兔年献礼：经过近两个月的搜集整理，完成《普思元新夷民大暴动》一文，该文是继《鲁奎山大盗》后书写新平地方史的又一拙作，“普思元新夷民大暴动”从时间上看是一次整体联合作战，从地域上看又是地方的独立作战。史料中书写“普思暴动”的文章不少，但讲述“元新夷民暴动”的文章却难以寻觅，为把这一史实重现，现将“普思元新夷民大暴动”作为一个整体来疏理，与地方史爱好者共勉！
清雍正十年，云南普（普洱）思（思茅）元（元江）新（新平）一带发生了多民族联合的夷民大暴动，暴动从五月中旬开始，至雍正十三年基本结束。这次夷民大暴动客观真实地反映了云贵总督鄂尔泰在推行改土归流政策后，因地方官吏对土官及夷民的欺凌和压榨而引发的一场大规模民变。
一，暴动的历史背景
《清史稿·列传.土司一》记载，雍正三年(1725)十月，鄂尔泰被任命为云贵总督。次年，他深入了解云贵情况后，认为土司对内残暴统治属民，对中央叛服无常，骚扰与之相邻的汉民，且土司间不断发生利益纷争，火拼仇杀不断，视夷民生命为草芥，是实现中央集权统治的一大障碍，于是呈上《改土归流疏》奏言：“云贵大患，无如苗蛮。欲安民必先制夷，欲制夷必改土归流”。雍正帝准奏，并委任鄂尔泰全权处理改土归流事务。
改土归流就是废除西南各少数民族地区多年施行的土司制度，改由流官去治理，以达到教化夷民、巩固国防、维护西南边疆稳定，加强中央集权统治的目的。但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实行土司制度由来已久，土司们过惯了狐假虎威，骄奢淫逸的日子，享受着土皇帝般的生活，要他们心甘情愿放弃这种特权是不可能的。一时间，西南边陲“溪云初起日沉阁，山雨欲来风满楼”。
雍正四年（1726年），云贵总督鄂尔泰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改土归流”运动。为顺利推行改革，他首先拿镇沅土知府刀瀚和沾益土知州安于蕃开刀。刀瀚罪名为“”强占民妻，豪夺田地”，被革职改流，五年，将其家口迁往江宁(今江苏南京)；同年，罗列安于蕃“十六条罪状”，令寻沾游击祝希尧到河东营擒拿安于蕃，押到省诚后，请旨定罪，雍正七年十二月，安于蕃被发配到江南江宁府安置。
面对来势汹汹的改土归流运动，少数土司主动交出了土地和印札，保住了性命和财产。而更多的土司则走上了反抗的道路，他们凭借家族多年经营的资本联合与之对抗。如，东川、乌蒙、镇雄三地虽近云贵，却隶属四川，造成“滇、黔有可制之势而无其权，四川有可制之权而无其势”的管理真空。鄂尔泰上疏请将三府划归云南，便于“改土归流”，雍正帝准奏。乌蒙等地夷人土司为了维护自身的权益，联合造反。雍正四年十二月廿四日，鄂尔泰率军讨伐乌蒙等地，于雍正五年正月十四日，平定滇东北地区的夷人暴动，设立了东川府、乌蒙府、镇雄州，废除土司，派驻流官。
在施行改土归流政策前，雍正帝要鄂尔泰遵循“法外施恩”的旨意，即“改流之法，计擒为上策，兵剿为下策，令其投献为上策，敕令投献为下策。”对于主动或被动支持改革的土司，清廷分类对待。主动交印者，或予以世职，或经济款待；而抗拒改土归流者，则没收其财产，迁徙到滇、黔、桂、川、鄂、湘之外的省份，酌情给予资产生活。
