日》（吴强）、《红旗谱》（梁斌），“一创”指的是《创业史》（柳青）。它们是创作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对社会产生重大影响的四部长篇小说。其中，《红岩》《红日》《红旗谱》是“革命历史小说”的代表作。它们分别从不同的方面和角度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发动和领导的伟大革命，在经历曲折过程之后最终走向胜利、建立新中国的光辉历史；以其强烈的史诗性和英雄品格，发挥了深刻的教育功能和强烈的鼓舞作用。

反映解放战争时期重庆地下党革命斗争历史的《红岩》，是其中销量最大、影响最广的一部。1961年12月，《红岩》由中国青年出版社正式出版，迄今社会总发行量超过1000万册，并被翻译成英、法、德、日、朝等多国文字。同时，《红岩》被迅速改编为歌剧、电影等多种艺术形式，广为传播，直至形成“红岩热”。以江竹筠为代表的革命烈士的英勇事迹，通过各种文学艺术形式的传播，形成了久负盛名的红岩文化。

《红岩》被称为“共产主义教科书”，书中的英雄烈士以顽强不屈的行为展现坚定的革命意志，他们用生命诠释“红岩精神”，诠释何为信仰与忠诚，至今仍具有无穷的感召力。

小说《红岩》

1986年竣工的《歌乐山烈士群雕》（叶毓山、江碧波创作）

重庆歌乐山下的渣滓洞、白公馆集中营，记载了革命烈士“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的革命斗争事迹。

上海电影制片厂于1978年拍摄的舞台歌剧艺术电影《江姐》剧照

1965年，北京电影制片厂推出以小说《红岩》改编的电影《烈火中永生》，于蓝（右）饰江姐，赵丹饰许云峰。

人民音乐出版社出版的歌剧《江姐》选曲

江姐原型、革命烈士江竹筠一家三口照片

1、“他一定要让今天的人了解那些敢于去死的人士为的是什么”

在歌乐山烈士陵园的展览中，罗广斌的那张标准照，把他凝固在了20世纪60年代。他与活下来的战友把在渣滓洞、白公馆狱中斗争的情节用文学形式记录下来，在一些文学前辈的指导下，让烈士的形象丰满了起来；通过整合众多人物、事件，把英雄和信仰贯穿于地下党的历史，书写了“革命”两个字的内涵。

重庆解放后，从大屠杀中脱险的罗广斌、刘德彬以及曾经被关押在渣滓洞后被保释出狱的杨益言，极力宣传烈士的革命精神。尤其是罗广斌，在学校、厂矿等地方宣讲他在渣滓洞、白公馆两个监狱的所见所闻。罗广斌的妻子胡蜀兴回忆道：“1951年，我们结婚后，几乎天天晚上家里都是他的那些战友、领导，有的一来就关起门在里面谈事情，总是几个小时。他口才好，记忆力好，总是富有激情，家里来人总见他滔滔不绝地讲。”胡蜀兴说，罗广斌第一次讲烈士的故事就是在白公馆、渣滓洞现场，向重庆女师的学生讲。后来重庆大学邀请他讲，他就把自己的亲身感受讲给大家听。他的创作就是从讲故事开始的。那时沙汀、马识途等作家到家里来过，有时也叫他去成都。罗广斌对他们很崇敬，非常愿意接受他们的教导。“监狱中那段经历对于他来说是刻骨铭心的，死去的人让他懂得了生的意义，所以他要把自己的每一分钟都活出意义。”胡蜀兴记得，创作的那几年罗广斌忙得不可开交，“有时离开家我都不知道。他只想着工作、写作，只想着那些死去的战友，他一定要让今天的人了解那些敢于去死的人士为的是什么！”

1958年，罗广斌、刘德彬、杨益言把自己的亲身经历写成回忆录《在烈火中得到永生——记在重庆“中美合作所”死难的烈士们》，在中国青年出版社下属的《红旗飘飘》杂志第六期上发表，引起社会上极大的反响，读者纷纷来信要求内容再多一些，篇幅再长一些。于是，1959年2月中青社又推出了增写稿《在烈火中永生》，单独发行，印数很快超过了百万册。

1958年7月，中青社文学编辑室主任江晓天偶然得知罗广斌、刘德彬、杨益言正合写一部长篇作品《禁锢的世界》，非常重视，将它列入中青社向新中国成立十周年献礼作品的规划中。那年秋天，中青社社长兼总编朱语今和编辑王维玲来到重庆与罗广斌等人会面，鼓励他们的小说创作，并请重庆方面给予支持和协助。他们特地为罗广斌、刘德彬、杨益言三位作者向重庆市委请创作假，让他们能集中精力写作。

从现在能够找到的众多资料来看，罗广斌等人创作小说《红岩》经历了很长的一个过程。从他们自己写到上级部门组织人指导、帮助他们写，从情节内容的设计到具体人物的塑造，个人的写作行为变成一种思想文化建设和开展传统教育、革命文化教育、共产主义教育的国家行为。

