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美新教国家为何比天主教国家强

（图片来源：全景网）

【金融其实很简单】

实际上，不只是香港和澳门的反差大，处于北美的美国、加拿大跟处于中南美洲的巴西、墨西哥、委内瑞拉、智利、秘鲁等的对比更大。在当年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之后，西班牙和葡萄牙人看重的是土地肥沃、矿藏丰富、气候适宜的中美和南美宝地，对今天美国和加拿大所在的贫瘠北美不屑一顾。可是，地理环境的劣势并没有妨碍美国、加拿大比拉美国家更发达，更强大。这种反差的根源在哪里呢？

一个差别在于美国、加拿大和香港是英国的前殖民地，而拉美国家、澳门是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前殖民地。但更深一点的原因是，英国是加尔文新教国家，他们接受了改革后的新教商业伦理，不受罗马教廷的威权约束，后来又把新教带到他们的殖民地；而西班牙与葡萄牙是天主教国家，他们没有接受新教改革，继续按照罗马教廷规制的等级秩序组织社会与经济，就这样，他们的拉美殖民地也继承了天主教传统。

新教国家和天主教国家怎么差别这么大呢？今天我们就谈新教改革与金融解放所带来的实际影响，这也帮你理解今天的世界格局是怎么来的。

两大教派社会的对比

我们可以先看看他们在20世纪的区别。可以用的判断指标很多，先就我们熟悉的人均GDP而言，比如在1991年，排名前10的国家中，除日本以外其他9个都是新教国家，包括瑞士、瑞典、丹麦、芬兰、挪威、德国、美国、加拿大和奥地利。而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等天主教国家都排在后面。

如果按1901-2017年间得诺贝尔奖人数来排名，会如何呢？获奖人数排名前10的国家中8个是新教国家，但没有一个是天主教国家。而如果按每百万人口得诺贝尔奖人数算，也是新教国家远远超前。

如果按照1995年各国竞争力或者政府清廉程度排名看，前15名的国家中除日本外，也还是这些新教国家和地区。

该如何解释新教国家的优势呢？自从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出版之后，很多研究都努力给出回答，不少研究结论在佩雷菲特的著作《信任社会》中得到综述，而白营与龚启圣教授借助中国在清朝和民国时期的数据做了检验，也基本支持从教育、不崇拜权威、以及金融解放这几方面的解释。

以前说过，新教改革的核心教义是反对教会垄断，不要听信教廷的控制，马丁·路德强调，基督徒要自己研读《圣经》，自己跟上帝对话，《圣经》是信仰的唯一准则。那么，如果不能读书识字，怎么能读《圣经》、跟上帝对话呢？

所以，不奇怪，接受了新教的地方会大举办学扫盲，发展教育。以瑞典为例，那里的路德派教会从16世纪后期开始，发起多次扫盲运动，也鼓励办学。尤其是当时在瑞典，不是政府或其他组织出资，而是家庭自己开展扫盲。由此带来的结果是，到1700年左右，80%以上的瑞典人都能读书识字，人力资本空前的高。

由于马丁·路德提出的“上帝面前人人平等”，这就加剧了两个欧洲的对立：新教欧洲视书籍为个人解放者，而天主教欧洲视书籍为猛兽、挑战者，开始怀疑所有书物。于是，南部欧洲的天主教徒甚至发展到对《圣经》也不相信了，原因在于《圣经》也是书，罗马教廷不希望人们读到。这样一来，从16世纪中期新教改革之后，天主教社会的文化和教育发展出现严重倒退，文盲率不断上升；而新教国家则完全相反，快速发展文化和教育，文盲率大减。

到1851年的欧洲，新教徒比例越高的国家，文盲率就明显越低。苏格兰、瑞典、英格兰新教徒超过90%，文盲率都低于30%；德国一多半是新教徒，文盲率也在20%左右。但比利时、法国、西班牙、意大利基本上没有新教徒，是天主教国家，意大利文盲率将近80%，西班牙文盲率72%，法国45%。

