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演义》中几乎所有人物的名字都是单个字，有没有两个字的人呢
简单来说，有，而且很可能不在少数。
因为《三国演义》的火爆，三国时期成为我国历史上最火的一个时期，也是因为这本小说，人们可以发现当时的一个人名现象，那就是很多人都是单字名，跟今天双字名为多的情况不同。
《三国演义》虽是小说，却有其历史基础，书中背景和人物多取材于史籍，只有少数是虚构，书中的现象其实也反映了正史记载中的人名特点。
对于这一现象的原因，有很多说法，其中最流行的是王莽下令禁止取双字名。
《汉书·王莽传上》载：莽念中国已平，唯四夷未有异，乃遣使者赍黄金、币、帛，重赂匈奴单于，使上书言：“闻中国讥二名，故名囊知牙斯今更名知，慕从圣制。”
《汉书·王莽传下》载：莽曰：“宗本名会宗，以制作去二名，今复名会宗。”
根据《王莽传》的记载，在汉平帝继位后不久，再度掌权的王莽下令禁止双字名，一大批人因此改名，包括匈奴单于囊知牙斯和王莽长孙王会宗。后来王会宗有谋反企图，事发后自杀，王莽下令将其复名会宗，以示贬损。
王莽是个复古派儒生，他认为西汉末年的社会乱象是由于没有严格执行圣人礼治导致的，要想“重建”上古大同社会，必须进行改革，所以他掌权后对各项制度都进行了改革，即“王莽改制”。可惜越改越乱，引发了全国性的大起义，王莽自己也身死族灭。
王莽覆灭后，华夏大地陷入军阀割据的乱世之中，最终由汉光武帝刘秀建立的东汉重新统一。
王莽死后，他生前颁布的种种措施都被推翻，双名禁令理应一同被废，而且此令从颁布到废除不过二十余年，最多只有一代人，怎么能够影响东汉两百余年直到汉末三国时期呢？
而且王莽颁布禁令的理由就有问题，他收买匈奴单于上书提到改名原因是“闻中国讥二名”，这一说法出自《公羊传》。
《公羊传·定公六年》载：季孙斯、仲孙忌帅师围运。此仲孙何忌也，曷为谓之仲孙忌？讥二名，二名非礼也。
由于孔子作的《春秋》非常简略，一字含褒贬，如果没有注解的话，后人非常难懂，于是就有了《左传》、《公羊传》和《谷梁传》这“春秋三传”。
三传的作者再怎么能体会圣人之意，他们也并不是孔子，难免会有解释不出来的地方，《左传》还好，它其实算是《春秋》的扩充版，史料较为详尽，对《春秋》的解释尚属次要，而《公羊传》和《谷梁传》就有点“为解释而解释”的味道了，比如这处“讥二名，二名非礼也”就难以服众。
《公羊传》认为“二名”就是双字名，于礼不合，所以孔子将“仲孙何忌”写作“仲孙忌”，但其实孔子从没有发表过双字名不符合礼的言论。他所推崇的上古贤君中，帝尧名放勋，帝舜名文命，都是双字名。
《礼记·曲礼》载：“礼不讳嫌名，二名不偏讳。”
这是周礼避讳的准则，“嫌名”是指跟名同音的字，也就是说同音字不用避讳，双字名只要不一起用就不用避讳。可见在周礼里面，双字名是很普通的事物，避讳制度都特意作了规定，完全看不到非礼的影子。
不过这一说法在汉朝还是很有市场，原因很简单，建议汉武帝“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的董仲舒，那就是学《公羊传》出身的啊，这一学派流行起来几乎是必然的事。随着儒家思想的流行，“二名非礼”逐渐成为上层公认的理论，直接影响了士族在取名上的倾向，王莽的禁令不过是这一意识的体现罢了。
那么问题来了，上层逐渐走向全体单名化，基数更为庞大的下层民众取名又是如何？
很遗憾，在正史是基本找不到这个答案的，因为正史是帝王将相的家谱，只记载对王朝兴衰起到重大影响的人物，他们大多为上层，下层百姓的身影大多被淹没了。
翻看《后汉书》、《三国志》等正史，其实上层出身也是有双字名的，比如大儒郑玄的孙子就叫郑小同，不过这类人很少，至于下层，我们只能从零星记载中窥伺一二。
《三国志·公孙瓒传·裴松之注》：英雄记曰：若故卜数师刘纬台、贩缯李移子、贾人乐何当等三人，与之定兄弟之誓，自号为伯，谓三人者为仲叔季，富皆巨亿，或取其女以配己子，常称古者曲周、灌婴之属以譬也。
算命师、小贩和商人无疑是当时社会的底层，而这三人均为双字名，大胆想象一下，在汉末三国时期，会不会是上层单字名为多，下层反而是双字名为多呢？
安庆被湘军围困的时候，李秀成为什么不去救援，反而出兵江浙
这个问题，曾国藩和他的幕僚赵烈文都很感兴趣。在李秀成被俘后，他们还专门和李秀成探讨了这个问题。
曾国藩的手书问答，李秀成一直想隐瞒自己的私心
曾国藩”手书“问：“安庆合围以后，陈玉成多次向你和李世贤求救。为什么你们没有来，只有杨辅清跑去援助了？”
李秀成书答：“安庆合围，陈玉成求救，但是我们没有兵可以救他。我在湖北，赶不回来，只有杨辅清在宁国，才可以就近去救.“
李秀成对曾国藩的供述，基本都还是比较详细、客观的。可是，唯独这一次对话，从这近似敷衍的回答中，我们可以看出，李秀成一直想回避安庆之战前后他的作为。
大约手书打字不易吧。赵烈文和李秀成的对话就直接得多！也直接暴露了李秀成当时的私心。
在李秀成逼近祁门大营时，曾国藩本人的形势岌岌可危。可是李秀成却不攻击就离开了！难怪曾国藩等人如此好奇李秀成当时到底在想什么。赵烈文和李秀成直接对话，终于探出李秀成当时的心结
赵烈文问：“当年，你的部队到了湖北南部，再前进武昌就动摇了，武昌动摇，我们安庆的合围也只能撤退了，你怎么一听说鲍超到了，马上就不战而退呢？”
李秀成继续回答：“兵力不足!”
