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南京大学域外汉籍研究所所长张伯伟老师应商务印书馆之邀，在线上进行了一场主题为“释批评”的讲座，解释什么是中国文学批评，以及它的现代价值和意义。张老师最近在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回向文学研究》一书，分四辑，通过回顾百年学术史，梳理源流，呼吁继承古代批评传统的资源。本文根据讲座整理而成。
张伯伟，南京大学语文学院教授，南京大学域外汉籍研究所所长
我平时很少在晚间参与公开性的学术活动，今天因为是在线上讲座，所以，我依然坐在自家的书桌前，面对屏幕上虚拟的头像，就如同《兰亭集序》中说的“取诸怀抱，悟言一室之内”。传达这种感觉，要是用一句王安石的诗来说，就是“昏昏灯火话平生”。熟悉我的人会发现，我今晚服装也特别轻松，不像平日讲座时的西装领带，就是希望能够营造一种气氛，好像围炉夜话、秉烛夜谈一般的亲近，尽管我们的话题本身并不轻松。
今晚的话题是“释批评”，也就是解释一下什么是中国文学批评，以及它的现代价值和意义。为什么要谈这个问题？这是因为百年来的中国文学研究界，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存在诸多误解，也导致了不少盲目的实践。说“盲目”或许太刺激，那就换一种表述，用引经据典的方式作个类比：1973年，海登·怀特在《元史学》中对于当时欧美世界的历史研究发出了这样的感叹：“这些以历史为职业的史学家们整日里忙于写作历史，也没有时间去仔细考察一下其行为的理论基础。”我是上个世纪的七七级本科生，当年学习文学理论，用的教材是以群主编的《文学的基本原理》，虽然其中也摘引了一些中国古典文论的片断，但只是作为那个理论体系的辅助性的印证，那个体系本身来自于上世纪五十年代的苏联，具体地说，主要是季莫菲耶夫的《文学概论》和毕达可夫的《文艺学引论》。稍晚一点，我又读到了美国斯坦福大学刘若愚教授的《中国文学理论》一书，虽然讨论的对象是“中国文学理论”，但却是将中国的“材料”填进了美国的“框架”，具体地说，就是M.H.艾布拉姆斯的《镜与灯》。于是就产生了一个疑问，在西方学术进入中国之前，中国人是如何进行文学批评的。如果以孟子提出“说诗”方法为起点，中国文学批评的历史已有约2300年，留下的批评文献也堪称汗牛充栋。于是接下来就要追问，这些批评文献的价值如何。这一追问不打紧，竟然发现百年前的中国学人，在面对西方自19世纪中叶以来的批评著作反观自身的时候，对中国传统文学批评的价值作了离奇的低估。这种标签式的理解所导致的负面影响，一直持续到今天，无论是文学理论还是批评实践。所以，当年还是大学生的我，竟然会冒出一种“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的感觉，开始思考并探索中国古代文学批评方法能否成为今日文学研究的理论基础。经过二十多年的努力，才完成了一部仍然多有缺陷的著作——《中国古代文学批评方法研究》，由中华书局在2002年出版。这部书的修订版将在下个月由中华书局作为《中华·有道》丛书中的一种推出，虽然这是一件可以让作者或多或少满足其虚荣心的事，但是假如从学术史的角度来看，是不是可以这样认为：虽然过去了二十多年，但本书所针对的问题并没有得到彻底解决，而本书构拟的解决方案也尚未过时呢？去年在商务印书馆印出的《回向文学研究》，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中国古代文学批评方法研究》的续篇，重心在研究实践并开拓新的研究领域，它在我心目中的重要性，丝毫不亚于前篇，如果不说是更重要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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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向文学研究》，商务印书馆，2022年12月版
我在《回向文学研究·前言》的第一段文字中说，今天从事文学研究要有一个基本的立足点，它应该是一个十字路口：从纵向看，是百年来中外文化交汇中的现代学术；从横向看，是当今世界的主潮——全球化。所以这本书就是在这个立足点上所见所思的结果。而今晚我们在这里正在进行的讲座内容——释批评，也同样是站在这个立足点上的所见所思。
要解释中国文学批评，先来看看百年前的学人们是怎样说的：
1924年，杨鸿烈在其《中国诗学大纲》中指出：“中国千多年前就有诗学原理，不过成系统有价值的非常之少，只有一些很零碎散漫可供我们做诗学原理研究的材料。”所以他“绝对的要把欧美诗学书里所有的一般‘诗学原理’拿来做说明或整理我们中国所有丰富的论诗的材料的根据”。在这里，中国文学批评的地位仅仅是“材料”而已。
