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尉缭子有哪些事迹
古者，士有什伍，车有偏列，鼓鸣旗麾，先登者未尝非多力国士也，先死者亦未尝非多力国士也。
损敌一人，而损我百人，此资敌而伤甚焉，世将不能禁。征役分军而逃归，或临战自北，则逃伤甚焉，世将不能禁。杀人于百步之外者弓矢也，杀人于五十步之内者矛戟也，将已鼓而士卒相嚣，拗矢折矛抱戟，利后发，战，有此数者，内自败也，世将不能禁。士失什伍，车失偏列，奇兵捐将而走，大众亦走，世将不能禁。夫将能禁此四者，则高山陵之，深水绝之，坚阵犯之。不能禁此四者，犹亡舟楫，绝江河，不可得也。
民非乐死而恶生也，号令明，法制审，故能使之前。明赏于前，决罚于后，是以发能中利，动则有功。
令百人一卒，千人一司马，万人一将，以少诛众，以弱诛强。试听臣言，其术足使三军之众，诛一人无失刑，父不敢舍子，子不敢舍父，况国人乎？
一贼仗剑击于市，万人无不避之者，臣谓：「非一人之独勇，万人皆不肖也」。何则？「必死与必生，固不侔也。」听臣之术，足使三军之众为一死贼，莫当其前，莫随其后，而能独出独入焉。独出独入者，王伯之兵也。
有提九万之众，而天下莫能当者，谁？曰：「桓公也。」有提七万之众，而天下莫敢当者，谁？曰：「吴起也。」有提三万之众，而天下莫敢当者，谁？曰：「武子也。」今天下诸国士所率无不及二十万众者，然不能济功名者，不明乎禁舍开塞也。明其制，一人胜之，则十人亦以胜之也。十人胜之，则百千万人亦以胜之也。故曰：「便吾器用，养吾武勇，发之如鸟击，如赴千仞之溪。」
今国被患者，以重币出聘，以爱子出质，以地界出割，得天下助，卒名为十万，其实不过数万尔。其兵来者，无不谓将者曰：「无为人下，先战。」其实不可得而战也。
量吾境内之民，无伍莫能正矣。经制十万之众，而王必能使之衣吾衣，食吾食。战不胜，守不固者，非吾民之罪，内自致也。天下诸国助我战，犹良骥騄耳之駃，彼驽马鬐兴角逐，何能绍吾后哉？
吾用天下之用为用，吾制天下之制为制，修吾号令，明吾刑赏，使天下非农所得食，非战无所得爵，使民扬臂争出农、战，而天下无敌矣。故曰：「发号出令，信行国内。」
民言有可以胜敌者，毋许其空言，必试其能战也。
视人之地而有之，分人之民而畜之，必能内有其贤者也。不能内有其贤，而欲有天下，必覆军杀将。如此，虽战胜而国益弱，得地而国益贫，由国中之制弊矣。
战威 第四
凡兵，有以道胜，有以威胜，有以力胜。讲武料敌，使敌之气失而师散，虽形全而不为之用，此道胜也。审法制，明赏罚，便器用，使民有必战之心，此威胜也。破军杀将，乘闉发机，溃众夺地，成功乃返，此力胜也。王侯如此，所以三胜者毕矣。
夫将之所以战者民也，民之所以战者气也。气实则斗，气夺则走。
刑未加，兵未接，而所以夺敌者五：一曰庙胜之论；二曰受命之论；三曰逾垠之论；四曰深沟高垒之论；五曰举阵加刑之论。此五者，先料敌而后动，是以击虚夺之也。
善用兵者，能夺人而不夺于人。夺者心之机也，令者一众心也。众不审则数变，数变则令虽出众不信矣。
故令之之法，小过无更，小疑无申。故上无疑令，则众不二听，动无疑事，则众不二志，未有不信其心而能得其力者也，未有不得其力而能致其死战者也。
故国必有礼、信、亲、爱之义，则可以饥易饱；国必有孝、慈、廉、耻之俗，则可以死易生。古者率民必先礼信而后爵禄，先廉耻而后刑罚，先亲爱而后律其身。
故战者必本乎率身以励众士，如心之使四肢也。志不励则士不死节，士不死节则众不战。
励士之道，民之生不可不厚也。爵列之等，死丧之亲，民之所营不可不显也。必也因民所生而制之，因民所营而显之，田禄之实，饮食之亲，乡里相劝，死丧相救，兵役相从，此民之所励也。
