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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迁给任安写的书信《报任安书》，任安收到阅读了吗
应该是没收到。
司马迁三十八岁时，继父职为太史令。四十七岁时以李陵事下狱，受宫刑。出狱后，为中书谒者令。《报任安书》就是在他任中书令时，给其友人任安的一封回信。信中他用千回百转之笔，表达了自己的光明磊落之志、愤激不平之气和曲肠九回之情。辞气沉雄，情怀慷慨。
之所以说任安未得见这封大作，是因信中说道：“今少卿抱不测之罪，涉旬月，迫季冬，仆又薄从上上雍，恐卒然不可讳。是仆终已不得舒愤懑以晓左右，则长逝者魂魄私恨无穷。请略陈固陋。阙然不报，幸勿过。”可见任安并不是下狱后就写了信给司马迁，司马迁见信后也没有立即回复，而是在任安即将被处死前才写了这封信。大家都知道从前慢，车、马、邮件都慢，如果他想让任安迫切读到这封信，他不会犯拖延症。
那司马迁为何又写了这封信呢，有意义吗？惺惺作态还是马后炮？都不是。信里其实交代得很清楚：任安你获罪已经一个多月了，马上就要十二月了，我又偏偏要陪着皇上去雍地，恐怕在你死前来不及见了，这样我就没有机会再把我的愤懑告诉给你，你死了以后也就会对我一直地怨恨下去。我简单说说吧，这么长时间不回信，希望你不要责怪我。
司马迁认为，这么长时间之所以不说，是因为他觉得说了也没有用。现在任安马上要被处死了，而自已苟活到现在的原因还从来没有向外人道过，是要借这个机会说出来。至于任安能不能读到，不在他考虑范围。
任安死前读到了司马迁《报任安书》是吗并且有什么想法嘛
读到了！
既然司马迁能收到任安的信，也意味着任安也会收到回信。这在逻辑上是成立的。
至于想法，第一个想法恐怕是司马迁不会对其伸以援手，因为他当时的“摇摆不定”可以确定为“动机复杂”，因为，如果任安认为太子的造反是对的，受了节之后就应当大开城门，配合太子行事。如果任安认为太子造反是错的，就应拒不受节，或者查验事件。可是任安既受了节，也不开城门，这种做法任何一个帝王都会记上一笔。
第二个想法，司马迁这个老朋友根本不怕死，而是不能死。至少是现在不想死，因为他有极为重要的事情要做，就是把《太公史书》写完，这是他做为史官一生的价值所在，这本书与他的个人安危无关，也与朝堂政治无关，更与荣华富贵无关，这本书是文化和历史的传承。
在《史记》之前，所有的史书只是诸侯史，只是朝代史，只是断代史，从来没有一个人把之前的所有历史系统而详尽地进行整理和归类。如果这本书写不完，那么中国文化和历史一定会出现一个断层。
这是华夏之神赋与司马迁的使命，鉴于他的经历和职务，司马迁是当时唯一有资格，有能力，有条件完成文史传承的人，而且是唯一一人。其它人要么只是史官，要么没有游历天下亲身考证的经历，要么也根本看不到那些散佚的书藉。
没有第二个人能做这件事！
司马迁不能死！绝对不能死！确切地说，写不过这本书，绝对不可以死！
为保住朋友的性命而搭上自己的性命，司马迁并不在意，因为按他所说，自己就是一具行尸走肉。但是因为死而耽误《史记》的编写，那么他会死不瞑目。而且死得毫无价值。
为了一个伟大的目标而耻辱地活着，从司马迁开始！
《报任少卿书》是小可最喜欢的古文，而且没有之一。尽管不敢说看懂，但字里行间的悲愤，痛苦，无奈，孤独都让小可情难自禁，叹息不止。仿佛一块烧红的铁根，击打在你的身上。
经常看到头条里有什么伟人评选之类的文章或问题，但再怎么评，肯定都是中国人，可是如果没有的司马迁，我们如何证明自己是中国人呢？
太史公，中国文化第一伟人！
司马迁的《报任安书》主要讲了什么内容
