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是一群从大山中走出的高学历人才，可让人不解的是，在完成学业后，他们没有选择留在更繁华更便利的大都市，而是挥挥衣袖，转身回到属于他们的山村。

有人问毕业于华侨大学的赵龙贤，为何做出如此选择？赵龙贤笑笑，回道：“因为我在北上广，需要自己奋斗，赚取车子、房子，需要自己去找工作。但我回到村子，却有房子、车子，也不用自己找工作，那么，我为什么还要留在外面？”

和赵龙贤有同样选择的是就读于徐州空军学院的李梅红，她和赵龙贤同一年毕业回村，她告诉采访者：“我们和同学唯一不一样的，便是属于我们的优越感。”

赵成宁曾在国外学习网络技术相关专业，他表示：到了英国才发现，英国人的住所不如我们村里的房子大，车子亦多数不如我们村民开得好。因而，赵成宁放弃“海归”在大城市的优势，回到生他养他的山村，当了一名铜业生产前线的工人。

对这些年轻人来说，他们回到山村，都和一个人有关，这个人便是他们自小熟悉的“老书记”吴仁宝。他们所在的村子则是素有“天下第一村”美名的江阴华西村。

01、“来自”贫穷，不甘贫穷：他坚信泥窝中一定能飞出“金凤凰”

曾经的华西村是一个贫穷落后的山村，甚至从华西村“诞生”那一刻起，所有的华西村村民就集体欠下1.5万元的债款，乃名副其实的“人穷村破”之典型。

而华西村的改变，正如前文所言，均和一个名叫“吴仁宝”的人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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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仁宝，生于1928年江阴华墅乡，即后来的“华西村”。他的父母皆为农民，家境清贫，生活困难。

吴仁宝14岁那年，家中彻底断粮，他没有办法，只得扛起捕鱼工具，到江河湖泊中捞鱼抓虾，再拿到集市售卖，同地主换取喂猪用的碎米，回家煮粥维持生计。

所幸，苦日子终有“头”。

1954年，不到24岁的吴仁宝有了第一份工作，成为瓠岱乡人民政府的财粮委员，摇身变作人人羡慕的“国家干部”。但好景不长，3年后，由于全国经济困难等原因，吴仁宝“被迫下岗”。

同年，现在的华西村地域改属华墅乡，吴仁宝出任23社党支部书记；次年，23社同附近3社合并为跃进社，吴仁宝继续担任社党支部书记一职。

1961年，华西大队成立，吴仁宝改任大队党支部书记。面对一个村民一天只有半斤口粮的困境，吴仁宝咬咬牙，告诉自己，一定要带领村民改变祖辈留下的这片贫瘠土地，与村民共同创造致富道路。

他从刊登于《人民日报》的《大寨之路》报道中获得鼓舞，发动村民与他一同制定“15年发展规划”，身体力行，率领村民进行河流改道、平整土地等工作，只用7年时间，便提前完成相关工作。

1972年，华西村民全部盖起新瓦房，将1300余块零星田块改造为400余块高产且稳定的优质农田，华西村的名字与事迹一夜间响彻华夏大地。

很多年后，有一位跟踪采访华夏村40余年的新华社记者告诉大众：他第一次来到华西村，是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末，与某生产大队人人又黑又瘦的形象不同，华西村民个个脸色红润、身体结实，给他留下很深印象。

记者从村民口中得知，原来早在扩种双季稻最初，吴仁宝便主动张罗起农村食堂，早餐有油条、包子，午餐和晚餐则坚持两荤两素加一汤，除此外还有番茄和西瓜为村民解渴消暑。

午餐后，人人都能得到2小时休息时间；下午劳动期间，食堂会把馒头及大麦茶送到田间，供村民取用。

在如此“待遇”下，华西村民干劲越来越足，模样亦不若其余生产队那般“脱皮掉肉”，乃是当年全国生产队中“独树一帜”的特例。

02、改革开放，走一条与众不同的“路”：他说华西的形势既非“大好”，亦不是“小好”，而是年年变好

不过，吴仁宝并未满足于此，极有远见的他在1969年“偷偷摸摸”干出一件大事：他秘密创建一家小型五金厂。

吴仁宝的第四个儿子吴协恩多年后再回忆当初，感慨道：“那年正值割资本主义‘尾巴’的时候，我们谁也不敢对外说这件事。检查的同志来了，田里红旗飘飘，喇叭声阵阵；等他们一走，我们也一转身回工厂。”

吴仁宝同样知道这种实事求是的好事在当时不易声张，所以他叫人在厂外四周垒砌高高围墙，再把每个对外的窗户皆挂上厚重窗帘，并严厉要求每个员工均必须守口如瓶。

倘若上级来检查，工厂当即停止工龄做，全部职工转移至田地，重新干起农业；等领导离开，则立马回到厂里，加班加点赶进度。

吴仁宝的五金厂不仅为华西村带来上百万元的利润，而且奠定华西村后来发展乡镇企业坚实基础。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全国上下迎来改革开放的浪潮，吴仁宝更是如同鱼儿进入水中，更加理直气壮地放开手脚，带领华西村大步向前跑。