“到处都是你的兵，你有什么兵力不足的？”赵烈文晕了，李秀成这是把他当智障呀。
李秀成沉默了一下，说：“当时我们拿下了苏州，却没有拿下杭州，我们就像是没有翅膀的鸟，所以我们着急着回去。”
“你要取杭州怎么不在去江西之前取下杭州呢？为什么你们跑了几千里以后又改变主意要回去取杭州呢？而且，你弟弟李世贤当时就在安徽，让他去打杭州很容易呀！你为什么非要自己跑回去呢？”
遇到了咄咄逼人的聪明人，李秀成隐瞒不住了，沉默片刻，回答：“我计算不精细呀！我先想去救安徽，发现安徽难救，又听说湖北方面的敌军很强，所以我就退却了，这也是天意呀！”
在安庆解围战中，李秀成往来数千里，却不和清军主力接触，让人惊讶不已。立场坚定的曾国藩
从李秀成与赵烈文的对话中，我们可以发现，李秀成并不想打硬仗，他更希望用“乘虚捣隙”来解决问题。
实际上，这样的方法在当年打破江南大营时，曾经非常有效！
而这一次，如果不是面对曾国藩，可能他的计策就要奏效了！
咸丰十年，曾国藩受命两江总督，清廷“严令”他前往苏州。各方议论纷纷，曾国藩的压力非常大！
可是，曾国藩却坚持不撤安庆之围“只求立脚之坚定，不论逆氛之生长。”同时，于淮扬、宁国、太湖兴办了三支水师，以支援安庆战场的补给。
此时，陈玉成在安庆，李秀成在苏州，犹如太平天国的两只翅膀，威胁很大。而湘军的根本在湖南、湖北，为谋求水陆联合作战，自然以先拿下安庆为好！而以当时湘军的军力，还不足以同时在苏州和安庆两个战场作战！如果湘军此时放弃安庆而取苏州，只会重蹈当初江南大营覆灭的悲剧！
不一样的湘军
事实上，我们回顾安庆之战的过程。陈玉成大军回援后，一度从外面包围了围城的湘军。此时的态势，正是形成了对敌反包围的态势，形势对太平军非常有利！
可是，此时的湘军与之前的绿营等军已经完全不同。他们稳扎稳打，内攻坚城，外拒解围之师。
在以寡击众的硬碰硬中，活活吃下了安庆！
安庆交战形势图，至少从图上书，湘军倒像是被围困的一方。这个不一样，还来自于清朝廷对湘军态度的转变。
在很长时间内，清朝对湘军都是多方限制的。老曾虽然是贵为兵部的堂官，可是，权力还不如一个提镇！各地方督抚、州县，对湘军都爱理不理。湘军，完全是以客军的姿态在清朝体系中勉强生存。
可是，在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削弱了大清军力，同时江南、江北大营被太平军攻破以后，清朝朝廷才意识到，要镇压太平军，非湘军不可了！
因此，此时的湘军，已经开始得到了实际的权力支持，可以安心布置战守了！
所以，我认为，李秀成完全不顾大局，纯粹私心，也不大可能。毕竟，唇亡齿寒，以李秀成之智，是不可能不知道的。只是，他没有预料到，此时的湘军，与他之前对付的江南、江北大营的那些部队不一样，与之前在清朝体系里忍气吞声的湘军也不一样！此时的湘军，已经走向其战斗力的巅峰！
此时的湘军，少许兵力就敢和大批太平军对峙。太平军的战力滑坡，可谓太惊人了！不论出于哪种考虑。安庆解围战，李秀成确实不够配合，尽管他来回奔波千里，但是，自始至终，没有主动攻击敌军主力，相反，似乎一路都在避开清军主力，沿途扩充军队，招募兵勇！
结合之后的“天京解围战”。我们会发现，此时的湘军已经敢于以很少兵力直接威胁太平天国的大城了！因为，太平天国虽然兵马越来越多，却屡屡拿少许湘军无可奈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