这本书稿在全国许多知名的文学家、川东地下党老同志的关心支持下最终定稿。

1961年，重庆上清寺中山四路，重庆市委常委会议室，市委常委们正在就一本即将要出版的图书名称进行讨论。之所以这样重视一本图书的书名，是因为图书内容已经在全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同时，这本书的创作出版受到社会的极大关注，茅盾、巴金等知名作家对书的创作提出了许多有益的建议。

书名在反复讨论设计、数次都不满意的情况下，提交到市委来讨论。当时的市委书记任白戈认为，这本书不仅讲述了狱中斗争，而且是我们党在国统区的工作的缩影，看了这本书就会想到重庆，牺牲的革命烈士是在当年南方局的教育培养下成长起来的，一定要注意这段历史的连续性，因此书名可以考虑用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重庆的八路军办事处所在地的地名“红岩”，这在重庆乃至全国都是有影响的。

最后，市委常委会决定用“红岩”作为书名。任白戈说：“今后人们看了这本书就会想到重庆，提起重庆就会说到红岩。”

长篇小说《红岩》在1961年12月由中国青年出版社正式出版后好评如潮。出版后不到两年时间，就多次重印，累计达400万册。用该书初版本责任编辑张羽的话说，“小说一出，洛阳纸贵。北京所有的宣传机构几乎不约而同地行动起来，纷纷著文介绍，形成开国以来少有的对一部小说进行宣传的热潮。”这部长篇被评论者称为“黎明时刻的一首悲壮史诗”“一部震撼人心的共产主义教科书”“一本教育青年怎样生活、斗争和对待敌人的教科书”。不少报纸采用开辟专版、专栏的“重点报道”的形式，“青松”“红岩”的图案也成为1962年报纸副刊上一再出现的符号。对于报纸副刊来说，这一年可以当之无愧地称为“红岩年”。高频度出现的评介文章和刷新纪录的出版发行量，掀起了一股“红岩热”。伴随着“红岩热”，甚至一些地标、企业也以“红岩”冠名，如红岩汽车、红岩墨水、红岩街道、红岩影院等。

从根本上讲，“红岩热”的产生源自那个特定时代人们的精神生活与小说《红岩》的深刻契合。正如评论家阎纲所说，“《红岩》一经出版，就博得具有社会主义思想和日益增长着的审美要求的读者的普遍喜爱，绝不是偶然的。这说明了《红岩》作为社会主义的文学作品，已经突破了一般作品所难于突破的一关，而且是首要的一关——能够和广大读者进行思想感情上的交流。”小说《红岩》出现一书难求的境况。各大城市新华书店门前，人们排着长队争买《红岩》，成为那个时代的一大文化景观。甚至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也出现热议《红岩》的现象。有读者说道：“我不只一次地在大街上，在公园里或在无轨电车上，听到许多青年朋友们在谈论着《红岩》，他们时而谈到威武不屈的许云峰，时而谈到坚韧倔强的江姐，时而谈到勇敢沉着的成岗，也时而谈到为了党的事业勇于承受巨大精神痛苦而长期装疯的华子良……是的，《红岩》是生活的教科书，是共产主义的教科书，它以它特有的艺术力量，感召着人们，鼓舞着人们，人们所以那样熟悉书中的每一个细节，熟悉英雄们的每一段言行，而且谈起来又是那样的有兴趣，有感情，不正是说明了这些英雄人物在他们心上，已经生根开花了吗！”

上世纪60年代，“红岩热”的高潮是小说《红岩》被中宣部、教育部和共青团中央推荐为爱国主义教科书，其中的一些片段由此被选入教材，使得成千上万的青少年在学校教育中受到《红岩》影响，《红岩》中的人物故事也因此在中国家喻户晓。

2、“你们的剧情催人泪下，主题歌《红梅赞》唱得人心潮澎湃”

“红岩热”不仅表现在小说本身，而且带来了其他各种艺术形式的改编热潮。红岩故事的改编其实自1958年《红旗飘飘》发表《在烈火中得到永生》和1959年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发行《在烈火中永生》单行本后就已经开始。《红岩》被改编成快板书、评书、京韵大鼓，诗歌、散文、连环画、木刻、剪纸紧随其后。根据小说《红岩》改编的舞台剧出现后引起了很大反响：1962年8月，青岛话剧团、四川话剧团、北京人艺等相继把它搬上了话剧舞台。一大批改编作品问世，极大地促进了红岩英烈精神的传播，呈现出一个文学艺术高潮。文学艺术在中国发挥着空前巨大的社会引导作用，烈士形象几乎成为每个人人生行为坐标的参照系。1962年12月2日，李希凡在《人民日报》发表《剪裁、集中和再创造——谈中国铁路文工团话剧团〈红岩〉的改编》，文中写道：

《红岩》，这本公认为撼动心灵的“共产主义科学书”，在它出版将近一年的时间里，已经风行全国，有口皆碑，虽然书的累计印数突破了二百万册，达到了解放以来长篇小说发行量的最高数字，却仍然不能满足读者的需求。大概也正是这样的缘故吧，阅读的热潮又开始寻找新的出路——有力地冲击着戏剧艺术，不少戏剧工作者满怀热情地把《红岩》搬上了不同剧种的舞台。据统计已经有二十几种有关《红岩》的戏在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