但在实际推行过程中，地方官吏使用的手段却极其残暴。如，江西籍茶商勾引莽枝茶山头人麻布朋之妻，麻布朋一怒之下杀了妻子和茶商。江西茶商联名状告麻布朋劫商害民。云贵总督鄂尔泰不分青红皂白下令擒杀麻布朋，激起麻布朋之乱。又据《云南事略》记载:“夷民之马上者官取之，中者兵需之。不幸而妻女可观。不幸而妻女可观，无不嬲也。凡有薪炭入市，兵役轮抽，以为‘过税’。旧时酋目向来自贵，今见工匠务须下马，迟者捶楚加之……”这种对土司及夷民强取豪夺，恣意凌辱的行为，使“远近夷民皆无生之气，有死之心”。雍正八年八月十八日，再次激起乌蒙等地夷民暴动，各地夷人酋长纷纷响应。暴动虽终将平息，但连年战祸，使滇东各族百姓颠沛流离，饿殍遍野，民穷财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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剥夺了土司的管制权后，清政府在原地设置府、厅、州、县，建城池、办学校、委派流官、添驻军事机构。接着，开始清查户口，丈量土地，按亩征税。如，镇沅土知府刀瀚被革职后，委威远（景谷）抚夷清饷同知刘宏度来暂时处事府事。刘宏度署镇沅知府后，野蛮兼并土地，放纵属下敲诈勒索，限期三个月对全境土地进行清理丈量，就遥远偏僻的地方均不能免，依照丈量亩积上价。限期内不上价，便没收田地入官变卖。刘宏度的野蛮粗暴行为，使当地土目咬牙切齿，恨之入骨。
雍正五年冬月，傣、哈尼、拉祜等各族人民共推傣族刀如珍为首领。雍正六年正月十七日夜间，刀如珍率各族壮士攻入府署，把刘宏度全家灭口。威远猓黑老胖、札铁匠等积极响应，新平江外夷民李百叠等亦乘机仇杀，直逼镇沅县城。云贵总督鄂尔泰得报，立即派遣副将张应宗率兵进剿，大兵初到镇沅，夷民闻风四散逃窜，后经剿抚，平息叛乱。雍正六年三月，张应宗擒获刀如珍等百余人解省，受牵连被捕的达五千人之多，鄂尔泰将刀如珍、刀廷贵、陶波工、刀西朗、刀西侯、陶国贵等六名暴动头人以“叛逆”罪名，杀害于昆明，其他被捕之人亦被分别加以刑责。此后，将元江所属罗必甸长官司改设流官，隶属镇沅府管辖。
鄂尔泰在云南推行的“改土归流”政策，通过恩威并施，剿抚结合的手段，从雍正四年起至雍正九年基本实现，但各地土司率领夷民反抗的案列仍时有发生。
二，思普刀兴国暴动
雍正七年（1729年），清政府借“改土归流”之机分车里宣慰司所辖江内六版纳地置普洱府，并在思茅设总茶店，由思茅通判管理，官府全面垄断茶叶的生产和经营。普洱茶被清庭列为贡品后，茶叶价格一路攀升，老百姓由传统种植谷米改为专营茶叶。地方文武官员，每年采茶季节便派兵进山，禁止茶商与茶农之间私自交易，官兵短斤缺两，低价强买，抢夺茶户利益。茶农怨声载道，官府与茶农之间的矛盾一触即发。
普洱府地广人稀，朝廷又在攸乐设同知，思茅设通判，鞭长莫及之处仍归土目管理。如，茶山土千户刀兴国就属此类。刀兴国是个比较温驯的土官，官府有什么征派事项竭尽所能去办，从来不敢违抗。每年春季，兵差在茶山一带公干络绎不绝，给当地茶农带来了沉重的负担。雍正十年初，从云南城守营参将提升为普洱镇总兵的李宗膺趾高气扬，打着巡边旗帜，到茶山搜刮民脂民膏，人民苦不堪言。清倪蜕《滇云历年传》载：“兵差络绎于途，酒不待熟，鸡不及成，蛋且三分一枚矣。而署总兵李宗膺方旌节行边，囊橐之余，陶铸跖、蹻。夷歌四起，已失好音。”
