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胡显达

中国的革命力量从哪里来？

斯大林与共产国际是绕不过去的一个因素。博古、洛甫、王稼祥、陈云等28个半布尔什维克，以及后来的刘伯承、左权、刘亚楼、项英等人，都曾在当时的红色堡垒苏联接受过比较正规的马列学习或军事教育。

对于斯大林与中国革命的关系，军史不乏记载和评价，但大多说得含含糊糊，记恨他的多，对其贡献记得少。

一、苏联的国际处境与斯大林的战略考量：他为什么选择支持蒋氏？

作为一个国际战略大师，当时的斯大林统筹的是苏俄与世界革命的大局与全盘。当然，其中是以苏联利益为中心，以此为出发点而做出一些伤害中国革命的事。比如，在德军一路狂飙突进、莫斯科危如累卵之时，斯大林因焦虑日本关东军从远东之地背后捅刀，而使苏联红军陷入日德两线作战窘境，曾向延安发出密电，紧急要求华北敌后的八路军开赴东北对日发动攻势作战，以此牵制关东军从远东之地北进苏联，配合德军东西两路围攻莫斯科。

当时，主席以太行、华北的八路军力量弱小，装备低劣、开赴东北对日作战牵制作用不大为由，婉拒了斯大林的这一要求。

纵观中国抗日战争的全程，斯大林对中国革命的援助，确实像不少军史研究者说的那样，“武器给了资产阶级，书籍给了无产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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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红色阵营的站位上看，斯大林应该大力援助的是同宗同源的延安，而不是延安的敌人——蒋氏。

问题是，世界革命的全局形势，让斯大林不可能单纯地从红色阵营的站位上去考虑问题。

要知道，当时的苏联在世界上是一个很孤立的国家。斯大林即使有心大力援助我军，但必然优先考虑苏联正在面对来自德日东西两个方向的战争威胁。在西线，是气焰嚣张、横扫欧洲的德国；在东线，是虎视眈眈、图谋复仇的日本。

为了开辟更多的外线牵制德日，斯大林在西线大力支持法国、西班牙等国的红色力量。在东线的远东，则指望我军发展壮大。

1937年卢沟桥事变之后，蒋氏的南京当局及其军队终于投入到抗日正面战场，斯大林对中国抗日援助的天平悄悄倾斜到了蒋军那一边。

与当时只有装备低劣、力量孱弱的我军相比，蒋军在淞沪战场3个多月的抗战，被斯大林当作牵制日本北进的战略工具。换句话说，斯大林从苏联最迫切的现实利益考虑，谁能在远东拖住日本的北进，才是最主要的。

从当时的力量对比上看，斯大林认为，如果他全力支持蒋军，蒋军就可能抵抗下去，替他拖住日本。如果他单纯从红色阵营的角度出发，对蒋氏不予援助，蒋军很可能被日本迅速击溃，甚至垮台消失。蒋氏垮了，紧接着日本就会从东线扑向苏联，而把苏联置于东西两线作战的窘境之中。这正是斯大林的国际战略筹划所极力避免的一种局面。

【淞沪抗战】

斯大林还认为，要指望历经千难万险，才九死一生在陕北落脚的几万红军拖住日本，几乎是不可能的。而后来的历史证明，斯大林的判断是错误的。他没有真正认清谁才是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

二、洛川会议的争论：自己有多少实力，就打什么样的仗

对于红军在抗战中如何立足现有力量发挥作用，主席的头脑是最清醒的。这种清醒体现在他与朱德、彭德怀、洛甫等人关于八路军抗战方针的争论中。

在洛川会议上，围绕八路军的对日作战方针，主席与他们几个的争吵是十分激烈的。为了扩大我方北上抗日旗号的影响，朱德、彭德怀、林彪等人极力主张用八路军115、120、129三个师的运动战，在阎锡山第二战区抗击日寇，争取用几场战果显著的运动战扩大我方的影响。主席则很冷静，坚决主张用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战略方针，从日军的侧翼或后面，与实力远超我军的日寇进行持久的周旋。

【洛川会议还原】

直到林彪、聂荣臻的115师在平型关伏击日军的辎重部队，弄清日军真实的作战能力和战术素养之后，才终结了这场争论，转而一心一意地采纳和实行主席在对日作战上提出的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战略方针。

【油画《平型关大捷》】

在国共联合抗日上，主席在洛川会议上的一个基本安排是，正面抗战交给蒋军，敌后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交给我军。这种安排基于主席对国共双方力量大小的清醒认识和客观判断。在战役战术上，远在延安的主席一再叮嘱太行前线的朱、彭等人，一定要依托山地，把兵力置于敌人的侧翼或后面，对其进行出其不意的打击。

正是源于对国共实力悬殊的认识，左右着斯大林更多地“把武器援助给了蒋氏，而马列的革命书籍则援助给了延安”。

三、斯大林的心照不宣与莫斯科对延安的秘密援助

国共的力量对比，当然瞒不过斯大林的眼睛。他对中国抗战的物资援助及其分配逻辑，合乎他真正关注的苏联利益。

在对国共双方的援助上，斯大林没有隐瞒自己的倾向。1940年，斯大林对即将来华赴任苏联总军事顾问的崔可夫讲得非常直白，没有拐弯抹角。他对崔可夫说，照理，延安要比蒋氏对我们来说更亲近一些；照理，主要援助应该给予他们。

说了这些话之后，斯大林来了一个180度的急转弯，说延安要成为反侵略的领导者，还显得太孱弱。此外，英美等大国也未必容忍延安取代蒋氏，主席也得不到这些大国的支持。

斯大林接着说，由于有苏联和英美盟国的援助，蒋氏即使不能打退日本的侵略，也能长期拖住日本人。

斯大林之所以“武器给了资产阶级，书籍给了无产阶级”，有着明显的以苏联利益为中心的倾向，但这还不是全部的原因。

斯大林作为世界红色革命大局和全盘的统筹者，心里当然知道，延安要比蒋氏亲近得多，但英美等大国的阻挠，以及指望蒋氏拖住日本的战略需要，苏联只能以秘密的方式援助延安。

1940年2月23日，周公到莫斯科治疗伤臂时，亲自向共产国际负责人季米特洛夫汇报了延安在物资和财政等方面所面临的严重困难，每月在组织方面的经费缺口为58280美元，军队的缺口为30万美元。周公委托季米特洛夫直接向斯大林求援，很快，斯大林便向有关部门下达了拨款的指示。

从已经解密的资料上看，斯大林通过共产国际的秘密渠道对延安提供的经费和物资援助，从1937年一直断断续续持续到抗战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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