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现代军服演变：美观和实用主义的结合，纳粹军服竟是标

在朴素的绿色成为主流色调前，各国军服是五颜六色的，而且往往缀以许多装饰，十分醒目。这种华丽与郑重体现的并不只是虚荣心，在战争还以短兵相接为主要方式的年代，军服的高度可视性本身就非常实用。

你可以想象，士兵经常要在硝烟弥漫的战场上展开肉搏战，军服鲜艳的色彩能帮助他们表明身份，避免在混战中误伤同伴。你还可以想象，当军队以集体冲锋的方式向敌人发起进攻时，整齐的华服，艳丽的军容，这种视觉上的震撼在交战前就让对方的气势矮了三分。

而对于士兵来说，军服的华美，既是一种自我炫耀，也是一种责任提醒。它将士兵的身体紧紧包裹着，让他们沉醉在国家荣誉的召唤中，在梦境般的战场上奋勇搏杀，直至献出生命并为之感到荣幸。拿破仑曾说过，“士兵该把战争当作节日”，正是这个道理。

拿破仑时代身着华美军服的法军

不过，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作战方式的改变，华美的军服已无法适应战争的需要。

军服的进化

改革军服的契机，是发生于南半球的一场战争。1899年，英国军队为掠夺钻石和黄金，不远万里来到南非，与当地的布尔人展开激战。这便是第二次布尔战争。

英军共计15万，与布尔人的兵力对比达到了5:1，原以为征服南非会轻而易举。出人意料的是，在南非郁郁葱葱的森林和草原里，身着猩红色上衣的英军格外醒目，成了布尔人一打一个准的活靶子。聪明的布尔人却将服装和枪炮都改成绿色，隐藏在密林深处，用游击战术打得英军措手不及。

结果，尽管英军最终还是取得了第二次英布战争的胜利，却付出了相当惨痛的代价，先后有9万人死于布尔人的枪下。此后，英军便将军服换成卡其色。各国也纷纷效仿，而紧随英国人脚步的是法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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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布尔战争中的布尔人

拿破仑时代的军服确实华丽而耀眼，这是现今的人们难以想象的。当时，从一个普通法国步兵到装备了盔甲的重骑兵，全部服装的花费从200法郎到2000法郎不等，其华美的程度可想而知，也难怪他们后来不愿脱下。

最有趣的还是掷弹骑兵戴的熊皮帽，这些骑兵本就魁梧高大，再戴上顶一英尺高的熊皮帽，看起来就像天神下凡，足以令敌人闻风丧胆。这种黑色的熊皮帽也很实用，能更大程度地防护军刀的砍击。但制作这样一顶熊皮帽，价格十分昂贵，通常需要一头甚至两头黑熊的皮。

直到1912年，法国人还穿着1830年制式的红军帽、深蓝上衣、红长裤。后来，法国陆军部长梅西米在巴尔干前线观战时，注意到保加利亚人因浅色军服而受益匪浅，回国后便决心改革法国军服。他提出将军服改成从头到脚一致的蓝灰色或青灰色，结果招来一片气势汹汹的抗议声。换军服对于爱美的法国人来说，显然是一个痛苦的过程。

一战爆发后，法军因显眼的军服挨了不少枪子，最终在1914年底换上蓝灰色军服。几乎就在一战前后不久的一夜之间，各国军服集体进入了绿色系时代。紧随英、法脚步，普鲁士和美国也相继在1914年至1916年间将军服由鲜艳的蓝色改成灰色或卡其色。

1800～1860法国军服进化展示图

与军服同时改革的还有帽子和肩章。

19世纪，士兵戴的多是漂亮的皮帽，随着远射程武器和高威力大炮的使用，这种皮帽已无法保护士兵头部免受炮弹碎片伤及。为改变这种局面，各国在一战期间几乎同时发明了金属头盔。1915年，法国发明了亚德里安式头盔；1916年，德国出现了M1916式钢盔；1917年，英国人发明了布罗迪式头盔。这些头盔在二战时又得到进一步改良，基本具备了今天的样式。

至于肩章，最迷恋的当属俄国人。19世纪中期，尼古拉一世用金丝编制肩章，极尽奢华之能事。当它第一次出现在俄国军官肩头，用以表示军官的军衔时，立刻引起了欧洲各国军界的极大兴趣，德、法、奥匈帝国的军队随即纷纷效仿，军衔制也由此开始盛行。

后来，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进行期间，认为肩章是剥削阶级军队的产物，对之加以废除，并简化军服，结果军队中士气涣散。到斯大林时代，为激发人们参与卫国战争，宽大肩章与奢华的立领和大檐帽随之恢复。

沙俄率先使用军衔制，同时体现在军服上

纳粹的追求

军服改革给许多国家带去好运，作为战败国的德国却是个例外。

一战结束后的第二年，德国陆军设计了一种实用型军服，造型朴素间接，去掉了普鲁士时代那些繁杂的装饰物。这套军服一直沿用至1933年。

希特勒上台后，撕毁凡尔赛和约并开始扩充军备，新军服的标准也重新树立起来并于1936年开始发放使用。新式军服增加了四个代褶皱的水平贴带，五粒纽扣替代了之前的八粒纽扣，衣领、标志底版均用暗绿色替代之前的绿野灰。与魏玛时代的制服相比，新制服下摆更短，裁剪更合身，以适应士兵长时间待在机械装备内的需要。