使什伍如亲戚，卒伯如朋友。止如堵墙，动如风雨，车不结辙，士不旋踵，此本战之道也。
地所以养民也，城所以守地也，战所以守城也，故务耕者民不饥，务守者地不危，务战者城不围。三者，先王之本务也，本务者兵最急。
故先王专务于兵，有五焉，委积不多则士不行；赏禄不厚则民不劝；武士不选则众不强；器用不便则力不壮；刑罚不中则众不畏。务此五者，静能守其所固，动能成其所欲。
夫以居攻出，则居欲重，阵欲坚，发欲毕，斗欲齐。
王国富民，伯国富士，谨存之国富大夫，亡国富食府，所谓上满下漏，患无所救。
故曰：「举贤任能，不时日而事利；明法审令，不卜筮而事吉；贵功养劳，不祷祠而得福。」又曰：「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圣人所贵，人事而已。
夫勤劳之师，将必先己，暑不张盖，寒不重衣，险必下步，军井成而后饮，军食熟而后饭，军垒成而后舍，劳佚必以身同之。如此，则师虽久，而不老不弊。
《尉缭子》为何人所写
《尉缭子》是中国古代著名兵书，宋代颁定的“武经”之一。尉缭撰。尉缭其人史书记载非常简略，《汉书·艺文志》杂家类《尉缭》下著录为“六国时”人，颜师古注引刘向《别录》称“缭为商君学”。《隋书·经籍志》始著录为“梁惠王时人”，以后各家书目大多沿袭上述说法，但宋晁公武《郡斋读书志》称“未详何人书”，宋施子美《七书讲义》则说是“齐人”，明茅元仪《武备志》又说是“魏人”、“鬼谷高弟”，归有光在《诸子汇函》中还说“尉缭，司马错也”。施、茅、归距战国甚远，实属臆测。因《史记·秦始皇本纪》中有一个“大梁人尉缭来，说秦王”，有人“以为秦国尉”的尉缭。因此，《尉缭子》一书的作者，究竟是见梁惠王的尉缭，还是做秦国尉的尉缭？引起后人的争论，至今尚无定论。但从全书人称、语气和内容上考察，开头就是“梁惠王问尉缭子曰”、“尉缭子对曰”，并不断有“听臣言”、“听臣之术”、“臣闻”、“臣以为”等语，又称魏为“吾”、“我”，内容反映了梁惠王时的情况。魏国吴起被谗奔楚，魏军力削弱，兵败迁都大梁，欲于衰落中中兴，“以武事成功”，且多次提到吴起，予以赞美，两次提到“吴起与秦战”。据此，似定为梁惠王时尉缭较合情理。近有学者考证，提出与梁惠王答对的尉缭，正是由大梁入秦的那个尉缭。
《尉缭子》有哪些军事思想
《尉缭子》继承并发展了《孙子》、《吴子》等的军事思想，具有战国时代的特点。它具有朴素唯物主义的战争观，反对用唯心主义的天命观指导战争，提出“天官时日，不若人事”的进步观点。它认为战争有正义与不义之分，反对不义之战，支持正义战争，“兵者，所以诛暴乱，禁不义也。”主张“王者伐暴乱”的战争要以“仁义”为本。还认为“兵者凶器也，争者逆德也”，“故不得已而用之”，既要“慎战”，又不能“废兵”。在战略上它提出了许多精辟的见解，这集中反映在它对军事与政治、经济的关系的论述方面。它把军事和政治形象地比喻为“植”(枝干)、“种”(根基)和“表”、“里”，指出“兵者，以武为植，以文为种，武为表，文为里，……文所以视利害，辨安危；武所以犯强敌，力攻守也。”意思是政治是根本，军事是从属于政治的，这与两千年后的克劳塞维茨的理论有异曲同工之妙。他认为经济是治国之本，是进行战争的物质基础，主张发展耕织，“明乎禁舍开塞，民流者亲之，地不任者任之。夫土广而任则国富，民众而治则国富。富治者，民不发轫，车不出暴而威制天下。”
尉缭是什么人物
尉缭在战国时期有两人，其中一人为魏惠王时期的隐士，另外一人是秦王嬴政时期的国尉缭。因同在战国，容易混淆。尉缭在史书所提及的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