意大利是14至16世纪文艺复兴的发源地。后来到19世纪，怎么沦落成了文盲大国呢？文艺复兴不只是几个画家的事情，而是要更广泛的社会都能回应才成为一场轰轰烈烈、改变时代的运动，但前提是很多人能够读书、有“文化”。根据历史学家的考证，到1480年前，世界上的印刷机基本都在欧洲，而欧洲的大部分印刷机又都在佛罗伦萨、威尼斯、罗马等意大利地区，甚至在西西里到也有不少印刷机在使用，这说明文艺复兴的确带动了意大利人的读书和文化消费，在新教改革之前意大利人的文盲程度应该低于欧洲其他地方，意大利人更有文化。甚至从科技发明数据看，根据佩雷菲特《信任社会》引用的历史研究，从公元800年到1600年间，西方25%-40%的科技发明都是意大利做出的；可是，从1726年到如今，意大利的贡献降到3%左右！中世纪结束时，意大利那么超前，但另一方面，意大利和西班牙却要等到19世纪末，才把文盲率降到50%以下，是最晚完成扫盲的两个国家！

新教改革产生两个不同的欧洲，这两个欧洲的人力资本后果是如此不同，以至于到今天，新教国家继续在方方面面领先，而天主教国家还没有从历史包袱中走出来！

新教改革后的金融世界

那么，新教改革对金融发展的实际影响有多大呢？

金融市场发展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是违约风险和逆向选择问题，这两个问题解决好了，借贷成本就会降低。也就是，我们可以借助民间借贷利率的高低来判断金融发展水平，一般利率越低说明金融市场越发达。13-16世纪，意大利的民间借贷利率在欧洲国家中最低，其次是西班牙，第三是葡萄牙，再就是法国，所以，新教改革之前是欧洲南部国家领先，比同时期的荷兰和英国好。

但新教改革后，情况发生根本逆转。到17世纪，荷兰民间利率最低，英国第二低，而南部天主教国家排名很靠后。再到18-19世纪，新教国家在金融市场方面更是领军者。在新教改革之前虽然意大利的金融业最为发达，但16世纪上半叶的最低信贷利率在5%－15%之间，而到了17世纪下半叶，英国的最低信贷利率下降到1.75%－4.5%之间。

在过去的近5个世纪里，新教国家在金融、经济、法治、反腐、科技与创新都超越了天主教国家，香港地区的发展也领先于澳门，不仅是由于新教改革解放了有息放贷、解放了金融，而且是因为马丁·路德的教义反对权威、解放了个体，强调个人的权利和责任，由此带出的新教国家普遍是“小政府、大社会”，经济则以自下而上的自由市场为基本。于是，资本主义和工业革命都起源于新教国家，就不足为奇。

今天的第一要点是，在美洲大陆，北美富有，而拉美还在中等收入陷阱中挣扎；在欧洲，北欧富有、秩序井然，而南欧却落在后面、时有危机。这些富国以新教为主，而落后于它们的邻国则以天主教为主。其次，新教国家之所以领先天主教国家，一方面是新教解放了金融，在教义上承认了“用钱赚钱”的正当性，另一方面是因为新教反对权威、强调个体的权利与责任，强调“上帝面前人人平等”。新教国家更会发展出“小政府、大社会”的市场经济。最后，正因为马丁·路德要求信徒自己读《圣经》，直接跟上帝对话，新教社会必然看重发展教育，鼓励个人读书，加强新教社会的人力资本。而拒绝接受新教教义的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等，不仅没有发展教育，反而把所有的书都看成是对罗马教廷权威的威胁、打击人们读书，使南部欧洲的高文盲率维持到20世纪初。这一细节解释了两个不同欧洲过去近5世纪的经历，也说明了北美、拉美的不同。

（本文为喜马拉雅《陈志武教授的金融课》讲座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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