1979年，他在全国都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大环境下，首先提出一个名叫“调整产业结构”的方案：吴仁宝把全村500余亩田地全部交给村中30名种田能手去承包，其余劳动力则尽数转移到工业领域。

别人听说，均指责吴仁宝“思想僵硬”、“不合时宜”，可吴仁宝硬是顶住压力，在华西村老少的支持下，走通一条符合华西村情况的另类实事求是道路。

他们先后开办冶金、纺织等40多个企业，全村95％以上的劳动力都投入到工业生产中；同时，华西村村民通过承包，建立“千头猪、千头羊”的养殖规模，让工副业在华西村崛起，亦为农业发展铺平道路，促进农业机械化、专业户及社会化，令粮食产量大幅度增高。

1992年，华西村再度迎来“大爆发”。

那年3月初，邓小平南巡讲话刚刚公布，吴仁宝便紧急召集村党委开会，下达最高中心任务：“借钱吃足”。

所有人都把他们的全部资金拿去购买原材料，仅仅一个月，市场建材的价格就翻了几倍，华西村民一下子赚得盆满钵盈，以至于外界传言：吴仁宝开了个会，即赚了一个亿。

但对吴仁宝而言，他还是觉得赚太少了。

7年后，华西村股份公司在深圳正式挂牌上市，成为我国首家农村经济综合开发上市公司，华西村亦慢慢变成我国第一个“电话村”、“汽车村”、“别墅村”……

时间跨入千禧年，吴仁宝和华西村前进的脚步仍未停下。

在吴仁宝的推动下，华西村陆续与附近落后的村子联合起来，共同组建“大华西”。原本不到1平方公里的华西村与周遭20余个村子组成占地面积30平方公里，人口总数超3万的“新华西”。

走入这里，能看到一望无际的田野上全是粮仓，山南则伫立着一座座工厂，鸟语花香中，每位村民皆住上他们梦寐以求的乡间别墅，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景象在此处展现得淋漓尽致。

但吴仁宝依然未曾知足。就像他向外人介绍华西经济情况所说那样，他希望华西村不是“大好”，也并非“小好”，而是年年变好，年年都有新发展。

03、传奇老书记，最割舍不下的还是他的“村”：他走了，但他的故事却将永远流传人间

2003年，年过古稀的吴仁宝告别坚守50年的华西村党委书记岗位，开始步入退休生活。

有记者问吴仁宝：是否觉得华西村能离得开他。

吴仁宝笑笑，回答：“我的看法很简单，华西村能离得开我，也离不开我。它过去，可能离不开我，但现在，就要离开我。华西建村50周年，我让新书记搞开幕，我管闭幕，就是想告诉他们，从现在开始的50年，就不需要我了，我‘闭幕’了。”

2012年11月中下旬，一个名叫“复兴之路”的大型展览在北京国家博物馆内举行，年已八旬，身体不佳的吴仁宝坚持亲自带领华西村百余人队伍到北京参观。

那几天，高烧39℃、咳嗽的吴仁宝全程依靠轮椅行动。

一回到华西村，从不服输、承认自己“老”的他无奈在某场会议上表示：“这一回啊，我差点儿以为自己回不来了。”

当时担任华西村党委副书记的陈百雄事后向记者透露：“其实他的身体恶化先兆就是从那时开始，他已感到发晕。”

次年3月初，身体情况急剧下降的吴仁宝被送到上海医院诊治，但一辈子扎根华西村的吴仁宝放心不下他的村子，执意要回到熟悉的华西村。

3月13日，吴仁宝如愿赶回家中，病情未有好转。

彼时任华西村党委副书记的孙海燕说，回到华西村的吴仁宝情绪非常激动，一个劲儿地念叨着要开会。他提前总结了十七大经验，完成十八大的任务，并预测了十九大。

他的思维十分清晰，叫人佩服。

然而即便如此，人们还是未能留住吴仁宝离开人间的脚步。

3天后的晚上，吴仁宝的状况似乎稍有好转，他微微坐起身，向身边人说了他在世间的最后一句话：开会，现在开始，不要来翻花样了。

3月16日，吴仁宝与世长辞，享年85岁。

丧讯一经传出，华西村内外皆为此哀恸不已。当天晚上，素来有世界第十五高楼美名的华西村地标——龙希大酒店熄灭全部外装饰灯，为吴仁宝致哀。

吴仁宝的四子吴协恩告诉记者：依照老父亲生前遗愿，他的灵堂将设在临近华西村“万米长廊”的老宅中，葬礼一切从简。同时，在吴仁宝的追悼会上，无论来者是领导，还是平民老百姓，他们一律只接受花圈，其余什么也不收。

因为前来吊唁的人数过多，不仅有华西村村民和周边村落的村民，也有中央、其余地方领导与从外地赶来的群众，是以华西村不得不采取交通管制的方式控制人流量。

那几日，走入“万米长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