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观二十二年（648）秋，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一批“遣糖使”从长安出发了。他们的目的地，是玄奘大师当年取经时到访过的天竺国。
事情还得从数月前，前融州黄水县令王玄策献俘长安说起。
话说王玄策此前受命出使天竺，在二次出使访问时，恰逢当地内乱。使团一行被天竺国“篡位者”阿罗那顺袭击，人员、财物毁于一旦，仅王玄策一人侥幸逃脱。王玄策随后从吐蕃国搬来救兵，凭借个人胆识扭转乾坤，击败阿罗那顺。在跟随王玄策返回大唐的天竺俘虏中，除了阿罗那顺和天竺和尚那迩娑婆寐，还有一群善于制作“石蜜”的匠人。当这群印度手工艺者见到唐太宗时，立马献上随身携带的“石蜜”，以博取东土大唐皇帝的好感。
石蜜，其实就是印度人用甘蔗榨汁熬制而成的方糖。
尽管史书中没有唐太宗吃糖的记录，但另一则史料则从侧面反映了他对这种滋味的念念不忘：“遣使至摩揭陀国（天竺），取熬糖法，即诏扬州上诸蔗，榨渖如其剂，色味愈于西域远甚。”
甘蔗这种植物，原本就盛产于中国南方。唐太宗对甜蜜滋味及功用的迷恋，促使他派出了一批学习熬糖法的“遣糖使”，从而在不经意间推动了中国制糖业的发展。
01
事实上，中国人对于糖和甘蔗的记忆，远早于唐太宗时代。
据著名甘蔗学家周可涌先生记述，中国人最早种植甘蔗的历史当始于春秋初期。当时，楚国不服王化，一度兼并了虎方、荆楚、扬越等原始部落，发展壮大，成为南方霸主。而甘蔗，最早就是这些部民们用于补充身体能量的主要来源之一。随着楚国统一南方，这些地区也成为楚国主要的甘蔗种植基地。每年生产出来的甘蔗，则由楚国官方收购，或为山珍，或为贡品，流入楚国王宫，进而输入中原，建立起当时人对甜味的早期印象。
尽管古人很早就有生食甘蔗的需求，但一开始并未把制作蔗糖当作甘蔗业的发展方向。
直到楚国王室大量使用甘蔗作为宫廷果蔬，甘蔗的种植面积才不断扩大，产量也持续增多。大量的甘蔗被生产出来后，榨汁便逐渐取代了生啃，古人将初榨甘蔗汁称为“柘浆”。楚人屈原在《楚辞·招魂》中写道：“胹鳖炮羔,有柘浆些。”意思是，楚国人在宴会上喜欢用刚出炉的烤羊羔肉或清炖甲鱼，搭配新鲜初榨的甘蔗汁食用。
甘蔗汁。图源：摄图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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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确，柘浆浓缩了甘蔗的甜味，比单纯生啃的风味更醇厚。但，新鲜的柘浆经过长时间的放置也很容易变酸发臭。因此，古人会将多余的柘浆加热，直至沸腾，取高温杀菌之法，延长柘浆的存放时间。甘蔗汁在沸煮的过程中，伴随水分的蒸发，逐渐变成粘稠的超饱和液体，这就成了最早的蔗糖。
当然，萌芽时代的蔗糖，还称不上是真正意义上的现代蔗糖。因此，那个时候粘稠、半固体的沸腾柘浆，最终也没有被贵族们真正利用起来，成为新鲜的调味品。这种现象一直持续到了汉代。
东汉时期，人们终于研发出了首款成型蔗糖。
东汉学者杨孚在《南裔异物志》中写道：“甘蔗，远近皆有。交趾所产特醇好，本末无薄厚，其味至均。围数寸，长丈余，颇似竹。斩而食之，既甘。榨取汁如饴饧，名之曰糖，益復珍也。又煎而曝之，既凝，如冰，破如博棋，食之，入口消释，时人谓之‘石蜜’者也。”
可见，至迟在东汉时期，中国已经有了“石蜜”。唐太宗遣使至印度学习熬糖法，本质上是想在原有制糖工艺的基础上进行技术改进。
02
尽管“石蜜”已经出现，但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人们依然迷恋甘蔗的原始风味。
东晋丹青国手顾恺之吃甘蔗便很有一套。别人品尝甘蔗，都会从糖分淤积最多的根部下嘴。他偏不，而是从蔗尾开始吃，一直到啃完蔗根才过瘾。
对于顾恺之这种吃法，许多人曾提出质疑，大司马桓温便曾用一根甘蔗调侃过他。
那一次，桓温和顾恺之到江陵（今湖北荆州）公干。江陵盛产甘蔗，宴席间有甘蔗上案，请二人品尝。桓温毫不客气，当众就将蔗尾递给顾恺之，打算让其出丑。顾恺之想也没想，接过来就开吃，边啃边夸当地的甘蔗味道甘甜。
桓温见状，大笑起来。结果顾恺之不依不饶，说世人皆不懂品甘蔗，自古甘蔗没有两头甜，倒啖蔗，才能渐入佳境，恰如人生。而且每一次吃甘蔗，遇甜吃甜，遇淡吃淡，岂非人生的另一番滋味？
东晋一代丹青国手顾恺之。图源：网络
无独有偶，南北朝时代，梁朝也出现过两位吃甘蔗高手：宜丰侯萧循和义城侯庾信。
