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变法中最不受待见的“市易法”,真的全无可取之处吗?宋朝名臣张咏检阅部队时,士兵们却向他三呼万岁,张咏是如何免于杀身之祸
发布时间: 2023-0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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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变法中最不受待见的“市易法”,真的全无可取之处吗

我是老威,我来回答。

我认为就市易法本身来说没有任何问题,但是需要一个具体的环境才能发挥作用。

市易法是在熙宁五年(1072)年颁布实施的,通俗来说就是国家开百货公司,平价收购市上滞销的货物,并允许商贾贷款或赊货,按规定收取息金。在东京设置市易务,出钱收购滞销货物,市场短缺时再卖出。这就限制了大商人对市场的控制,有利于稳定物价和商品交流,也增加了政府的财政收入。

实际上,在王安石具体实施变法改革之前,他与宋神宗就有过长达2年的探讨,他们当时把变法实施的各种情况都讨论过了,各种可能性也分析过了,才开始颁布实施的,可以说,方案都是经过了极为充分的论证才加以施行。

但是问题就出在环境上,也出在了王安石本人身上。

王安石本人

就王安石的才能来说,绝对是没有任何问题,就他的个人作风来说也没有问题,一心一意为了国家办事。但最大的问题在于他的性格。他因为过于执拗的性格,在当时被称为“拗相公”。

这种执拗来自于他坚信自己做的是对的,因为自己做的都是对的,所以凡是支持他的人都是好人,反对他的人,哪怕是对他的政策有一点反对的地方,都是坏人,把人的区分过于绝对化。

比如,之前支持他、推荐他的人,如文彦博,三朝元老,在王安石没有被宋神宗注意之前就推荐了王安石,在王安石任宰相之后,因为政见出现了分析而在宋神宗面前弹劾文彦博。

也正是因为这种执拗,他所用的人都是投机分子居多,因为这些人都是在表面上支持他的改革的人,他认为只要支持了他的改革就是好人,对于好人要重用。所以他就重用了个“好人”来具体实施市易法,这个人就是吕嘉问。

吕嘉问是个贪官,他当上市易司的负责人以后,就把这个国家机器变成了他私人赚钱的工具。本来市易司的作用是在平时收购物资,在物资短缺的时候平价出售稳定物价。但是吕嘉问上任以后就把市易司变成了操纵市场的机器,大量囤积物资,人为造成市场物资短缺,然后再以暴利的方式出售物资,从中赚取巨额利润。换在没有市易司的时候,平时盘剥平民百姓的只是大商人、大财主,现在倒好,换成了国家,而这种盘剥,更为凶残。

就吕嘉问的情况,宋神宗其实是知道的,宋神宗就质问过王安石:听说市易司把所有的生意都抢了,官府还悬赏抓人来市易司做买卖,商贩们想卖冷饮都不可能,针头线脑之类的小百货也物价飞涨,请问作何解释?

王安石矢口否认,连“吕嘉问不懂事“的说法都不接受,反倒批驳皇帝不知好歹。他说,如果陛下总是被小人蒙蔽,又总是听信谗言,变法岂能成功?

宋神宗无言以对,文彦博却忍无可忍:吕嘉问的市易司竟然卖起干果和水果来,御道两旁也摆满了摊点,唐唐帝国政府竟然沦为贩夫走卒,这成何体统?

王安石反唇相讥:盐、铁、酒不也是国家专营吗?国家卖酒,不也是一升一升的卖?

结果文彦博被免职。这天晚上,皇帝疯了。

吕嘉问一如既往地敛财,皇帝则多次约谈王安石。宋神宗忧心忡忡地说,卖碗面也要交税,这也太过分了吧?听说还有为了交免行钱卖房产的。

王安石当然知道利害关系,但是他知道这不能退,一退所有的改革就全部要奔溃,所以只能硬邦邦地顶回去:宫中那只民间疾苦?外戚也未必无利可图。宦官的话更听不得,他们是利益既得者。

结果吕嘉问继续肆无忌惮。

直接触动宋神宗的,是在熙宁七年(1074)三月二十六日,一副反应民间疾苦的画送到了宋神宗的面前,图中的景象触目惊心惨不忍睹:开封城外尘土飞扬的道路上,流亡的难民扶老携幼蜂拥而至,个个面有菜色体无完衣。他们卖儿卖女典当老婆,也只能换来一些粗粮勉强糊口,没有家人可卖的就去吃树皮草根,饿死在城下是迟早的事。

献图的是一个叫郑侠的小官,他在奏折中说,这些都是他每天在城楼上亲眼所见,画出来的还不到百分之一。皇城之下尚且如此,千里之外,真不知是什么样子!