1927年，梁绳祎比较中西文学批评的优劣，发出了一通自惭形秽的议论：“谈到文学的批评，便使我们不能开口了。严格讲，除去恶意的嘲骂和广告性的标榜以外，几乎全没有这回事……许多年里，竟没有一个批评家能解释一篇作品的真意，我国过去的批评真算可怜了。”
1937年，吴益曾也是这样对比中西：“在西洋，文学批评很早便已有了……但在吾国，则似乎发生得很晚，即有也甚幼稚……大部分都是一套浅薄的推理，一种对于无关紧要的东西的夸赞，一套为传统的庄严的辩解，一种贫于洞察和分析的近视病。”
针对当时的现状，30岁的先师程千帆先生编为《文学发凡》二卷。他在《自序》中明确指出，其所针对的是天下滔滔，无非“稗贩西说”之流，显示了以中国文论资料建立文学理论系统的用心，展现了一个年轻学者的勇气和抱负，只是“彼众我寡，未能动俗”。
这种“自贬”的认识不只是在一些学者的论著之中，也影响到一般的大学生。如《浙大学生》1941年第1期“复刊词”中提出：“以文学批评言，应用西洋文学批评原理，读吾国古人诗文，可有许多新看法、新解释。”在类似这番不着边际的议论的背后，有着言说者观念上的苦衷，即中国文学批评自身是缺乏理论、方法，也缺乏价值的。这张标签被随手张贴了数十年，已经成为学者知识库中的“常识”。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版的“文学概论”或“文学原理”一类的著作，基本框架来自于苏联的季莫菲耶夫、毕达科夫等人的学说，尽管它来自于“社会主义阵营”，信奉的也都是马克思主义学说，但落实到具体的学术实践，中国传统的批评文献同样只是作为可资印证的材料散见于各个部分。到七八十年代修订再版时，这个基本架构还是一仍其旧。而当代中国学者编纂的文学理论教科书，实际秉承的还是俄国-苏联-俄罗斯的立场和观点。以童庆炳主编的《文学理论教程》为例，作为全书基础的对于“文学”的定义，坦率地说，只是百年前形成的“现代中国”的“文学”概念，既不是“传统中国”的“文学”概念，也不是“现代世界”的“文学”概念。此书作为“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之一，直到2015年的第五版，坚持的仍然是这种“文学”概念的表述，并以此向一批又一批文学后生灌输，难道不值得我们反思吗？
如果我们把视野扩大一些，这种“自我矮化”的情形并非中国独有，直到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在东亚也是一种普遍现象，堪称“通病”。限于时间，我就暂不涉及了。
现在做一个小结：回顾百年来的上述“自贬”，如果我们将中国的批评传统与代表西欧和北美的欧美、代表欧亚大陆的俄苏的批评传统加以比较，不是截取一段，而是采用系统的比较，就能够发现，百年前对中国文学批评的“自贬”，在意义上是消极的，在情绪上是不健康的，在学术上是极为荒诞的。
接下去我们就做一个“系统”的比较，当然，采取的只能是简洁的方式。
“批评”一词源于希腊文，意思是“裁判”。起初，批评家与文法学家可以一身兼二任。直到十五世纪的文艺复兴时期，文法学家、批评家、语文学家还是可以相互替代的概念，在稍后的人文主义者那儿，“批评”和“批评家”这两个词被特别限定在对古代文本进行编纂和校勘的意义上，有人甚至将批评家的“唯一目的和任务”描述成“努力完善希腊、拉丁作家的作品”。还有人将“批评”的任务分为两方面：一是鉴定，确认作者及作品的真伪；二是校勘，对文本订正纠错。
只有到了十七世纪，这一术语的含义才扩大起来，既包括整个文学理论体系，也包括今天称为实际批评的活动及日常书评。虽然意大利著作中可以找到这样的用例，但具有决定意义的发展出现在法国，“批评”至少部分地从文法和修辞的从属地位中解放出来。以前一个专指对古典作家进行文字考证的术语，逐渐与对作家作品的解释、判断这一总体问题，甚至与知识和认知的理论等同起来。在英国，培根的《学术的演进》将知识传统分为两类，一类是“批评的”，另一类是“学究式的”。而“批评的”知识传统包含了五个方面：（1）有关作家作品的正确校勘与编纂；（2）关于作家的解释和说明；（3）有关作家作品的系年；（4）关于作家的某些简短批评与判断；（5）有关文章的句法与布局。
在德国，文学批评被称为“一门低于新闻学的学问”，其含义是“每天报纸上对文学新作的时兴评论和对文学与音乐表演的评判”。在十九世纪德国知识界，美学与文学研究的分离是其主要特征。前者是哲学的分支，诗学隶属其下；后者主要指文学史。批评家只不过是中间人，是昙花一现的新鲜事物的报道者。随着十九世纪后期批评的、实证的和科学的观念汇合，德国出现了“文艺科学”的新术语，从而取代了西方其它国家使用的“批评”一语。虽然在法国、英国也有要求文学研究具有科学性的传统，但在英文和法文中，“科学”（science）变得与自然科学等同起来，而德语中的“科学”却保留了原有的较为宽泛的意思，所以，这个术语只在德国扎下了根。
在英语国家，二十世纪出版的瑞恰慈《文学批评原理》（1924）、兰色姆《新批评》（1941）以及诺斯罗普·弗莱《批评的剖析》（1957），巩固了“批评”一词的地位。在法国，“大学批评”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