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把“枫桥经验”比作一个如你我一般的人，56岁，年过半百，或许两鬓早已泛起斑斑白霜，脸颊也该被岁月刻上深深浅浅的皱纹。 可时光虽在流逝，它却没有如美人般迟暮。 相反，沐浴在新时代的阳光下，又焕发出新的容颜。 “发动和依靠群众，坚持矛盾不上交，就地解决，实现捕人少、治安好”。 上世纪60年代，浙江省诸暨市枫桥镇，一个在当时还没有像现在这样全国闻名的小镇，那里的干部群众在改造“四类分子”的过程中，探索创造了依靠群众化解矛盾的枫桥经验。 但那时的他们或许不会想到，自己的一次大胆尝试，会在以后的几十年里持续影响全国—— 1963年，毛泽东同志批示学习推广“枫桥经验”； 2003年，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明确要求充分珍惜、大力推广、不断创新“枫桥经验”； 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要求把“枫桥经验”坚持好、发展好； 今年，“枫桥经验”更是首次被写入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 刚刚闭幕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枫桥经验”再度被提及——这一次，是站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高度。 “枫桥经验”究竟是如何诞生的？ 为何历经五十余载仍经久不衰？ 是什么特质吸引了两任最高领导人都对它青睐有加？ 它的遍地开花，又将会怎样影响我们的国家和生活在这个国家的我们？ 在回答这一连串问题前，不如先从几个小故事说起吧！ 诞生：“人心都是肉做的，你有情有理，他才心服口服” 时间回到上世纪六十年代，在广阔的农村地区，以“四类分子”（指1940-1970年代，对地主分子、富农分子、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这四类人的统称——编者注）等被改造对象为主体带来的民间矛盾和问题相当突出。如何在群众中解决矛盾、化解问题，是个带有普遍性的基层难题。浙江诸暨枫桥镇作为试点之一，同样也面临这个难题。 当时中央决定，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除去行凶报复、杀人、抢劫、防火、投毒等民愤极大的现行反革命分子必须立即逮捕法办外，其他的绝大多数“四类分子”，都要通过教育将他们改造成新人，让他们也成为新中国的建设者。 但是，该如何改造“四类分子”？各地争论很大。枫桥镇也一度达不成共识，有人就提出，敌人只有被打服的，没有被说服的。 这时候，一个农民干部站出来了，坚决反对。挨了打的“四类分子”表面服帖，心里能服气吗？越打抵触情绪越厉害。“人心都是肉做的，你有情有理，他才心服口服”。 说这话的，就是时任枫桥镇枫溪村党支部书记兼治保主任陈友堂。于是，陈友堂带头，针对那些被部分基层干部和群众认为必须逮捕的对象，开展说理斗争。 ▲第一排左二为陈友堂。 （资料照片） 说来有趣。一次开会教育被改造对象，对方本来都做好了被打骂的准备，没成想会上陈友堂不但允许他坐下，还允许他站起来讲话，甚至允许他争辩。会后，这个人回家，老婆问他情况，他说：“没打没骂，倒比挨打挨骂还难过，人家摆事实、讲道理，我反而觉得是自己不对。”结果第二天一早，这个人就主动写了书面“悔过书”。 还有一个被改造对象，原本都要被捕了，陈友堂知道后，赶紧跑到县里去“保”他，提议“还是就地改造好”。很多人想不通，陈友堂解释说，一个人去劳改，给国家增加一份负担，留下老婆孩子，给生产队同样增加负担。如果就地改造，有上千群众可以依靠，还怕管不住他？这个人知道后，感动得直哭，保证一定认真改造、重新做人。 那时候，“四类分子”要接受改造，他们的子女也是会被牵连的，谁见了都绕着走，根本抬不起头。但陈友堂不一样，不但招呼他们来家里做客、和孩子们交朋友，甚至还因为团结“四类分子”子女被别村当作“新闻”曝出好几个“第一”： 第一次在社员大会上表扬一位表现好的“四类分子”子女；第一个批准一位表现好的地主子女当记工员；第一次敢让表现好的“四类分子”子女当保植员；第一次推荐表现好的地主子女去参军…… 就这样，枫桥镇没打人、没捕人，却依靠群众力量成功教育了不少被改造对象。1963年10月底,毛泽东同志在杭州听取公安部有关负责同志汇报时很是高兴，说，这就叫“矛盾不上交，就地解决”，并指示有关部门要好好总结。 在与有关负责同志谈话时，毛泽东同志还指出，“枫桥经验”回答了两个问题：一是群众为什么飞外要这样做；二是证明依靠群众办事是个好办法。“从诸暨的经验看，群众起来之后，做得并不比你们差，并不比你们弱，你们不要忘记动员群众，群众工作做好了，还可以减少反革命案件，减少刑事案件。” 就这样，著名的“枫桥经验”诞生了，并经毛泽东同志批示后全国推广。诞生之初，便种下了“相信群众、发动群众、依靠群众”的种子，公安队伍更是成为“枫桥经验”的先行者、推动者和主导者。 