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图书馆的西谛藏

1958年10月18日，中国现代作家、文学史家、藏书家和目录学家郑振铎先生六十年的人生，因出访途中因飞机失事而骤然停止，其毕生收集的全部珍贵藏 书不久由夫人高君箴女士遵其遗志交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由文化部转与国家图书馆庋藏。从这些珍贵的藏书中，我们探究作为新中国文物事业的开拓者、奠基者，作为一代学者、收藏家的学术思想、保护收藏理念，缅怀他为保护祖国珍贵文化遗产所做出的贡献。

郑振铎生于1898年，字西谛，笔名宾芬、CT、郭源新，福建长乐人。曾任燕京大学、北京大学教授、暨南大学文学院院长。抗日战争时期和抗战胜利后，在上 海从事进步文化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文化部文物局局长、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文化部副部长等职。曾主管过图书馆工作，对文献收藏及图书 馆事业发展倾注了心力。

郑振铎先生青年时代即喜欢收集旧书，几成癖好，自称“凡一书出，为余所欲得者，苟力所能得及，无不竭力以赴 之，必得乃已。典衣节食不顾也。故常囊无一文，而积书盈室充栋。”20年代中期，他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工作时，四马路中段的旧书铺，是他经常光顾的地方。大 革命后，为躲避蒋介石屠杀革命者的凶焰，他去欧州旅行，巴黎国立图书馆几乎成了他的安身之地，他每天从早到晚在那里搜寻流落海外的古籍，达到了废寝忘食的 程度。1932年“一·二八”事变前，郑已有藏书100多箱，计2万多册。可惜其中大半在上海毁于战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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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传统意义的收藏家不同的 是，郑先生早年的收藏并非为了藏书，而是“为了自己的研究方便和手头应用”。在《劫中得书记序》中，他说：“大抵余之收书，不尚古本、善本，唯以应用与稀 见为主。孤罕之本，虽零缣断简亦收之。通行看本，反多不取。于诸藏家不甚经意之剧曲、小说，与夫宝卷、弹词，则余所得独多。诗词、版画之书，印度、波斯古 典文学之译作，亦多入庋架。”国家图书馆诸前辈编辑《西谛书目》可见其收藏概貌。郑振铎先生的藏书主要类别有历代诗文别集、总集、词曲、小说、弹词、宝 卷、版画和各种政治经济史料等，数量仅就古籍类就达七千七百余种，其中明清版居多，写本次之，宋元版较少。反映了郑振铎先生的藏书思想。郑先生重视版本考 订，每收一书，必详读深究，并撰写题跋。所写题跋大部分见于《劫中得书记》(1956)和《西谛书话》(1983)。他还亲自编写书目，有《西谛所藏善本 戏曲目录》(1937)、《西谛所藏散曲目录》(1937)，以及《西谛所藏弹词目录》、《清代文集目录》(均未刊)等。同时他还收藏有大量书目及目录学 著作，仅国家图书馆普通古籍部分就收其书目500多种。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上海沦为“孤岛”，郑振铎先生目睹中国珍贵古籍不断 流入美国日本等国，认为保护古籍是书生的责任，否则，任其流往海外，“必有一日，论述我国文化，须赴海外游学。”“史在他邦，文归海外，奇耻大辱，百世莫 涤。”为此郑振铎一方面节衣缩食，一方面与北平图书馆袁同礼馆长等联系，请他们筹款、汇款。这期间购得的书中，有不少是戏曲书，还有一些是明清的方志、明 清人的文集，家谱，还有两册《永乐大典》。最值得一提的是脉望馆抄校本《古今杂剧》。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郑振铎担任共和国第一任 文物局局长，他认为“不仅好利的商贾们是民族文化的叛逆者，即放任他们将古物、古书源源流出的责任者们也将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他首先拟定相关制度法 规，报请政务院发出“为颁发《禁止珍贵文物图书出口暂行办法》的命令”，为新中国文物的保护管理作出了贡献。此后，他积极运作，促成了陈清华藏书等海外文 物的回归，为古籍的保护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半个世纪后的今天，郑振铎先生的学识人品、道德风范以及文物保护的理念仍然是文物工作者的楷模。

从西谛的藏书看，可以说从诗经、楚辞到戏曲、小说、弹词宝卷，面面俱到。在文艺类书籍的收藏中，他不但重视作家的别集，还特别强调总集和地方艺文类书籍 所起的作用。他认为总集类书籍不但可和各家别集互相比勘，取长补短，而且还可看出各个历史时期文学流派的特色和选家对文学批评倾向，如汉魏六朝文学，除了 各家别集和薛应旗、汪士贤、张燮、张溥等编校的各家别集丛书，还兼收《昭明文选》各种版本33种，《玉台新咏》各种版本8种和明人冯惟讷、刘成德、张之 象、张谦、曹学佺等编选的总集。对唐宋以后和近代文学亦是如此。地方艺文类书籍就搜集有200多种。其中不少是长期被人们忽视的。

西谛对明清诗文集的收藏，数量相当可观。其中大部分是冷僻之书，目的是让大家不要遗忘，对画家的集子，如沈周的《石田集》、董其昌的《容台集》，戏曲家的 集子，如唐宋以来词人的著作，有明人夏言的《桂洲词》、夏日《葵轩词》、陈德文的《建安诗余》，更有明嘉靖间四川嘉定九峰书院本元遗山编的《中州乐府》， 字大如钱，刻工粗犷而质朴，还有明代石村书屋蓝格抄本《宋元明三十三家词》，有朱彝尊藏印及亲笔题识和眉端评语，弥足珍贵。