哪知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知府佟世荫又要“过山聚粮”，召刀兴国议事。刀兴国一听忙取下官帽叩首道：“知府大人，李总兵亲率大军刚走，老百姓已家徒四壁，一无所有了，请您明年再去吧。他们不可能卖儿卖女来提供给养，现今茶又归官管理，茶农们借贷无门，如果知府大人一定要去，那只能把耕牛和养在圈里尚未出栏的家禽来作为供给了。”
佟世荫认为刀兴国一派胡言，大加训斥，让衙役把其驱赶出去。凶悍的衙役瞬间打碎凳子愤然起身，刀兴国拿官帽，被衙役抛出门外，找凳子坐，又被门卫踢开。刀兴国大怒，脱下官服道：“死了算了，还要这些东西有什么用！”说完，疾步走出衙门，披头跣足飞身上马而去。
他往返山林村寨，号令村民聚众而盟，遍传木刻，勾通茶山、江坝、威远等处夷民准备暴动。并约定暴动不劫库、不破城，只杀总兵李宗膺、知府佟世荫二人。刀兴国拟就官文奏报云贵总督自己起事的缘由后，迅速组织了以拉祜族、傣族为主的各少数民族群众于芒坝河蝙蝠洞聚众誓盟，一场以反对流官苛征重税的暴动开始了。
雍正十年闰五月二十二日，上千名暴动夷民在刀兴国、杨昌禄、李世藩等率领下，包围普洱府城，得知总兵李宗膺、知府佟世荫不在城内，又转攻思茅。普洱镇总兵李宗膺禀报总督高其倬，思茅地方有苦葱人聚众前往蛮坝河参拜缅甸僧人，奉他为神仙。游击朱仲玉派遣守备燕鸣春带兵前往巡查。
六月初三日，游击朱仲玉禀报，思茅土千总刀辅国报告：闰五月初二日，土兵发现思茅辖地蛮坝河蝙蝠洞（距离思茅城二百余里）有苦葱人聚众朝贺神仙，传令让他们疏散，苦葱人不但不听，还声言要杀到思茅去。
李宗膺当即派遣守备燕鸣春于初八日夜由普洱赶往思茅。初九日早晨，官兵刚下斑鸠坡，走在队伍后面押送火药的十五名士兵行至半坡，被埋伏在此的苦葱人打死两人，官兵亦枪杀苦葱人五名，其余尽皆逃散。刀兴国等又至攸乐劫营，不胜而归。上午十时左右，燕鸣春带兵抵达思茅城。当天夜晚，援军同思茅驻兵一百名至柏枝树，天亮时，发现夷人埋伏在山箐中，带兵长官下令向山箐中开枪放炮，夷众有人受伤后慌忙逃窜。
十一日，思茅通判朱绣派兵巡逻至坡头，发现有数十个苦葱人截路。随后回报，当天派出的各路巡逻兵均受到阻截。经侦探查明，这些苦葱人聚集处正是刀兴国堂弟刀三居住的地方，归土千户刀兴国管辖。
十四日，李宗膺因刀兴国案奉旨降为参将，乃请委署督标副将事。李宗膺、游击王先、陈上志带兵一千五百名进至攸乐，安抚九龙江、橄榄坝一带未参与暴动的夷民。
十六日，夷民弩伤湖广客民五人，烧毁蛮涧民房五间。暴动民众和朱绣率领的清朝官兵多次对阵、交锋，双方互有伤亡。
十七日，夷民千余众包围思茅城，直攻南门。十八日，又围攻西门。通判朱绣被困在城内达两月之久，拒不出战，民众亦不进攻，双方均未造成多大损失。这给朱绣守城待援赢得了时间。进剿官兵到达后，方解思茅城围。
元江知府祝宏禀报：有一个名叫章伦的代理官员，在攸乐监修城池，不知夷民暴动，回到思茅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