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史晋川 浙江大学文科资深教授。（来源：浙大CRPE）

史晋川：

我与温州模式研究

一、

我於一九八四年底从复旦大学经济学系研究生毕业后到杭州大学任教，但由于从一九八四年夏天开始就参与浙江省国民经济第七个五年计划制定的研究工作，后来又陆续参与了省里的其他区域经济发展规划的研究，对温州经济社会发展及温州模式研究的进展，一直来都是非常关注的。一九九一年，我读了大学同班同学时任浙江省社科院副研究员的张仁寿撰写的《温州模式研究》一书，对温州经济发展有了更多的了解，同时也对研究温州模式产生了较大的兴趣。一九九三年初，我获得了美国基督教亚洲高等教育基金的资助，准备去美国芝加哥大学访学一年，当时就有意将温州模式研究作为美国访学期间的主要研究课题，于是在一九九三年上半年同原浙江亚太研究所副所长刘伟一起去温州，做了近一周的实地调查研究，期间与温州市体改办马津龙先生有过几次交谈，收获颇丰。但由于在赴美访学期间自己的兴趣转向了法律经济学研究领域，所以对温州模式的研究就暂时搁置下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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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九八年初，教育部社会科学司阚延河副司长和张保生处长来杭州大学指导工作，期间谈起有中央领导对教育部的领导说温州的改革开放及经济社会发展很有特色，希望教育部能组织有关专家学者进行研究。张保生处长当时征求我的意见，希望杭州大学能够组织课题组来开展这项研究工作,我当时很高兴地就答应下来了。在当时的杭州大学领导的支持下，杭州大学和温州师范大学成立了温州模式研究课题组，同时由我和金祥荣教授共同起草了温州模式的研究项目申报计划上报教育部。同年八月份，正当“四校合并”组建新浙江大学时，教育部下达了“温州模式研究”这一重大课题的立项通知，这是浙江大学获得的第一个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项目研究课题。一九九九年五月，经教育部社会科学司批准，温州模式研究在温州师范大学正式开题，我代表课题组汇报了温州模式研究开题报告及课题初步研究进展，得到了教育部专家组的充分肯定。此后，在金祥荣、赵伟、罗卫东、张靖龙教授等各位课题组成员的支持帮助下，历经三年多的努力，二〇〇一年下半年，温州模式研究总报告和各专题报告陆续完成，由教育部社会科学司科学研究处在浙江大学召开了课题结题评审会，温州模式研究课题顺利结题，并在同年底出版了《制度变迁与经济发展：温州模式研究》（以下简称《温州模式研究》）。《温州模式研究》的出版，在国内外学术界及各方面都获得了较好的反响，二〇〇六年获得了首届张培刚发展经济学优秀成果奖， 二〇〇八年又获得了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突出贡献奖。

二、

《温州模式研究》的贡献在于首次提出了一个研究中国改革开放时期区域制度变迁和经济发展的经济理论分析框架，从经济学的资源配置这一最基本的视角深入研究了温州模式。众所周知，资源优化配置是经济学研究的核心问题，从资源配置的视角观察，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一方面表现为资源在不同产业部门的流动和优化配置，即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资源不断地从初级产业部门向制造业和服务业流动和优化配置，也就是工业化；另一方面，经济发展也表现为资源在不同地域空间的流动与优化配置，即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资源不断地从农村向城市流动集聚和优化配置，也就是城市化。同样的，改革开放以来，温州经济发展经历了从农村工业化到新型工业化和从小城镇兴起到现代都市扩张的历程。那么，推动温州经济发展背后的力量是什么呢？《温州模式研究》一书，同样地也从经济学的资源配置视角来研究了这一问题，给出的答案是：推动经济发展背后的力量是制度变迁。从经济学的资源配置视角来看制度变迁，一方面制度变迁表现为资源配置主体的变化，即老百姓成为从事资源配置活动的主体，也就是资源配置主体的民营化；另一方面，制度变迁也表现为资源配置方式的变化，即市场取代了计划成为资源配置的主要方式，市场在资源配置过程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也就是资源配置方式的市场化。同样的，改革开放以来，温州的制度变迁就是以大规模的民营化和市场化为其最重要的特征。