传承：“只有让群众始终信任你，才会配合你，跟你走” 虽然“枫桥经验”诞生在那个特殊的年代，有着明显的时代特征。但是，它所蕴含的群众工作理念和善治理念已经超越了时代，成为它历经五十余载仍经久不衰的理由。 2003年，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就明确要求充分珍惜“枫桥经验”、大力推广“枫桥经验”、不断创新“枫桥经验”。这为“枫桥经验”的发展，提供了更为广阔的舞台。 如今，再说起当年的故事，枫桥派出所新一代公安干警仍倍感自豪。作为传承者，在习近平总书记指示的指引下，枫桥干部群众又总结、创造出“矛盾不上交、平安不出事、服务不缺位”的新时代“枫桥经验”。 ▲杨光照（左二）正在开展调解工作。 （摄影： 丁灵彬） “老杨调解中心”，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诞生的。 “赔钱！必须赔钱！”还没走进“老杨调解中心”，争吵声就从办公室里传了出来。一位老人厉声尖叫着，手不停拍打着椅把，脸上还挂着泪。 “消消气，你先消消气，他毕竟是你儿子，一家人，有什么事都可以商量的嘛！”调解员杨光照坐在老人对面，努力平复老人的情绪。 原来，这是一起因分家引起的纠纷。大儿子觉得分配不公，心里有气，跟母亲发生了争执，最后，竟动手打了母亲！ 被自己一把屎一把尿拉扯大的孩子打伤，老人气得直哭，她坚持要让儿子赔医药费，一家人的关系也荡到了谷底。后来，社区民警介入，请老杨来帮忙调解。 在枫桥，杨光照的名字几乎家喻户晓。他是全国优秀人民警察，被司法部聘为人民调解专家，还作为全国离退休干部先进集体代表在北京受到过习近平总书记的会见。 ▲杨光照（摄影： 丁灵彬） 但他最让当地群众熟悉的身份，还是和事佬“老杨”。 2010年，杨光照从枫桥派出所退休后，牵头成立了“老杨调解中心”，专门从事各类纠纷的调解工作。像母亲被儿子打这样的纠纷，老杨不知调解过多少起。他的办公室有一个保密柜，里面满满当当放了100多本工作日记，诉说着杨光照30多年来的一万多个调解故事。 ▲杨光照的部分工作日记。 （摄影： 丁灵彬） “不管时代怎么变，群众路线这个法宝不能丢，调解矛盾纠纷的本领不能丢。只有让群众始终信任你，才会配合你、跟你走。”杨光照说。 9年来，“老杨调解中心”累计受理各类纠纷2000多起，调解成功率98%，群众满意率100%。“有事找老杨”，几乎成了当地群众的口头禅。 “其实很多刑事案件，都是从小争小吵开始的。”枫桥派出所所长杨叶峰说，如果这些矛盾能够及时被化解，刑事案件的发生率也就会大幅下降。 如今，在枫桥派出所的推动下，越来越多的“老杨”奔走在枫桥辖区的社区、农户、企业、机关，投身于矛盾纠纷的防范化解工作。调解志愿者联合会、“枫桥大妈”互助协会、乡贤联合会……据统计，诸暨市公安机关发动的参与化解矛盾纠纷的社会组织多达1200余个，涉及乡村治理、文明建设、行业自律等多个方面，成为多元共建的重要力量。 ▲老杨调解中心（摄影： 丁灵彬） 事实上，“枫桥经验”在枫桥派出所传承、发展到今天，早已不只孕育出“老杨调解中心”这一块金字招牌。发动群众、组织群众、依靠群众广泛参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一直是枫桥派出所的“传家宝”。 “最近有个精神病患者总在校门口徘徊，还吓到了女同学，希望能帮我们解决。”“现在医患矛盾还是突出，病人不相信医生，产生不少误会，希望警察能作为第三方帮我们裁决裁决。”“村里又发生一起邻里纠纷，积怨比较深，双方还动了手，怎么办？”…… 枫桥派出所镇南警务站，十几个人正围坐在会议桌前，向主持这次平安议事活动的警官反映问题。这些人有的是基层干部，有的是企业、学校、社会组织的负责人，还有不少是群众代表。 ▲“五议一创”平安议事座谈会现场。 （摄影： 丁灵彬） 据了解，诸暨市公安局在全市推广“五议一创”平安议事活动，即民警与群众一起,议安全防范、议矛盾调处、议案件办理、议普法宣传、议警务工作，共同创建平安社区。这正是在“枫桥经验”的孕育下，发展出的警民互动新模式。 “这不是灌输式的‘警民恳谈’，而是让群众说希望我们做什么，让群众来告诉我们应该怎么做。”枫桥派出所教导员吴嘉军说，“五议一创”得到群众积极响应，群众提出的议题，虽然都是些工作生活中的小要求，但通过解决这些问题打下群众基础,在后来的公安工作中,发挥出积极效应。 不仅是平安议事活动，枫桥派出所梳理群众需求推出的“新五小工程”，也颇受当地百姓好评。 “所谓‘新五小工程’，就是‘破小案、办小事、解小忧、帮小忙、惠小利’，确保警务围着民意转、民警围着百姓转，做到全时空守护平安、零距离服务群众。”杨叶峰所长介绍说，“新五小工程”是公安干警在日常工作中不断探索创新的社会治理模式。它的实施，也让民警越来越成为群众身边的“贴心人”。 “其实通常老百姓遇到的都不是什么大案要案，更多的时候可能就是钱包被偷了、东西不见了”，杨叶峰所长说，“但案值有大小，案件无轻重。你如果不去帮他破案，不去帮他追赃，不去帮他解决，他就很难对你有认同感。” 正是因为对这份“认同感”的珍视，每位枫桥派出所民警在开展工作时，心中都抱着一份信念。 前几天，社区民警王玉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