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消灭寡头需要使用暴力吗？从魏晋到唐末延续七百年之久，世家门阀如何伴随局势而跌宕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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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类消灭寡头需要使用暴力吗
• 从魏晋到唐末延续七百年之久，世家门阀如何伴随局势而跌宕起伏
• 当一个国家沦为全民为资本打工或是受寡头奴役那老百姓该怎么办

人类消灭寡头需要使用暴力吗

自身努力成为寡头，没必要，有时它是组成国家财富的组成部份，古往今来，贫，富区别之大有之，穷人多，国难富，否则社会不可能进步，

从魏晋到唐末延续七百年之久，世家门阀如何伴随局势而跌宕起伏

东汉是中国门阀世家的童年，期间所见世家大族，是魏晋士族先行阶段的形态，有关发展历程可以参考杨联陞先生的《东汉的豪族》。

而在东汉末年以及三国时代，门阀世家迎来了一个发展的高峰期，如果熟悉《三国演义》，或者刚看过前不久热播的历史剧《军师联盟》，那么应该对那个时代最大的几个世家有了初步的了解：第一等的世家像袁术袁绍家的“汝南袁氏”、杨修家的“弘农杨氏”，第二等的世家如荀彧荀攸家的“颖川荀氏”；起点稍弱但成功登顶的司马懿家的“河内司马氏”。

中国门阀世家的全盛时期应当是两晋南北朝，而巅峰中的巅峰则出现在东晋。这可能是中国历史上门阀世家最接近西欧日本式封建制度的时期了。

在名著《东晋门阀政治》中，田余庆先生将门阀政治定义为“ 皇权政治在特定条件下的变态”，门阀世家势力之强，甚至出现了“王与马共天下”，即琅邪王氏与司马皇族分享权力的政治态势。

更足以凸显东晋门阀政治底色的是，当某个世家如琅邪王氏式微，换来的不是司马皇族的“中兴”，而是下一个门阀世家的接力，“主弱臣强”依旧。如田余庆先生所说，当琅邪王氏以后依次出现颖川庾氏、谯郡桓氏、陈郡谢氏等权臣的时候，仍然是庾与马、桓与马、谢与马共天下的局面。

与西欧日本封建领主相比，东晋门阀世家的近似之处是掌握了某个地域的地方政权以及军权，这在中国历史上已属罕见，符合了“封建”的题中应有之义。但最大的问题是，西欧日本的封建领主“封建”的是他们的传统领地，而东晋门阀世家大多都是因战乱侨居南方的“侨姓”，他们所掌握的地方政权与军队基本与他们的籍贯“郡望”分离，与西欧日本封建制的世代稳固不可相提并论。

事实上，中国的门阀世家从未真正走向实质意义上的“封建化”。伊沛霞在《早期中华帝国的贵族家庭》中指出，“尽管他们拥有足够的私人财富资源使他们能远离有敌意的统治者，然后长久以来确立的士大夫理念却具有持续的影响力，因此在任何可行性的时候，贵族都会谋取卓有名望的朝廷地位。这种态度似乎有效地遏止了贵族家庭成为对国家部分地区拥有控制权的封建领主的任何倾向”。

甚至可以这么说，正是因为中国的门阀世家过于的“心怀天下”，过于关心如何围绕在“铁王座”周边施展权力，才限制了他们“扎根地方”的欲望与行动力。

按照最流行的说法，中国门阀世家的兴盛期仅仅限于魏晋南北朝，随着隋唐统一王朝的到来，门阀世家衰落了，刘禹锡的名句“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似乎就是此种衰落的写照。

正如仇鹿鸣先生在某次访谈中所言，“从魏晋到隋唐，有两个重要的外部因素改变了：一是魏晋时代皇权衰落、政局动荡的局面不复存在，士族面对着一个稳定而有力的国家；二是九品官人法的废除，尽管门荫在唐代特别是前期仍起很大作用，但也需仰赖祖上的官位，所以士族官僚性的一面不可避免地强化了。士族不能完全脱离政治权力，一代两代不做官，或许还能维持门第，但如果长期不做官，也会慢慢衰落。比如南朝最显赫的士族琅琊王氏和陈郡谢氏在唐朝就失去了原来的地位，几无所闻”。

但无论是仇鹿鸣，还是《中古中国门阀大族的消亡》的作者谭凯，都对门阀士族作为一个整体在唐代的衰落，或持保留意见，或不承认。如果门阀大族在唐代已然衰落，谭凯这本书所有的论述就失去了讨论的依托与意义。

按照美国汉学家姜士彬先生在《中古中国的寡头政治》一书中的统计，东晋时期最高级官员出自世家大族的比例几乎占75%，南朝和隋代则接近74%。从数据上看，唐代世家大族的势力的确“衰落”了，唐代前期这一比例降至56.4%，后期则为62.3%。

