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翟永明的诗

◎罗振亚

“复调”意向与“交流”诗学：论翟永明的诗

古往今来的任何一位作家和诗人，无不渴盼着拥有自己创作的“黄金时期”，然而“黄金时期”不论对于谁都并非一蹴而就。一九八四年以前，翟永明写了许多诗歌，但用她自己的话说大都属于失败之作，从写于一九八四年的“《女人》开始，我才真正进入写作”。因为在这组充满神性的诗歌中，诗人写作中变化和分裂的内心终于“找到了一个可以继续下去的开端”（1），找准了契合自己气质、学养的独特的情思主题空间和感知表达世界的抒情策略、言说方式。它不但开启了日后几个写作阶段诗学命题的源头，而且这颗“精神化石”使女性主义诗歌的话题成为可能，昭示了女性主义诗歌的纹理走向。从此，翟永明这位从不追逐先锋表面效果的诗人，一直被划定在先锋之列，被视为女性主义诗歌的“头羊”和重镇，这位从没想过自己的诗歌会变成正式印刷体的诗人，名字却屡屡在“中国新诗大系”、“第三代诗群”、“后朦胧诗群”、“女性诗卷”中闪光。提及“青春性”写作有她，提及“中年写作”有她，提及“个人写作”也有她，仿佛无论哪一个诗派、哪一个选本不提及她就有失公允，难以得到诗界的认可。甚至“翟永明”这三个字本身已成为女性主义诗歌的一个关键词、一个象征和一个传统。

的确，作为女性主义诗歌潮流的典型缩影，翟永明诗中那种从女性的身体、生命、命运出发，最终指向生死、欲望和爱等人类共同命题的女性立场及超越路线，那种契合女性生命结构的自白话语方式，和其他的女性主义诗人都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但翟永明诗歌骨子里蛰伏的不受前人经验和法规制约的原创性特质，使它们不属于任何一个流派或群体，因为它们原本就属于诗人自己，它们正如诗人所钟情的可以飞翔的哺乳动物蝙蝠一样，生活在黑夜之中，复杂、神秘而幽暗。对它们解读起来相当困难，但也正是因为解读困难，才使它们更加充满迷人的魅力。

上篇：朦胧的“复调”化意向

“我的诗始终是献给我心中的少数人”（2），这句自白表明翟永明的诗学思想中，或多或少地烙印着贵族化的色泽。在这种诗学观念的统摄下，她的诗歌情感意向总是避免复制他者，矢志于深邃独到的发现和开掘，并且不再倾心于传统的线性建构，仅仅提供一个主旨或一个联想方向，而常常注意营造“复调”意向，在一首诗里寄寓着两种或两种以上的思想意蕴。这样，翟永明的诗歌世界里就出现了大量明朗又隐蔽、单纯又复杂、矛盾繁复的朦胧文本，二十世纪的八十年代如此，九十年代依然，只是八十年代更为集中与显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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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组诗《女人》的情感和“自我”形象，因为二元对立思维的渗透而充满复杂的张力，其情感和抒发方式在新诗史上均为少见。读者读过后很难说清它是展示女性从女人到母亲各方面的性别体验、生命秘密，还是以潜在的心理情绪——性的张扬来制造女性命运过程的寓言；是表现女性心灵的骚动、渴望和对命运的悲叹认同，还是显露女人——母亲循环圈的忧伤和自卑？情思“复调”的交响使你无论向哪一个联想方向用力，都会顾此失彼，陷入偏颇。《独白》的穿黑裙的女人一改传统“好女儿”的温柔，成熟、冷静、富于洞察力和残酷的男性施虐语境达成了尖锐的对立。她“在一种秘而不宣的野蛮空气中”，像人类的救世主一般，“在梦中目空一切/轻轻地走来/受孕与天空”，以凌空出世的姿态打开觉醒的身体、欲望和意识，以“黑夜的神话”创造瓦解、对抗盘古以来的男性白昼神话。“我目睹了世界/我创造黑夜使人类幸免于难”，“用爱杀死你，这是谁的禁忌/太阳为全世界升起，我只为你/以最仇恨的柔情蜜意贯注你全身/从脚至顶，我有我的方式”，想和爱人建立和谐的关系，“以心为界，我想握住你的手/站在你的面前”，结果“我的姿态就是一个惨败”，“悲哀和快意”、疯狂的情感和深邃的思索交织，全然有别于以往的单一经验和想象模式。甚至《女人》中的“我”和“她”的女性自身，也是自审色彩强烈的裂变存在，体现了二元对立的女性本质。《独白》之“我”，“狂想，充满深渊的魅力”和性爱的诱惑力，有时“最温柔最懂事”，“愿分担一切”，有时又“以最仇恨的柔情蜜意贯注”情人全身，“用爱杀死”情人；《沉默》之“她”却气质幽雅，具有东方的古典美和传统的道德规范，其光芒甚至“使月亮无法给你投下影子”，她高雅的手势引得“我”要加以“揣摩”但却无法模仿。女巫之“我”和女神之“她”正是女性形象本质的一体两面，其中那矛盾性的修辞正是矛盾经验的外化。向来伟大圣洁、满耳充盈礼赞歌颂之声的母爱，到她的《母亲》中，也因诗人返归女性价值观念、知识谱系后的审视发生了变异，搀杂进质疑、怨怼和否定的复杂情愫。“你让我与不幸构成/这世界可怕的双胞胎”，“那使你受孕的光芒。来得多么遥远，多么可疑，站在生与死/之间，你的眼睛拥有黑暗而进入脚底的阴影何等沉重”，“凡在母亲手上站过的人，终会因诞生而死去”，亲近的母亲尚且难以信托，世界上恐怕已少有值得信赖之物，对母爱消解的过程里足以见出绝望之深重。“诞生的时刻”与“死亡的国度”连通，揭示了女性也是整个人类的宿命。正是承接这一思路，《死亡的图案》才由母亲和“我”之间的相互牵念、猜忌、折磨以及母亲的死亡描写，洞悉死亡的真相和生命的本质——“生者是死者的墓地”。再如被视为倾听的诗歌《静安庄》，也表现出了情感的复杂和多义性。它不仅仅是那个坐落在成都市郊、作者曾经以知青身份生活过的静安庄所在，激情和想象的混凝，使它成了存在和子虚乌有之间的“纸上建筑”，成了诗人为那些令人不安又喑哑失语的声音找到的象征性结构。诗人通过对只存在于诗歌里的静安庄的重新命名，显示了沉默的深度即命运的深度。第九月中心词“发育”的凸显，决定了诗的意脉不是恢复诗人上山下乡的客观历史，而是女性抒情主体的个人生命史和身体史的书写，静安庄即是诗人个体生命的诗意历险。十九岁的诗人“我”的性意识觉醒，和对世界事物看法的改变构成了一种互动关系，随着身体的成长、发育和成熟，“我”对外部世界静安庄的民风、民俗和生活缺欠的认识一步步加深了。

