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欧树军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

【导读】2023年全国两会已落下帷幕，有关新一轮国务院机构改革的讨论却仍在继续。此次改革中，科技和金融领域改革备受关注，而“组建国家数据局”这一条，却略显低调。事实上，即将成立的国家数据局，肩负推进数字中国规划和建设的重任，未来势必成为中国国家治理的一大重器。这也标志着中国信息化建设进入新阶段。那么，如何理解这一变革的深层逻辑，进而把握变革的正确方向？

本文以“通过数据的现代治理”为题，从美国的社会安全码切入，梳理过去百年来美国成为“认证国家”、开展数据治理的历史过程，剖析美国社会治理数据化的“秘密”与矛盾。文章指出：数据信息是互联网的产物，互联网在美国诞生和成长，最终扩展到全球，本质上是美国的国家网和国际网，所有进入互联网的信息，是对美国公开的信息。而美国也从建国开始，就努力建设“认证国家”，从完善征税体系、保障国家财政收入，慢慢发展到服务国家安全、控制犯罪、提供社会福利和保障等领域。互联网出现后，美国组合各种认证体系，形成一个现代高效的治理体系。然而，随着这种治理越过边界，美国也成为制造出“棱镜门事件”的监控国家。

本文选自欧树军著《编码齐民：互联网治理简史》 （活字文化/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即出） ，原题为《通过数据的现代治理 》。仅代表作者观点，供诸君思考。

通过数据的现代治理

我将竭尽努力，和中国人民一道，建设自己的国家，使我的同胞，能过上有尊严的幸福生活。

——钱学森，1955

汪成为同志：前送“Virtual Reality”一文，想已见到。此词中译，可以是：1.人为景境（不用“人造景境”，那是中国园林了）。2.灵境。我特别喜欢“灵境”，中国味特浓。请酌。

——钱学森，1990

▍钱学森与中国信息化

2021年12月19日，美国商人扎克伯格宣布将Facebook改名为“Meta Universe”（元宇宙），向“虚拟现实”（Virtual Reality）进军，这不禁让人想起了科学家钱学森与中国信息化的故事。

“现代世界科学技术正处在日新月异的发展过程中，各门科学都有了崭新的发展，并且彼此互相带动、互相交叉，产生了许多边缘科学和新的科学生长点，使自然科学占领了许多新的领域，引起生产技术的不断更新。”1956年12月，我国首份科技发展远景规划中的这段话，放在今天也并不过时。

正是在落实这份“十二年科技规划”（1956-1967）的紧急措施文本中，刚刚回国一年，45岁的钱学森力主重点发展导弹、无线电、电子计算机、自动化、原子能和半导体技术，并将电子计算机技术作为其中穿针引线的火车头。钱学森意识到，电子计算机技术将在广泛领域代替人的部分脑力劳动，将深刻影响现代社会，堪称18世纪蒸汽机、19世纪电力和20世纪核能之后人类社会的又一次技术革命，他因此和华罗庚等人一道积极推动中国计算机专业的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间接促进了中国第一台电子计算机、第一台晶体管电子计算机的研发。1956年10月，堪称中国信息化的“钱学森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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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90年代，钱学森对灵境技术（Virtual Reality）推崇有加。他认为，“Virtual Reality”所造就的，不是中国园林式的“人造景境”，而是一种“人为景境”，所以译为“灵境”更恰当，“中国味特浓”。 在他看来，所谓灵境技术，就是用科学技术手段向接受者输送视觉、听觉、触觉、嗅觉信息，让接受者感到如亲身临境，这临境感不是真地亲临其境，只是感受而已，这境也是虚的，不是实的，所以他用传统文化中的“灵境”来表达这个矛盾。他认为，到21世纪后半叶，通过人机结合大幅拓展人的知觉，灵境技术将让人进入前所未有的“大成智慧”的人工智能世界，一个“新人类”将在这个新天地中诞生，人将神化为超人，具有大到宇宙、小到微观的超人感受，继而引发一系列震撼世界的变革。因此，对于人类历史而言，灵境技术可以说是继计算机技术革命之后的又一项大革命，正如人有了语言和文字。钱学森对灵境技术、人工智能与人类未来的这些判断，颇具中国智慧。

从计算机技术革命到灵境技术革命，从信息化社会走向智能化社会，计算机技术所创造的互联信息网络，与灵境技术所提高的人类创造能力一道，构成钱学森所说的“大成智慧工程”，这一切都发生在信息环境（Cyberspace）之中。 信息环境不仅是给人便捷感、集成感、超时空感的人为景观，而且是给人智能感、临境感乃至超人感的灵性之境。

既是人造的，又是灵性的，这既是信息环境的本质，也是信息技术、信息网络的本质。正如钱学森既是数学博士又是航空物理学博士，信息技术正是在数学和物理学等多学科交叉地带生长出来的。