但即使56.4%的数据也证明了世家大族势力的强大，唐代后期的回升则更凸显了唐代不是世家大族的势力下降期，因此姜士彬仍然将唐代定义为“寡头政治”的时代。

即使是南北朝士族通婚的门第观点，在唐末也保有了奇特的生命力。唐代晚期，山东士族对于和李氏皇族联姻仍不太积极，唐文宗曾感慨：“民间修婚姻，不计官，而上阀阅。我家二百年天子，顾不及崔、卢耶？”唐文宗此时或许是想到了同样“受辱”于士族的唐太宗。贞观十二年（638年），《氏族志》修成，仍列崔氏为第一等。唐太宗看后很是不满，强迫编者重修，才将李氏列为了第一等。

电视剧《贞观之治》中就表现了李世民对氏族排名的不满

很多论者将唐代作为世家大族的衰落节点，很大程度上是高估了科举的作用，或者说，高估了唐代科举制度的作用。如仇鹿鸣所说，唐代科举取士数量很有限，大量官员仍是通过门荫入仕，同时士族能在科举考试中占优势，某种程度上还是圈内的竞争。孙国栋先生在《唐宋之际社会门第之消融》一文中也指出，“晚唐以前，贵胄子弟虽与寒人同试，然以父兄在朝，交相援引，子弟之入选自易”。

中国门阀士族与西欧日本相比，一大中国特色就在于其“教育优势”。无论是在科举制度发明之前还是之后，中国门阀士族一向是非常重视族中子弟教育的。在印刷业普及之前，藏书大量集中垄断在在门阀士族的家中，寒门子弟根本无从机会接触。这就好比，《天龙八部》中的慕容世家先天具有广藏武林各派武功秘笈的垄断优势，才保证了一代代“慕容复”作为武林高手精英的再生产。

为何消失在唐末？

在回答门阀士族为何消失在唐末五代这个问题之前，更有意义的设问是：门阀士族为何可以自东汉至唐末，兴盛七百余年？

最重要的一个原因是，自东汉至唐末，虽屡经天下大乱，但祸不及门阀世家。每一代王朝建立时，每一任皇帝登基时，虽然对具体的家族也有亲疏远近，但门阀世家作为一个整体，始终被皇权视为合作对象，有那么二三十家门阀也始终屹立在政治潮头。

在曹魏代汉的过程中，所谓的汉臣基本都被和平演变，曹丕以汉献帝禅让的形式来取得政权，不仅没有搞政治清洗，还给给了自称秉持儒家价值观的世家大族们一个“下台阶”的机会。

曹操杀杨修事件则显示了曹魏政权对世家大族那种“又打又拉”的态度。曹操之所以杀杨修，自然多少有震慑弘农杨氏的意思，警告他们不要介入立储之争。但曹操更想表达的是自己“对人不对族”的意思，杨修是杨修，弘农杨氏是弘农杨氏。他杀杨修之后，便专门写了封信给杨修的父亲杨彪，还奉上礼单，“所奉虽薄，以表吾意”。不仅如此，曹操的夫人卞氏也大走夫人外交路线，写了信给杨彪的夫人，为曹操说情，还给了一份更丰厚的礼物。

曹操此举，自然是想修补与弘农杨氏的裂痕，给双方家族一个下台的机会。而以本文的主题而言，弘农杨氏也由此摆脱了因为杨修得罪曹操而全族遭诛的命运。

曹操“对人不对族”的政治理念此后被司马家族学了去。魏晋之际，司马家族一直试图通过将魏臣转化为晋臣的方式来完成“光荣革命”，如若不果，在整肃个人的同时，也尽量让个人与其家族切割，试图维持与世家大族的良好关系。司马昭在处置钟会“叛变”事件时，仅株连钟会直系子弟，保全了颖川钟氏家族；司马昭杀嵇康时，也赦免了其子嵇绍，后来还召嵇绍入朝为官。

南北朝时期，在南朝那边，政权更迭也基本上通过名义上的“禅让”来实现，世家大族不仅和平“易帜”即可，并且还在此种混乱的政治环境中奇货可居，成为新旧王朝各方势力争相交好的关键性力量；在北朝那边，战乱时没有南迁的世家大族也得以回归乡里，聚宗自卫，而自北魏前后，更是也为胡族政权所规模接纳，此种趋势随着拓跋汉化更是进一步加深。

然而，世家大族七百年间之所以屹立不倒的有利条件，到了唐末却全然消失。

唐末科举制度的“进化”固然是原因之一。孙国栋先生在《唐宋之际社会门第之消融》一文中说，“晚唐以后，空气稍变，主司渐有抑豪门、奖寒畯者”，甚至有公卿子弟却有实艺而主司反避嫌不敢取者；亦有父兄在贵位，子弟避嫌不敢应举者。

但最根本的原因，还是正如《中古中国门阀大族的消亡》一书中所谈论的那样，在唐末五代无穷的战乱中，世家大族被“肉体毁灭”了。

唐末五代的战乱超出了世家大族所理解的历史世界，东汉末年尽管有曹操诗中“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之说，但终究更是平民百姓的一场浩劫，同诗中也有“关东有义士，兴兵讨群凶”，关东的世家大族在还兴兵讨凶，并未遭到大范围的肉体毁灭。但是唐末五代呢，则有韦庄的一句诗为证，“天街踏尽公卿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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