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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泽乡起义的领袖陈胜是哪里人
壹
公元前209年，也就是秦二世胡亥登基的元年，900名由各地征发而来的戍卒聚集在蕲县大泽乡。时间已是七月，夏末秋初的淮域洋洋洒洒下起了竟天的大雨，这片水网纵横的地方顷刻间便成泽国。
困在泥淖之中的戍卒五内焦煎。他们的戍地还远在千里之外的渔阳，而肆虐的洪水又冲决了他们北行的道路。洪水如虎，横在前路，可他们不敢回头，因为身后那些负责押解的官吏正瞪着豺狼一样的眼睛盯着他们呢。
一旦不能在朝廷规定的期限内抵达渔阳，他们连骨头都会被冷酷的秦吏咬得粉碎。而不幸的是，此时此刻，他们的行程已经被大雨延误了！
数月之后，从关东来的使者向安坐在咸阳城里的秦二世报告说，一帮楚地流民带头起来造朝廷的反了！迷信于先皇余威的秦二世不相信这群泥腿子胆儿这么肥，敢向始皇帝遗下的秦法和秦军发起挑战，误以妖言惑众之罪将忠心的使者下了大狱。
可转到第二年冬天，那900个早该被埋进万人坑里化作白骨的冤魂居然摇身一变，变成一支规模几十万的义军，冲破函谷天险，直抵咸阳以东的戏下。
告急文书传入宫中，讳疾忌医的秦二世方才如梦初醒，他终于相信了这是事实：在他这个二世皇帝之外，还有一个名叫陈胜的人已经在洛阳以东的陈县建号称王，要争做天下的共主。而这个“新王”原不过是那900戍卒中的一介贱民而已。
陈胜吴广起义的历史最早见于司马迁所著的《史记》。照理说，陈胜起事与史迁撰书的时间相去不过百年，《陈涉世家》几乎可以算作司马迁笔下的一篇“当代史”。但这篇当代史却给后人留下了许多至今仍无法解决的疑问与争论。
《陈涉世家》一开篇，司马迁便写道：
陈胜者，阳城人也，字涉。——《史记·陈涉世家》根据三国史学家韦昭的注释，陈涉的故乡阳城坐落在秦朝的颍川郡，具体地说，就在今天河南省登封市的东南面。在战国的历史上，这里最早是郑国的领土。韩国吞郑，此地又被并入了韩国的版图。直至秦昭襄王五十一年（公元前256年），秦国大将嬴摎攻韩，陷阳城，斩首四万，这里遂被纳入了秦的统治。
如果陈胜出生在颍川阳城的话，那他应该是一个故韩国的遗民。
可在《史记》中，无论是陈胜本人抑或者与他敌对的秦朝政府，乃至《史记》的作者司马迁，都一致认定陈胜是楚人。《陈涉世家》中记载，陈胜称王之后，曾经与他一同佣耕的少时故交前来拜访：
入宫，见殿屋帷帐，客曰：“伙颐，涉之为王沉沉者！”楚人谓“多”为“伙”，故天下传之，“伙涉为王”，由陈涉始。——《史记·陈涉世家》司马迁用极其生动的文笔忠实地记录了这位故友的感慨，同时也向我们展示了这样一个事实：陈涉的故友说的是一口楚语，那么与他少时相共的陈胜自然也该是个楚人。
陈胜首事反秦之后，义军蜂起割据，豪杰各为其主。纵观这些秦末乱世的风云人物，张良为韩、田单为齐、周市为魏、项羽为楚，多数人的政治立场都不会背离覆亡的故国而另投他方。
首唱义举的陈胜在酝酿起义之初，便设计“篝火狐鸣”，流言“大楚兴，陈胜王”。攻克陈县之后，更是建号“张楚”，宣示天下将以张大楚国为己任。这都说明陈胜的内心是以楚人自命的。
这个“楚人”的身份不但是陈胜的自说自话，同时也与秦朝官方的口径相一致。大泽乡起义的消息传入咸阳，奸臣赵高在秦二世面前径呼陈胜为“楚盗”（见《史记·李斯列传》），便从敌对的一面印证了陈胜的地域归属。
至于司马迁，他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说“秦既暴虐，楚人发难”，而《秦楚之际月表》又说：“初作难，发于陈涉”。两相比勘，发难的“陈涉”显然就是“楚人”。这一连串的文献证据不断强化着陈胜作为“楚人”的身份特征，可这个特征越是清晰，它和颍川阳城这个陈胜故里的矛盾也就越是刺眼。
更让人对陈胜出自颍川阳城生疑的是：作为这一次被秦朝征发的戍卒，陈胜戍边的目的地乃在渔阳（今北京市东北方密云县境内）。
假设他是颍川阳城人，为了避免秦法的严厉惩罚，不至于延误行程，陈胜应该径投东北才对，为什么南辕北辙，现身于颍川东南数百里的蕲县大泽乡呢？
因为这两个无法解释的疑问，颍川阳城为陈胜故里的说法逐渐遭到越来越多的质疑。