西谛戏曲书的收藏，比重最大，也最有名，特别是明版插图本戏曲，相当出色。这部分收藏以1939年为限可分前后两个时间，前期他曾把收藏的精本，编为《西谛藏曲 目》写刻出版，刘龙田本《西厢记》、玩虎轩本《琵琶记》、浣月轩本蓝桥《玉杵记》和孟称舜编定的酹江、柳枝二集，为其中白眉。抗战期间，为生活所迫，曾将所藏部分作价出售，后又收集补充。不仅西厢、琵琶、四梦等著名曲本不嫌重复，有见必收，它如施惠的《幽闺记》、苏复之的《金印记》、姚茂良的《双忠记》、 徐霖的《绣繻记》、屠隆的《昙花记》、史磐的《鹣钗记》和无名氏的破窑、鹦鹉、四美、异梦等记都有版式精美插图工致的明刻本。1953年郑先生唱印的《古 本戏曲丛刊》陆续印了四集，收入的很多种都是郑氏藏书。

西谛对于历代短篇和长篇小说的收集丰富而系统。其中有最负盛名的明版忠义水浒 传，是1931年同朋友到宁波在林集虚大酉山房的书架上发现的，他认为是嘉靖年间的刊本，是当时所有《水浒传》刻本中最早的， 几年后在书友的帮助下买到其中的五回，1958年北京图书馆又在上海购回其他三回。

对于宝卷、弹词、鼓词等讲唱文学的收集，西谛既早 且全。他曾编了一个自藏的弹词目录，登在《小说月报》中国文学专号上，还编了宝卷和鼓词的目录。宝卷中有明写彩绘本《目连救母出离地狱生天宝卷》和嘉靖刊 本《药师本愿功德宝卷》，他认为这是流传最早的两个宝卷。弹词中名作尤多，《三笑姻缘》、《玉蜻蜓》、《珍珠塔》等，都有藏本。鼓词中也有不少罕见者，如 福州本《荔枝陈三歌全传》、潘必正陈妙常村歌、潮州本《双白燕》等，还有各种南音和时调唱本。这些民间人创作，若没有他的搜访发掘，怕早已湮没无闻了。

郑振铎先生在《中国版画史序》中说：“我国版画之兴起，远在世界诸国之先。欧洲之版画，为德荷二国所创，始施于博戏之纸牌上，并以刻印圣经图象。时约在 西历一千四百年左右（当我国永乐初）。日本浮世绘版画 则盛于江户时代（当我国万历至同治间）。独我国则于晚唐已见流行。迄万历、崇祯之际而光芒万丈。歙人黄刘诸氏所刊，流丽工致，极见意匠。

其时，欧西木刻画犹在萌芽也。”鉴于对版画制品的重视和珍爱，历代版画书籍，一向是郑振铎先生收藏和研究的重点。他早年注重收藏徽派版画，稍后又广收宗教 画。此外，凡是木刻书中有插图的他都广收不弃。在他编写的《中国版画史图录》中使用的大部分是他自己的藏品。这部分收藏中的精品多为流传孤罕的珍本。如明 万历刻本《程氏墨苑》彩印本、明崇祯刻《十竹斋画谱》、《十竹斋笺谱》等郑氏藏品中都有既全且好的本子。还有清康熙时刻印的《芥子园画传》、《芥子园画传 二集》、《芥子园画传三集》原本极为少见，郑收集的竟然是一部全的初印本。还有陈洪绶的《水浒叶子》、《博古叶子》、肖云从的《太平山水图》等都是不可多 得的版本。

郑振铎先生对于政治、经济史料，也留意收集。如刘锡玄的《黔牍偶存》，是明代万历末年统治阶级残酷镇压贵州少数民族农 民起义的血泪记录。它如明崇祯朝《缙绅便览》，《北新关商税则例》、《闽海关则例》和明代坊本《万事不求人》，《四民备观翰府锦囊》等书，都是罕见而有价 值的参考资料。

此文选取西谛藏书戏曲版画中几种代表性的收藏与读者共享，一同体味郑先生的学识和对文物保护所作出的贡献。

脉望馆抄校本《古今杂剧》

郑振铎先生称此书为劫中所见所得中最重要的，是得书的高峰，他的发现不仅对中国戏剧史、文学史研究者是重要消息，对中国文学宝库、历史文献资料的重大收 获。并认为这个发现可以与内阁大库打开、甲骨文的出现、敦煌遗书的发现具有同样的意义。郑先生之所以如此看重，是因为此书为杂剧的集大成之作。其中半数为 过去未见流传的本子。

此本发现以前，元人杂剧多赖明万历四十四年刻臧懋循的《元曲选》流传，此本收元杂剧凡百种，为杂剧选中最丰富的 一种，其他杂剧选编，可以补充《元曲选》的，寥寥几种而已。最大的发现也就是黄丕烈旧藏《元刊杂剧三十种》，收入前所未见的元剧十七种。而脉望馆抄校《古 今杂剧》竟然收元明杂剧242种，种数比《元曲选》多出一倍半，这个宝库为中国文学史增添了许多名著，也为中国历史、社会史、经济史、文化史增加了大批资 料。

脉望馆馆主是明万历年间的赵琦美，荫其父赵用贤作刑部郎中，在京城时有机会认识很多名流，如于慎行的儿子于小谷。《古今杂剧》 242种，其中15种配以明息机子本，还有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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