菩提本无树
南北朝造像中的菩提树源流略考
作者阳新
古代造像艺术研究与收藏者，专注于佛像艺术鉴定与辨伪
前言
在讨论南北朝佛造像中的菩提树源流之前，我们首先要认识到一个事实：即南北朝佛造像中的菩提树并非如印度造像那样都以毕钵罗树为原型，而是呈现出许多不同的树形，即使是同一个时代、同一个地域，其菩提树的样式也可能存在差异，甚至是巨大的差异。比如山西南涅水出土的造像塔上的菩提树，同样是树下思惟的题材，其菩提树就能分出好几种树形；包括云冈石窟北魏时期的菩提树也呈现出不同的形态。这说明中国造像中的菩提树并非是严格按照佛经中的描述来刻画的，没有硬性规定可言，有很多主观表达的成分，这种主观表达一定会受到本土植物崇拜的影响。另外，毕钵罗树本身并不适合中国北方的气候，种植非常困难，这也是一个原因。所以，若考其源流，需在理清各种特殊的地域样式之后，并归纳出大范式的树形，在此基础上进行论证才有意义，若简单笼统的将菩提树源头都往某一种具体的树上去找，这是不符合现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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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南北朝的佛造像里，刨除并未成为主流的特殊样式，菩提树的形象有一个广泛的共性：其树干伸展而修长，树叶如扇形，可以将其描述为扇形阔叶树。但从植物学特征来看，其树叶既不像是对生也非轮生，树种难以与现实中的树相对应。尽管这种扇形阔叶树出现在佛造像中的很多场合，然而其与真正意义上的菩提树却完全不同。菩提树原为毕钵罗树、或卑钵罗树，这种树属于桑科、榕属大乔木植物，在印度本属于普通的树，因释迦牟尼在此树下思惟悟道，修成正果，才被佛教、印度教、耆那教当成最重要的圣树。《大唐西域记》有记载：“城外东南八九里，有卑钵罗树，高百余尺，枝叶扶疏，荫影蒙密，过去四佛已坐其下”。在印度的佛造像中，菩提树的形象就是毕钵罗树的真实再现。
中国造像系统中的扇形阔叶菩提树并非毕钵罗树，这是肯定的，关于其原型，历来存在诸多说法。有学者认为其原形为银杏树；也有学者认为是松树；也有贝叶树一说。其中支持银杏论的人占多数，且能找到一些文辞上的解释。但笔者认为这些观点都缺少必要的逻辑支撑，值得商榷。
一
驳银杏、松树、贝叶树源流之论
银杏树自古就有许多称谓，最早的名称为“枰”，见于《汉书·上林赋》：“沙棠栎槠，华枫枰栌”，郭璞注:“枰，平仲木也。”此平仲木即为银杏。后来朝代才有诸多名称如：白果、鸭脚树等。经考证，唐代以前未见有银杏之名，只有平仲木或文杏，北宋早期始见银杏之名。《本草纲目》云：“鸭脚子，原生江南，叶似鸭掌，因名鸭脚，宋初始入贡，改呼银杏。”如欧阳修诗：“鸭脚生江南，名实未相浮。绛囊因入贡，银杏贵中州。”
汉至魏晋南北朝时期，关于银杏树的记载很少，且主要着重于其木材价值，被作为优良的建筑材料和器物用材，如《长门赋并序》：“刻木兰以为榱兮，饰文杏以为梁。”直至唐宋时，关于银杏树的记载才开始多起来。古代许多寺庙都栽有银杏树，此类记述很多，如《历代游记选》：“寺内鸭脚四株，唐、宋似来物也。”《枣林杂俎 》：“又琅琊寺(旧开化寺)银杏，大数十围，高十丈。”以及古有白果寺、白果塔、白果僧之名等，诸多文献表明其与寺观之间联系紧密，时至今日，仍然流行银杏树为中国的菩提树之说。
但这些联系也仅停留于较浅的层面，银杏树从未被佛教当成重要的树种而赋予它神圣的含义，更并未有任何证据表明其与菩提树有关联。在魏晋南北朝的佛教文献中对于银杏树的描写是非常少的，几乎未有提及与佛道的内在关系，这足以让银杏树论难以站住脚。事实上，寺庙中栽种的树木有很多，并非只是银杏一种，如松树、柏树、桫椤树等等；以树为名的寺庙也很多，并非只有白果寺，此类例子不胜枚举。
从外形上看，银杏叶与南北朝造像中的菩提树叶确实很相似，都呈扇形，也有非常相似的叶脉，但树形以及树叶与树干的比例是完全不同的（图1），这并非如有些学者所言：是一种概括的手法。中国艺术里固然有概括与提炼的习惯，但绝不会置对象的特点而不顾的地步，比例相差如此悬殊，这样做也很容易让观者产生误读。时至今日，银杏树源流之论缺乏更强有力的史料与物证支持，多为推断或主观想象。
图1 笔者绘制的银杏树与扇形阔叶菩提树的比对示意图