宋神宗潸然泪下。

皇帝亲自接见了这名小官,郑侠提出:恳请陛下罢祸国殃民之法。如果陛下行臣之言,十日之内不下雨,请将臣于宣德门外斩首示众,以正欺君罔上之罪。皇帝被这个不怕死的福建人打动了。问了郑侠的出身,得知是王安石的学生,和王安石没有利益关系。

于是王安石最终罢相。

因为王安石的性格,像吕嘉问这样的人他用了很多。吕嘉问只是市易法实施时候王安石使用的人呢,其他的还有青苗法、农田水利法、保甲法等等,每一项政策本来都是出于好的目的,但由于实施的人都是一些投机取巧、中饱私囊的人,所以利民之法实施起来,全都变成了害民之法。

好了,市易法的失败很大程度是因为王安石的性格,那么另一个原因就是具体的实施环境了。

实际上,王安石的变法大多数都是在一个工商业发展到一定程度,出现了金融体系的情况下才能够具体实施起来的。如市易法来说,是一种计划经济,而这种计划经济只有在国家能够强有力地控制国家经济的各个方面,同时有一套强有力的反馈和应对措施的情况下才能实现。比如我国在改革开放之前的供销社,就和市易法的实施非常类似,但那也是在国家计划经济体系下,能够控制生产、运输、市场等诸多环节的情况下才能有效实施的,不是在宋朝那种情况下,不能掌握生产、运输、原材料等环节而只是从市场一个环节去下手能管控的了的。即便让一个清官来掌控市易司,其政策也实施不了。

为何?因为那个时候并没有统计局这样的国家机构,市场上物价到底是多少?各种物价运行情况究竟如何?这些都无从得知,无从得知这些信息,就只能道听途说,而道听途说的说法,就不会准确了。根据不会准确的信息,又如何制定收购方案、销售方案呢?这个月到底国家要收购多少粮食,收购多少布匹等等,怎么下手呢?一旦与市场运行情况不能对应,那么国家实施的具体政策就容易取得反效果。

这些,在当时的宋朝都是不可能做到的。所以,该项政策的实施需要的是一个环境。

综合以上,我的结论就是“市易法”本身没问题,是一个好的政策。但是由于王安石本人的性格、当时的环境,使得这个法成了害民之法了。

宋朝名臣张咏检阅部队时,士兵们却向他三呼万岁,张咏是如何免于杀身之祸的

张咏“纸币之父”的称号是世界公认的,人们大多知道电灯是爱迪生发明的,但是知道纸钞是张咏发明的就少之又少了,可惜在那个年代并没有知识产权之说。据说在英格兰银行中央有一颗英国少见的桑树品种,这个品种来自中国,它的种植,就是为了纪念中国人张咏以桑叶制作“交子”的这项发明。

这个故事大致发生在淳化五年,那个时期官逼民反,起义军自处作乱,刚刚调任的张咏是当时的益州知州,疲于奔命,四处救火,镇压暴动,首领王小波被张咏所杀,李顺升任头领,被张咏所败,并一举攻克成都,又擒匪首张余,击败刘旰。

当时的成都,遭受战争洗礼,人心惶惶,军心不稳,张咏为鼓舞士气,振作精神,提出检阅部队,而不知怎地,激动的士兵们口不择言的喊出了“万岁万岁万万岁”。而这种情况在宋朝是非常忌讳的,忌讳的可不仅仅是一句口号。

当初宋祖赵匡胤就靠着“赵光义们”瞎吵吵,半推半就的当上了皇帝,后来才有了“杯酒释兵权”(不实),现在突然一群士兵喊张咏为万岁,那张咏怕是离死不远了,当时呵斥士兵已于事无补,所以灵机一动,滚鞍下马,跪倒在地,直面开封方向,纳头便拜,口称“万岁万岁万万岁”,几十年后的韩琦也非常钦佩的说,换做是他真不知道该如何处理,何况这么快的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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