纳粹德国陆军常服

另外，德国军官制服之所以看起来如此有型，是因为它们都是特别量身定做的，制作前由裁缝亲自上门测量尺寸。军官常服采用含丝的密纹面料，摸上去比较光滑，做工采取西服工艺，除口袋外不露缝线。

在款型上精工细作之余，德国军服还有一套繁密的荣誉符号系统，从袖标、臂章、领章、胸章到帽徽，从传统的十字勋章到运动会奖章，从击落某架飞机的表彰到服役年限和地区的标志，不一而足。比如，纳粹在传统德国鹰的下方加上一个由橡树枝包围的“卍”字符，使之更符合国家理念。肩章也继承了魏玛时期的传统，除表示等级外，还会写上部队番号，再用不同颜色的滚边代表兵种，最后用特殊记号表明身份，比如，蛇与医杖代表军医。

在纳粹酝酿复仇计划期间，德国军服就像一剂春药，希特勒曾下令：德国士兵穿戴的必须是世界各国的军服中最威风、漂亮的。事实也证明，德国军服的设计取得了成功。据说，希姆莱年轻时，压根不明白纳粹是什么，就凭着对这身军服的向往，懵懵懂懂地加入了纳粹党。许多德国青少年也跟希姆莱一样，无不为能穿上德军制服而骄傲。

不过，好景不长，随着二战的全面爆发，德国经济形势恶化，于是不得不降低德军制服中的羊毛含量，并开始简化设计，如后来的M43和M44军服，不仅减少了口袋，还省略了口袋上的褶皱。但即便如此，二战时期的德国军服仍是现代陆军军服的典范，兼具美观和实用性。

纳粹德国时期的各式军服

本来军服的影响力最多只限于军队内部或有志于从军者，对外部世界的影响力就算存在，也是隐蔽的。尤其是德国军服，除非一心想和主流社会对着干，否则没有谁会冒天下之大不韪，宣称自己的设计灵感来自纳粹军装。

1960年，英国的朋克青年曾公然在自己的装扮上使用纳粹的“卍”字符。不过，他们并非纳粹分子，只是借此发泄战后生活的愤懑。

还有一位大名鼎鼎的商人也和德国军服渊源颇深，他就是奢侈服装品牌“雨果博斯”的创始人雨果·斐迪南·博斯。1886年时，他还只是德国斯图加特南边一个小镇上的裁缝，以生产雨衣、工作服和制服起家，受经济大萧条的影响，没过几年他就破产了。然而，1931年，上天又给了他一次东山再起的机会。

在纳粹党举办的一次舞会上，斐迪南幸运地接到了为纳粹军队生产制服的订单。此后十余年，他为德国突击队和德军组织生产制服，还成为了纳粹少年团全套设备的专属供应商。随着战争规模的扩大，服装供不应求，他不得不从波兰、法国等邻近国家大规模引进劳动力。

二战结束后，斐迪南也遭到清算，被列为“第三帝国的投机倒把者”，处以剥夺投票权和罚款8万马克。1948年，深受重挫的斐迪南猝然离世。此后，他的家人继续低调地经营着店铺，转而为德国邮政工人和警察生产制服。

现代“雨果博斯”品牌服装

英雄的示范

德国军装虽极美观，但因德国战败，最终成为了禁忌。相比之下，作为战胜国的美国，则是另一派令人向往的风景，在全世界掀起了一股美军制服风潮。不过，臃肿的美军陆军制服实在没有任何美感可言，人们迷上的是美军空军制服，尤其是它那种与人体的极致贴合。

说到军装和仪表就不能不提巴顿，他是极其注重仪表的，常常顶着闪亮的头盔，身穿镀金纽扣的军服，外披加长款B3夹克。1944年冬，在没有加热设备的前提下，美军正是靠着这件夹克在极寒环境下只用三天时间就完成了“阿登之战”。而巴顿就是此战的指挥官，那么他为何如此喜爱这款夹克便不难想象。从此，B3飞行皮夹克便永远地成为了美空军英雄的标志，直到现在仍非常流行。

民间流行的改版B3飞行夹克

数年后，从实用主义出发，美军又对飞行夹克的面料进行升级，用尼龙取代了皮革，被称为MA1飞行夹克。这种尼龙的密度比一般尼龙高，雨滴落在表面时，在渗透前就会以水滴的状态滑落。如此一来，再也不用担心被淋湿的飞行员进入高空飞行时身上会结冰了。

又过几年，飞行夹克再次迎来改进，美军将MA1的内里改为了高可视度的橘红色，内外两面都配口袋和拉链，当飞行员遇险时，只要将夹克反过来穿，夹克就变成了救生衣。

由于这款夹克版型紧凑、防寒性好、实用性高，受到了飞行员们的喜爱。他们成天都穿着它，很快便在民间也掀起了一股流行风，也算是英雄的示范作用。尤其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美国街头到处可见穿MA1的人。由美国军管的日本也受到影响，著名艳星饭岛爱就曾在自己的传记中提到：他们的学生时代，男孩子都想拥有一件MA1，如果得不到，甚至会有偷等不正当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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