萧循曾遭遇地方叛乱，但在敌军大兵压境即将破城之际，他却命手下呈贡甘蔗，当着全军将士的面生啃，毫无惧色。吃完后，萧循大开城门，亲冒矢石，将来犯之敌通通剿灭，留下一段“临阵啃甘蔗”的千古佳话。
而庾信临阵啃蔗则有点戏谑，因为他对阵的敌人是“宇宙大将军”侯景。侯景的大军围攻建康城，庾信正是奉命守卫城池正门的大将。见到侯景大军整装到达城下，庾信登时被吓破了胆。为了缓解自己的紧张情绪，他一面要求手下死守城门，一面对外宣称自己口干舌燥，要啃两根甘蔗解解渴。
或许是此前有宜丰侯临阵啃甘蔗退敌的神话，庾信的部下以为他也是临危不乱的战神。不料，当甘蔗刚送到庾信手上时，侯景大军的一支暗箭正射中建康城门，庾信吓得抖落手中的甘蔗，撒丫子就跑，由此成为千古笑柄。
03
季羡林先生在《中华蔗糖史》中指出，几乎所有的人（包括一些动物）都喜欢吃甜东西。
两汉时期，因政治统一、文化积累，手工业得到了长足发展。原先块头较大的“石蜜”，在技术层面上得到精加工。经过数百年的发展，公元4世纪的广州地区终于制造出更为精细的新产品——砂糖。
甘蔗制的砂糖。图源：摄图网
砂糖的出现，无疑令中国制糖工业史向前迈进了一大步。然而，原始阶段的砂糖还是掺杂了许多类似“石蜜”的缺点：口感偏酸，外形发黄，容易受潮、发霉变质。
自秦汉至明清的两千多年间，广州一直承担着中国最重要的港口贸易任务，也是中国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每年经此访问中土、展开商贸活动的胡商不计其数，砂糖借此经来华商人之手，流向世界。
巧合的是，中国砂糖流通世界的第一站——印度，也是世界著名的产蔗大国。当地人早在公元前4世纪就利用液体蒸发的原理，生产出口感独特的“粗糖”。
据说，佛祖释伽牟尼本人就是印度神话里甘蔗国王的后裔。他当年为了开释众生，曾定下六年不吃饭的“小目标”，但在偶得一杯甘蔗汁后，为其沁润所启发，停止了绝食。后来，这一题材被广泛吸收入佛教的教义中，印度人在感念释伽牟尼传道布施的同时，一如中土那位发明了“甘蔗哲学”的顾恺之那般，对甘蔗充满了敬意。
随着印度佛教的广泛传播，甘蔗以及它的衍生物“粗糖”“砂糖”，逐渐在当地形成了一条神圣的医学产业链。
印度的佛教寺院兼具治病救人的功能。与佛教联系紧密的甘蔗，便是那个时代粗通医理的僧人们治病的良方。在4世纪印度外科医书《妙闻集》中，作者提出了这样一种见解：“甘蔗有甜味、助消化，稠浓的、清凉的，具有止痛、增加体力、制造精液和利尿的功能。所以减轻痛苦，需要使用砂糖、guda、糖蜜和其他蔗糖产品，以治疗各种疾病。”印度人的偏方，后来被收录于“婆罗门药方”中，经隋唐时代的佛教交流传入中国，屡被隋唐时代的医学文献所记载。
印度人最早生产出来的粗糖大概跟今天的红糖差不多。图源：摄图网
尽管史学家们至今也无法证明“婆罗门药方”对我国中医的影响，但合理推测，唐太宗遣使求“糖”大概有这方面的考虑。毕竟，作为历史上疯狂祈求长生的帝王，唐太宗更在意的应该是印度“石蜜”的药用功效。
04
贞观二十三年（649）五月，印度和尚那迩娑婆寐的“神丹”炼成，唐太宗忙不迭地吞了一颗下肚。不久，即因“温补过头”而驾崩。
唐太宗死时，“遣糖使”还没回来，印度的熬糖之法尚未传入中土。人们也无从得知，印度“石蜜”为何会比中土研发的“砂糖”更加可口？直到唐太宗去世的十年后，唐高宗显庆四年（659），一部名为《新修本草》的帝国药典才最终揭开了印度人制作蔗糖的神秘面纱。
原来，印度人在制作石蜜时，“用牛乳、米粉和煎，乃得成块”。就是说，印度人用熬糖法研制出来的石蜜，其实更类似于如今风靡一时的“大白兔奶糖”，这也无怪乎唐太宗生前爱上了这独特滋味。
唐太宗也喜欢吃糖。图源：网络
自从印度的熬糖法被《新修本草》收编后，唐朝各地的制糖作坊就进入了学以致用的阶段。王玄策一行归唐不过数十载，武周时期，天下已在这种熬糖法的基础上生产出了各具地方特色的“砂糖”。为此，另一本医书《食疗本草》不惜笔墨写道，石蜜“波斯者良……蜀川者为次，今东吴亦有，并不如波斯。此皆是煎甘蔗汁及牛乳汁，煎则细臼耳”。
由于利用印度熬糖法生产出来的砂糖，质量比以往各朝的成品都要好，因此，包括南宋大诗人陆游在内的一批文人士大夫坚持认为“砂糖中国本无之”，“唐以前书凡言及糖者皆糟耳”。
不过，与胡椒、花椒等物一样，带有丝绸之路传播色彩的新砂糖，在中原卖得并不便宜。据唐朝人《资暇集》记载，唐初乳饧（糖）“时新开是肆，每斤六十文”。要知道，唐朝贞观年间，一斗米大概才5文钱。一斤新砂糖卖60文，最少可以换1石米（1石=10斗）。
即便到了技术更加成熟的唐玄宗时代，这种砂糖的价格依然居高不下。吐鲁番出土文书《天宝二年交河郡市估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