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瑾(1875年11月8日—1907年7月15日),浙江绍兴人。生于厦门,最初名为闺瑾,字璇卿,号旦吾,到日本后改名瑾,字竞雄,自称鉴湖女侠,曾用名白萍。曾到日本留学,提倡反清革命。先后参加过三合会、光复会、同盟会等革命组织,计划响应萍浏醴起义未果。1907年,她与徐锡麟等人组织光复军,准备在浙江、安徽同时起义,因事情泄露被捕,7月15日就义于绍兴轩亭口。
秋瑾中国首位女权运动者。她从小就读私塾,仰慕英雄豪杰,立志做一名女中豪杰。1904年东渡日本,就读于日本青山实践女学。在日本期间积极参加革命活动,被推选为同盟会评议部评议员和浙江省主盟人,同时任共爱会会长。1906年,回国后的秋瑾加入了光复会。在上海主持《中国女报》,首次提出创建妇女协会。同年到绍兴进行起义筹备工作。1907年,徐锡麟安庆起义失败牺牲,秋瑾被捕,于同年7月15日英勇就义。
秋瑾的一生积极的投入反清爱国运动中,并主张女权唤起妇女觉醒。秋瑾是著名女学士、革命家,是近代第一女中豪杰。
秋瑾女士的故乡在山阴县,现隶属绍兴,此地有湖曰“鉴湖”,秋瑾就以此为号,遵从旧时文人习俗。至于女侠,则是立志当个除暴安良、卫国救世的金帼英雄,称“鉴湖女侠”,是他与丈夫闹矛盾的1903年,他在北京给上海的一位叫“琴文”的女士写了一封信,署名就是“鉴湖女侠”,立志作自强女性,与家庭束缚割裂,推翻腐败无能的清政府,秋瑾是位巾帼不让须眉的大侠,受到广大人民的热爱与崇敬!
秋瑾(1875年11月8日-1907年7月15日)字璿卿,号竞雄,别署鉴湖女侠,浙江山阴人。中国女权和女学思想的倡导者,近代民主革命志士。她也是第一批为推翻满清政权和数千年封建统治而牺牲的革命先驱,为辛亥革命做出了巨大贡献。平生提倡女权女学,为妇女解放运动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秋瑾自幼习文练武满腹忧国忧民。因不满封建包办婚姻的官僚丈夫“混沌度日”,终于不堪忍受腐朽堕落遂舍身弃家,自费只身东渡日本留学寻觅革命出路,在东京入学期间,常参加留学生大会和浙江、湖南同乡会集会,登台演说革命救国和女权道理。除在校学习外,还广交留学生中的志士仁人,如鲁迅、陶成章、黄兴、宋教仁、陈天华等近代中国风云人物。
秋瑾在日期间,积极参加留日学生的革命活动,曾与陈撷芬发起共爱会,作为开展妇女运动的团体。在那个时代,留洋学子摒弃满族服装和发式也是一种革命的表现。许多当时的风云人物在海外的留影多为洋装西头,秋瑾又一贯以提倡女权为己任,她曾说过:“女子必当有学问,求自立,不当事事仰给男子”,她还以“鉴湖女侠”为笔名,以“鉴湖女侠”为笔名,抨击封建制度丑恶,宣传女权鼓号革命。字里行间,充满了女权解放的激情,洋溢着革命者的澎湃!这样看来,依照其鲜明果敢的个性,秋瑾留下的所有照片均着和服也就不奇怪了!
秋瑾烈士纪念碑在绍兴市解放路轩亭口。1930年建立,是在秋瑾1907年7月15日英勇就义的地方建立的。马上就要到烈士英勇就义纪念日了,党的生日刚过,让我们在不同的地方,共同缅怀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重温入党誓言,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为实现我们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终身!