1、写作背景： 《报任安书》是司马迁任中书令时写给他的朋友任安的一封信，见于《汉书·司马迁传》及《文选》卷四十一。任安，字少卿，西汉荥阳人。年轻时比较贫困，后来做了大将军卫青的舍人，由于卫青的荐举，当了郎中，后迁为益州刺史。征和二年（公元前91年）朝中发生巫蛊之乱，江充乘机诬陷戾太子（刘据），戾太子发兵诛杀江充等，与丞相（刘屈髦）军大战于长安，当时任安担任北军使者护军（监理京城禁卫军北军的官），乱中接受戾太子要他发兵的命令，但按兵未动。戾太子事件平定后，汉武帝认为任安“坐观成败”，“怀诈，有不忠之心”，论罪腰斩。任安入狱后曾写信给司马迁，希望他“尽推贤进士之义”，搭救自己。直到任安临刑前，司马迁才写了这封著名的回信。在这封信中，司马迁以无比愤激的心情，叙述自己蒙受的耻辱，倾吐他内心的痛苦和不满，说明自己“隐忍苟活”的原因，表达“就极刑而无愠色”、坚持完成《史记》的决心，同时也反映了他的文学观和生死观。所以，这封信是一篇研究《史记》和司马迁的生活、思想的重要文章。 2、主要内容 第1段，先说明任安来信的内容，再就答复迟表示歉意。“推贤进士”是任安要求作者“说情”的婉转说法，“仆非敢如此也”是本段的核心，由此引出自陈己志。 第2段，主要申述自己遭受极辱而不自杀的原因。可分为二层。 第1层，从“仆之先”至“素所自树立使然也”。先说祖先的职务不为天子所重，且为世俗所轻，再说自己假如不选择受腐刑，而是“伏法受诛”，在周围人眼里，自己是罪有应得，并不能显示出自己有什么气节。 第2层，从“人固有一死”至“殆为此也”。“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承上(死得有没有价值)启下(辱与不辱的区别)。然后列举不辱、受辱的不同等次，说明自己受到了极辱。接着用比喻、对比来说明人的志气在困辱的境地中会逐渐衰微的，再举王侯将相受辱后不能自杀的例子，用来反复说明“士节”不可以稍加折辱，自己若要死节的话，在受刑之前就应该自杀。 第3段，从“夫人情莫不贪生恶死”至“而文采不表于后世也”。说明自己受辱不死的原因是为了使“文采表于后世”。司马迁进一步申明，他并不顾念家庭，也不缺少“臧获婢妾，犹能引决”那样的勇气，但轻轻一死，也就同时断送了为之献身效命的事业。对生命和事业，司马迁坦然自信地表白了自己的心意，他“所以隐忍苟活，幽于粪土之中而不辞者”，是“恨私心有所不尽，鄙陋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世也”。他的这种将个人价值置于历史长河中来衡量的宏阔眼光，终于使他超脱了庸常的“死节”观念的束缚，而选择了一条更为考验人的精神与意志的荆棘路。 第4段，进一步说明自己受腐刑后隐忍苟活的原因，是为了完成《史记》。列举古代被人称颂的“倜傥非常之人”受辱后“论书策，以舒其愤”的例子。 第5段，介绍《史记》的体例和宗旨，说明自己“就极刑而无愠色”是为了完成《史记》。 司马迁对生命与事业的崇高信念，是基于他对历史上杰出人物历经磨难而奋发有为的事迹的观察和认识；是基于他对古代学者历经苦难，献身著述的传统的继承和发扬。他发现，往昔“富贵而名摩灭”的人，“不可胜记”，只有“倜傥非常之人”，即对历史和文化做出贡献的人，才能不朽。他认为，文王、孔子、屈原、左丘明、孙膑、吕不韦、韩非等人的著述，以及《诗经》，都是古代“圣贤发愤之所为作”；都是作者“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述往事，思来者”，把苦苦思索得到的知识，著述成文，留给来者去思辨验察。这些古代“贤圣”历尽磨难，强志不屈，“退论书策，以舒其愤，思垂空文以自见”，为人类做出了贡献。司马迁正是从这历史和文化发展的艰难历程中找到了自己的榜样和前驱者，找到了人生的方向和矢志进取的道路。司马迁为了完成《史记》，“受极刑而无愠色”，坚强地活下来，他的愿望是“著此书，藏之名山，传之其人，通邑大都”，并以此“偿前辱之责，虽万被戮，岂有悔哉”！ 第6段是书信的结尾。司马迁再次向任安表述沉痛羞辱的愤懑心情，并陈说他对余生的看法。司马迁说他不能“自引深藏于岩穴”，只能“从俗浮沉，与时俯仰，以通其狂惑”，这种痛苦只有自己深知。“浮沉”“俯仰”“狂惑”等贬语，其实是作者寓悲愤于自贬。最后与开端相照应，再次婉辞解说无从推贤进士的苦衷。 《报任安书》见识深远，辞气沉雄，情怀慷慨，言论剀切，是激切感人的至情之作。其中叙事、议论、抒情，志气盘桓，交融一体。信中司马迁的崇高的人生信念和为《史记》献身的精神，具有深刻的启示意义和教育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