不仅如此，究其源头，从孕育到出生，从成长到成熟，信息技术、互联网络和信息环境，还既是国际的，也是国家的。 互联网的前身，是成立于1958年2月的现实版“神盾局”——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Defense Advanced Research Projects Agency，缩写为DARPA或APAR），为应对核战争而在1969年开发出来，主要用于军事要地连接的阿帕网（Advanced Research Projects Agency Network，缩写为ARPANET）。随后，在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和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的推动下，美国逐渐形成了连接全国各个大学促进技术发展的学术网，同时建成了改造政府流程的专用政务网。 经过四分之一个世纪的发展，美国建成了较为完善的三个互联信息网络：国防部主导的军用网、大学主导的学术网和政府主导的政务网之后，才开始大规模地商用化、民用化、国际化。

这个过程表明，互联网既是美国的国家网，也是美国的国际网。对世界各国而言，所谓国际互联网，实则是把本国数据网络接入美国的国家网，互联网的国家性成了其国际性的底色。既是美国的国家网也是国际的互联网， 互联网的这种双重特征决定了美国对互联网的长期主导乃至单边主权，决定了世界各国的互联网政策受制于美国国内政治的变化，这是信息环境的基本情势。没有领势技术，没有技术主导权，就谈不上信息主权，“主权互联网”也就更可能成为随风而逝的沙丘。

总之，互联网这一具有领势功能的“高技术”（High Technology），首先在美国这个主权国家内部孕育出来，然后超越了美国的领土边界，吸引世界各国相继接入，并不断向陆地、海洋、天空伸展，最终造就了一个无边无际无内无外的“高技术边疆”。

▍社会安全号码在美国

现实世界的国家政府“发现”互联网可治理性的过程，也就是认证这一国家基础能力嵌入信息环境的过程。所谓认证，就是在数据与人或物之间建立一一对应关系，它既为国家行为提供充分的社会事实，又为社会群体影响国家行为提供必要的政治渠道。

面对信息环境，国家需要权衡发展、治理与安全三个重心。信息技术的发展，既在思想上创造了一个充满无限可能的信息环境，也在社会上创造了一个全新的技术精英群体。技术精英借助信息技术的中立性主张发展的必要性，但信息技术的负外部性超出了技术精英的想象，现实世界的国家公民变成了数字化的网民，尽管网民不是可以被商品化的劳动力人口，但却沦为信息资本主义全球经济的无薪或低廉生产者，这既关乎经济、税收，也关乎隐私、自由，关乎身份、行为，其对个人生活的宰制很容易超出社会大众所能接受的程度，其对政治生活的挑战也很容易超出了国家政府所能容忍的程度。来自社会大众的自我保护诉求，来自政治家群体的政治正当性需要，让现实世界找到了治理信息环境的必要性。而一旦意识到互联网本身的二重性，一旦遇到全球尺度的大国长期战略竞争情势，安全便又成为互联网治理的抓手。

2019年夏秋之交，我到美国耶鲁大学访学。作为一个外国人，我被告知需要去耶鲁大学所在的纽黑文社保局申请一个社会安全号码。尽管是美国最早的城市，纽黑文本身并不大，而且据说多数地产均被财大气粗的耶鲁大学买了去，所以其实可以说纽黑文在耶鲁大学。在拿到耶鲁大学校方的介绍信之后，我来到了不远处的纽黑文社保局大楼。社保局大楼门外人流如织，看上去和其他场所没有什么分别。但一进入大门，我就看到荷枪实弹的警察正在要求每个来社保局的人做安检，抽掉腰带，脱下鞋子，提着裤子，走过安检门，才能整理衣装，坐电梯上楼。我过了安检，上楼来到社保局的办事大厅，又看到两个荷枪实弹的安保员在并不大的房间里维持秩序。这种外松内紧的政府部门的事实紧急状态，其实是美国“9·11事件”以来的常态。在这之前，我曾经历过新加坡政府的安检，同样严格，但并没有像美国这样由荷枪实弹的警察在现场警戒守卫。

我到美国之前，从书本上研究过美国社会安全号码。 到美国之后，这种对美国政府部门紧张氛围的亲身感受，促使我思考社会安全号码究竟有什么用。原来，在美国，社会安全号码并不是一组简单的九位数字，这组小数字有着大用途，每个人的生命历程都与之须臾不可分离，美国的金融体系偶尔认护照、电子商务认信用卡，石油服务商只认社会安全号码，车行也要社会安全号码，普通人要想获得公共服务、商业服务、金融服务、生活服务，都离不开这组小小的数字。也正是这组小数字，让美国实现了从静态的纸质档案社会到动态的电子信息社会的转型，让美国各级政府的政治行动有了相对可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