谢谢邀请。
综合有如下几个原因:
其一是安庆起义失败殃及大通学堂。绍兴大通学堂系徐锡麟等所创办,这在当时社会上包括官府都知道,1907年7月6日徐锡麟在安庆起义失败后,势必殃及绍兴大通学堂,并牵涉到主持大通学堂的秋瑾。
其二是金华武义泄密。秋瑾的弟弟秋宗章在《大通学堂党案》中写道(族魂网发表):“五月二十九日,浙抚张曾扬致绍兴府知府贵福电云:据金华嵩电:‘武义获匪聂李唐等供出党羽赵洪富’,又前准南洋大臣电:‘查拿匪党许道亨即振鹏’。足下办理此案务当慎重。(按:洪富,字卓斋,缙云人,竺绍康之妻弟,任大通学堂会计。振鹏,字云祥,别号道亨,嵊县西乡人)”。因此,清政府破获金华武义革命党人后,其案又牵涉到了绍兴的大通学堂。
其三是绍兴绅士胡道南的告密。2008年7月11日,齐齐哈尔龙沙区的网站上发表了《百年之后读秋瑾》的纪念文章,其中写道:“……贵福在杀秋瑾前一天给巡抚的电文中说,是胡道南告诉他:秋瑾要和竺绍康等人密谋起事,竺是平阳党首领,有党羽上万人。这就让胡道南的告密身份被确认下来了。当年秋瑾和胡道南都在日本留学,因为谈革命和男女平等等问题,两人意见不同,率直无忌的秋瑾当面骂胡是‘死人’”。
如今网上还流传“徐锡麟二弟徐伟供词中牵连到秋瑾”的言论,而且越传越多,越传越真,实际上这是误传,所有的正史上根本没有这种说法。当时徐伟在供词时相当机智,一直与敌人周旋,始终没透露革命党的实质性内容,也没有暴露自已光复会成员的身份。具体可参阅《绍兴文史资料选辑第四辑——徐锡麟史料(徐伟供词、讯徐伟之形情)》。
其实秋瑾劫难尽管有上述三方面原因,但直至秋瑾被极刑,清政府还是没有掌握秋瑾是革命党的直接证据。由于清政府害怕革命党人,在浙江巡抚张曾扬、绍兴知府贵福的相互作用下,仅三天时间,就将秋瑾杀害。以致舆论四起,普遍称之为“秋案冤狱”。如《述浙省官吏之罪状》有:妄杀秋女士,无口供、无见证、无实据。《浙江之危机》有:杀学生,杀女士,无口供,无确证,仅谓“有通匪笔据“、“有绍绅告密“。《神州女报?秋瑾有死法乎》有:浙吏之罪秋瑾也,实为不轨、为叛逆。试问其所谓口供者何若?所谓证据者何若?则不过一自卫之手枪也,一抒写情性之文字也。《驳浙抚和绍兴知府致电军机处电文》有:绍府蒙上,浙抚欺君,秋瑾无供无证,处以极刑,无法可据。彼所根据者,是彼心腹中野蛮之法律。
绍兴知府贵福在舆论压力下,也深以没有确凿证据为忧。因对被捕的六名大通学堂学生及教员严刑逼供,“跪火练、火砖,惨状不忍睹“,企图从他们口中得到秋瑾“通匪”的证据,但终无所得。浙江巡抚张曾扬很头痛,最后在近一个月后的8月13日,在上海《申报》公布一份口供。但当时《申报》有个“编者按”,公开对这个“供词”的真实性表示怀疑。《时报》也认为是浙江官场授意模仿秋瑾笔迹伪造的。
综上所述,秋瑾劫难既有“三方面”的综合因素,也有清政府各级官吏害怕革命党,为了确保自已乌沙帽,宁可错杀也在所不惜的这种心理状况下造成的。
害死秋瑾的真正元凶,是晚清绍兴知府贵福。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这个人物。
贵福是蒙古族人,姓喀喇沁诺昆岱氏,肄业于官学兼学弓马,并于光绪二十年(1894年)考取进士,授翰林编修。八国联军侵华期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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