而后来人要在广袤的中国大地上另寻陈胜的故乡，也就必须首先满足这样两个关键条件：其一，这个地方曾为楚地；其二，绘制陈胜远戍的路线图，解释陈胜是怎样从故乡来到蕲县大泽乡的。由此出发，种种不同的猜测与岐说逐渐地浮出了水面。
贰
《史记·陈涉世家》载：
二世元年（公元前209年）七月，发闾左谪戍渔阳。九百人屯大泽乡。陈胜、吴广皆次当行，为屯长。——《史记·陈涉世家》从《史记》的这段记载看，包括陈胜在内的900名戍卒是以“谪戍”——也就是带有行政处罚性质的徭戍——的名义集结在大泽乡的，而之所以谪戍陈胜，则是因为他的身份为“闾左”。
这样一推导，我们就会发现：要寻觅陈胜的里籍究竟在哪里，要解释他为什么从家乡来到蕲县大泽乡，“闾左”就成为了一个必须要破译的“密码”。
可要破译这个“密码”的难度不小，因为“闾左”见于具体的历史事件，遍阅传世文献，仅得《陈涉世家》中的一个孤例。这意味着“谪戍闾左”很可能是只有秦朝才实施过的徭役征发制度。
鉴于秦朝覆亡过快，后世又未承袭谪戍闾左之制，所以即便是与秦相近的汉朝史学家司马迁、班固谈起“闾左”的时候也总是语焉不详，似乎对它的确切含义不甚了了。
可即便如此，后世研究者也没有放弃破译“闾左”的努力。在已经出现的众多研究成果当中，对今天的史学界影响最大、引用频率也最高的要算卢南乔先生于1978年发表在《历史研究》上的《“闾左”辨疑》一文。
在这篇研究论文中，卢先生是这样解释“闾左”的：
“闾左”是何等样的人，为什么在谪发之列呢？我们知道，晁错、应劭说到秦时“七科之谪”，都提出了“闾左”，而《史记·大宛列传》注张晏说“七科之谪”，却是“吏有罪，一；亡命，二；赘婿，三；贾人，四；故有市籍，五；父母有市籍，六；大父母有市籍，七；凡七科。”两者对照一下，有六科全同，只有一科不同，此为“闾左”，彼为“亡命”。（中略）《史记》说“陈涉少时，尝与人佣耕。二世元年七月，发闾左，陈涉、吴广以次当行。”少时佣耕，表明这时不是佣耕，而是以“闾左”名义“谪戍”渔阳，换言之，就是以“尝亡命”名义“谪戍”渔阳。（中略）由佣耕而亡命，这个过程极其自然，陈涉正是身罹亡命之“罪”，名列“闾左”之人，而被谪戍的。——《“闾左”辨疑》《史记·大宛列传》载，汉武帝太初二年（即公元前103年），因贰师将军李广利征伐大宛兵力不济，汉武帝下令将七类人纳入谪戍之列（即“七科谪”），增援大宛前线。根据张晏的注释，这七类人分别是：
1、有罪官吏；
2、逃籍者；
3、赘婿；
4、商人；
5、有过从商经历的人；
6、父母曾经从商者；
7、祖父母曾经从商者；
《汉书·晁错传》又记载，晁错在进呈汉文帝的《守备边塞疏》中提到了秦朝曾经实行过类似西汉“七科谪”的谪戍制度：
秦之戍卒不能其水土，戍者死于边，输者偾于道。秦民见行，如往弃市，因以谪发之，名曰“谪戍”。先发吏有谪及赘婿、贾人，后以尝有市籍者，又后以大父母、父母尝有市籍者，后入闾，取其左。发之不顺，行者深怨，有背畔之心。——《汉书·晁错传》此《疏》中所言被纳入秦朝谪戍征发之列的是这七类人：
1、有罪官吏；
2、赘婿；
3、商人；
4、有过从商经历的人；
5、父母曾经从商者；
6、祖父母曾经从商者；
7、闾左
对比西汉时期的“七科谪”制度，秦朝谪戍的七类人群中有六类与汉代“七科谪”相重迭，唯一不同的一类，汉代称“亡命”，而秦朝称“闾左”。通过这个比勘，卢先生推定秦朝的所谓“闾左”就是汉代的“亡命”。亡命本是脱离原有户籍而逃亡的人。
如果陈胜曾经逃籍，那就不难解释这个原籍颍川阳城的戍卒为何会以楚人的面目出现在故乡东南七百里开外的蕲县大泽乡：他一定是逃籍之后迁居楚地，然后在大泽乡被秦朝政府强征远戍的。
正是以这篇《“闾左”辨疑》为基础，部分学者提出陈胜应是原籍河南，迁居安徽。更有激进者径直将陈胜的故里指为安徽宿县。
可依我浅薄的见解来看，迁居安徽说乃至落籍宿县说的证据基础并不牢靠。卢南乔先生的那篇《“闾左”辨疑》用文献比勘的方法论证“闾左”即“亡命”，貌似严谨，其实胶柱鼓瑟，并没有真正理解秦、汉两朝谪戍制度的政策制定原理，因而也就无法透析“闾左”与“亡命”不可等同的原因。
其实，无论是秦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