菩提树原型为松树的说法，也有许多学者提出过。松树论者认为扇形阔叶菩提树是松树的一种表现手法，所谓“在绘制松树时，先画出扇形轮廓，后画出松针，所以扇形叶上出现的叶脉其实就是松针”。这实为片面之词，传统绘画中，画松树都是以一簇一簇松针叠加来呈现出树叶的大轮廓，未见有先画外轮廓再填充松针的，倒是近代有些装饰画有这样的手法，先画一个扇形圈，在里面画射线当成松树叶。在壁画上有先染一遍扇形树叶的底色，再用浓墨画出松针的方式，但此处的底色是为渲染松树针叶的葱茏茂密，而非刻意强调扇形轮廓。另，国人对于松树的美学表现一直都是突出苍劲、挺拔的气质，这与菩提树所普遍呈现的圆润、柔美以及庄严的气质不同。
实际上，魏晋南北朝的墓葬壁画与石刻中有较明确的松树图样，如南朝墓出土的竹林七贤与荣启期砖画（图2）、山西南涅水出土的北魏造像塔（图3）、山西九原岗北朝墓壁画（图4），这些树的特征与现实中的松树非常吻合。另，《洛神赋》对植物的描写在《洛神赋图》中有明确的图文对应，见辽宁省博物馆收藏的版本。“荣曜秋菊，华茂春松”所对应的下方植物虽有缺损，但尚能看清秋菊的花瓣、以及松树的枝叶（图5），再对照故宫博物院所藏《洛神赋图》同位置（图6），可见松树的特征是清楚明了的，强调了松针的特点，其外形也并不呈扇形。
图2 南京西善桥南朝墓出土的竹林七贤与荣启期砖画
图3 山西南涅水出土的北魏造像塔，图采自《南涅水石刻艺术》
图4 山西九原岗北朝墓壁画
图5“荣曜秋菊，华茂春松”所对应下方植物示意图
图6 故宫博物院藏《洛神赋图》中的“秋菊”与“春松”
上述例子中，《洛神赋图》、南朝墓出土的竹林七贤与荣启期砖画、南涅水的造像塔均有松树与扇形阔叶树同时出现的场景，所以扇形叶菩提树原型为松树之论在逻辑上说不通。不排除有些地域会把松树的特征融合进佛教圣树中，比如敦煌壁画上有些阔叶树近似松树的例子，但未成大流，不足为证。
贝叶树之论同样缺乏足够的依据。贝叶树也叫贝多罗树、贝多树等，其叶为扇形，如手掌张开，叶脉呈密集放射状，在印度以及中国云南等地多有种植。此树在佛教经典也有提及，但更多是与贝叶经相关联，几乎没有赋予其特定的含义。此树在印度本土的造像里都绝难见到，在佛传故事以及佛本生故事中很少出现，基本上只作为场景陪衬，比如印度阿旃陀石窟壁画（图7）。在莫高窟的壁画上也能见到少量的疑似贝叶树的扇树图（图8），其叶如棕树，特点明确，但这与扇叶形菩提树是不同的。贝叶树的树干笔直，无分枝，与菩提树存在巨大的差异，只是唯独树叶略有雷同；另外，汉代画像石上就有这类扇形叶树的例证，如四川成都市西郊土桥镇出土的汉画像石上就有一株棕榈树（图9），其特征表现得非常准确，与扇形阔叶菩提树不同。
图7 阿旃陀石窟壁画中的贝叶树
图8 莫高窟428窟，北周须达挐太子本生故事壁画
图9 成都市西郊土桥镇出土的汉画像石
故中国造像中的扇形阔叶菩提树的原型为银杏树、松树、贝叶树的论点均难以成立，缺乏足够的证据支撑。
二
扇形阔叶菩提树源流略考
中国造像中的圣树类型丰富，形态多样，究其最初的源头，汉代的各种神树图样为其提供了范本，这是显而易见的。
神树崇拜基本来自于《山海经》，有多种类别以及诸多神异。如建木乃是通天地的神树，有天梯之隐喻；如三株（珠）树乃为珍木，其叶皆为珠；以及玉树、连理树、合欢树等。这些神树大多都能在汉代画像石上见到，某些表征与内涵也能在南北朝时代的菩提树上找到对应。如徐州汉画像石上的神树与山西南涅水的北魏造像塔、云冈石窟的双树涅槃图、以及巩义石窟帝后礼佛图上的菩提树对照可见（图10、11、12），他们都有极为类似的共性，连交缠的枝干与树叶的样式都如出一辙。
图10 上排三幅均为徐州汉画像石拓片，下排两件塔节为山西南涅水出土的北魏造像塔节，图分别采自《徐州汉画像石》，《南涅水石刻艺术》
图11 左为徐州汉画像石拓片，右为云冈石窟第11窟西壁第3层南龛上的浮雕双树涅槃图，图分别采《徐州汉画像石》， 《云冈石窟》
图12 左为徐州汉画像石，右为巩义石窟北魏礼佛图
菩提双树的交缠方式也能在汉代的神树上找到对应。《大涅槃经疏》有言：“娑罗双树者。此翻坚固。一方二株四方八株。悉高五丈。四枯四荣。下根相连上枝相合。相合似连理。”此娑罗双树在南北朝时期几乎都被扇形阔叶树所取代，文中提及了连理树与双树的共性特征。所以不难理解为何许多涅槃图景中的双树交缠方式与汉代的连理树相契合（图13）。
图13 左为山东微山汉画像石上的连理树，右为南响堂山石窟中的双树涅槃图。
除树形存在共性之外，树上飞翔与栖息的鸟，以及攀树的动物图景也都类同。
佛教圣树上有鸟以及攀树动物的例子有很多，上述南涅水北魏造像塔的菩提树旁经常出现凤鸟以及攀树的猿猴，邺城造像中也能见到攀树的猿猴（图14）；云冈石窟第六窟南壁的入山苦行故事中就有凤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