为什么翟永明的诗歌在主旨上充满的“复调”倾向，理解起来那样晦涩难懂？我以为这固然和她的复杂经验形态、表达技巧互为表里，但更主要的恐怕还是源于它题材攫取的对象和意象特质的遇合。

受米歇尔·福柯那种写作是“只指涉自身”的观点启发，翟永明的创作常常通过女性身体的反应来折射历史场景和个体命运，一开始就成为“女性之躯的历险”，多得躯体写作意味。这种心理机制，规定她的笔锋所至时时跨越意识屏障，从女性广袤深远的潜意识空间汲取养料，表现内心微妙恍惚的感觉、体验、情绪。众所周知，和男性比较，女性的意识本来就零散多变、感性十足，不易把握，而女性的潜意识则更是神秘幽深、模糊混沌，难以描述，加上诗人表现它们时运用的又多是新感觉主义的感觉跳跃、组合技巧，这样她的诗自然变得朦胧、婉曲、间接，有种“跟着感觉走”的味道。尤其是诗人习惯在虚构的修辞层面与经验世界发生联系，就使得她的诗愈发像神话或传说范式的伸延，表现为寓言性的自足实体。读者读之只能获得一种情绪感染，而具体感染的来源对象是什么，感染的具体情状如何却怎么也说不真切。如表现对世界的认识和欲望经受种种挤压遮蔽仍不可挡的《静安庄》，就是通过“我”的身体感觉及其变化来进行的。“我”来到陌生的“静安庄”，敏感地“听见双鱼星的嗥叫/又听见敏感的夜抖动不已”，“已婚夫妇梦中听见卯时雨水的声音/黑驴们靠着石磨商量明天”，听见“他们回来了，花朵列成纵队反抗/分娩的声音突然提高/感觉落日从里面崩溃”，感觉“村庄如同致命的时刻流向我/或生或死，或轻轻踩出灰色雾气/水是活的，我触摸，感觉欲望上升”、“夜晚这般潮湿和富有生命”。用身体的感觉却折射外界的变化，这本来就神秘得令人难以捉摸，可诗人表现时却偏偏又以一系列虚拟的幻觉和想象出之，这种以“朦胧”对“朦胧”的写法，使诗确有一种“谜”的味道。再如《荒屋》写到“我来了，我靠近我侵入/怀着从不开敞脾气/活得像一个灰瓮”，这个灰瓮的象喻十分感觉化，是想象力和虚构的物件，它本身已经神秘莫测，而在它里面隐藏着的诗人幽闭的个人经验、内心的想象和潜意识等生命景观，想要言说出来恐怕就更难而又难了。

翟永明诗歌“复调”晦涩的另一个生成原因是象征意识的渗入。诗人在将外在世界视为心灵“象征的森林”的西方现代派诗和朦胧诗作中的浸淫遨游，使她自觉不自觉间滋生出强烈的象征意识，象征对诗文本的介人或贯穿，自然就赋予了翟诗一种言外之旨，引导你去探寻品味，并且这种象征和诗人的知识和心灵结构、具备某种象征品格的意象结合后，又大都带有多义性特点。在这方面黑夜的意象最为典型。在组诗《女人》的二十首中，诗人几乎无一例外地大量使用黑夜意象，“我创造黑夜使人类幸免于难”（《世界》），“渴望一个冬天，一个巨大的黑夜”（《独白》），“我想告诉你，没有人去阻拦黑夜/黑暗已进入这个边缘”（《边缘》），“你的眼睛变成一个圈套，装满黑夜”（《沉默》），“一点灵犀使我倾心注视黑夜的方向”（《结束》），而且完成了对“黑夜”的个人化的重新命名：这里广泛存在的黑夜是千百年来男性话语压抑、遮蔽下的女性隐蔽空间，是女性悲剧命运和历史的存在象喻。这里诗人要创造的“黑夜”也可以理解成对于女性自我世界的发现及确立，女性因两性关系的对抗、紧张无法在男性世界中实现自我确立，只能边缘化地另辟私人化的生存和话语空间，退缩到黑夜的梦幻之中去编织自己的内心生活。这里诗人描绘的黑夜还能够看作女性的一种自缚状态，“白昼曾是我身上的一部分，现在被取走/橙红色在头顶向我凝视/它正在凝视这世上最恐怖的内容”，这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