《温州模式研究》全面深入地研究了改革开放以来温州的制度变迁和经济发展，研究结论表明，温州模式最重要的特征就是在一个区域中率先利用民营化和市场化推动了工业化和城市化，即温州模式绝对不仅仅只是一个单纯的区域经济发展模式，同时也是一个具有突出的制度变迁特征的模式。温州老百姓在改革开放初期，以敢为天下先的勇气，大胆地率先突破了传统计划经济的旧制度束缚，成功地闯出了一条区域经济发展的新路子。我们在这层意义上也可以说，温州模式就是温州老百姓自己创造的模式,而《温州模式研究》讲的就是“温州老百姓自己的故事”。

温州模式的兴起同区域的自然资源禀赋及区域经商传统的历史文化资源禀赋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温州虽然中国东部地处沿海地区，但温州市全域11783.5平方千米面积中，山区占到了78.2％，人多地少一直是其非常突出的自然资源禀赋特征。改革开放后，尤其是在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改革后，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被极大地激发出来，农业生产及农产品产量迅速增长。由于温州人均耕地面积很少，在温州的农业生产部门，就很快地出现了土地边际产出递减，农民无法仅仅依靠农业生产单一渠道来进一步提高自己的收入。同时，由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赋予了农民自主支配自身劳动力的实际权利，具有经商历史文化传统的农民就开始跳出农业生产，使得温州的农村劳动力大规模地转移出农业生产部门。农民们或扩大自己的副业生产、或从事长途贩运等经商活动、或合伙办工业小作坊，各种私营经济迅速兴起，并得以蓬勃发展，极大地推动了温州的农村工业化进程。随着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从农村走向城市，同样具有经商历史传统的温州城镇居民，也率先在城镇发展起个体私营经济，同时农村的个体私营经济也大量涌入城镇。城乡私营经济的大规模融合发展，极大地推动了温州的城镇化进程。传统的小城镇迅速扩张，新的城镇开始崛起，区域内外的交通条件不断改善，各种生产要素的流动更加充分，资源配置的效率不断提高，温州经济发展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时期。

事实上，在国内同样也还有一些地区，具有与温州类似的自然资源禀赋和历史文化资源禀赋，但为什么温州的发展在改革开放的初期就成了一枝独秀呢？这应该说是同温州当地政府对待个体私营经济发展的态度和做法是分不开的。

首先，温州市的党政官员中，由于中国革命在温州地区的历史原因，1949年新中国建立后，在温州的地方党委和政府中，土生土长的党政官员所占的比重比较大，而这些党政官员自然受当地历史文化资源禀赋的影响比较大，对当地的自然资源禀赋也更加了解，对当地老百姓的真实意愿和人力资源属性也更加清楚。所以，在执行中央和上级政府的政策时，会更多地倾向于考虑当地老百姓的利益，尽量从当地的实际情况出发，在政策落地时留有更大的余地。例如，在1960年代初期，温州是率先试行“包产到户”的地区，也就是改变当时人民公社的生产队实行的集体劳动方式，把生产队的土地经营权分给每一户农村家庭。同样，即使是在“文化大革命”那样严峻的政治高压环境下，温州的许多地方还是存在着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之外的个体经济活动，“资本主义的尾巴”从未比较彻底地割干净，而相当一部分党政基层官员，对此采取的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态度。加上温州远离政治中心的地理因素，所谓“天高皇帝远”，客观上也为当地党政官员的所作所为提供了比较有利的条件。

其次，温州虽然地处沿海地区，但是海峡对面就是台湾地区，由于大陆与台湾长期处于敌对状态，温州也就是大陆对台湾军事斗争的海防前线，必须随时保持高度警惕，应对与台湾可能发生的军事冲突。正因为这样的特殊地理位置，中央政府当时赋予温州的历史任务是“种好地，抓好鱼，站好岗”。也就是说，中央政府根本没有把温州作为一个发展工业的主要地区来加以考虑。所以，在改革开放之前的计划经济时期，中央政府很少考虑在温州安排工业项目来推动区域经济发展，致使温州在很长一个时期中，经济发展基本上没有得到中央和上级政府的投资支持。由于温州在计划经济年代，在中央政府主导的工业化时期，没有得到上级政府支持，所以温州的地方党政官员在改革开放后，当他们在考虑发展当地经济时，自然就很少会想到去求助上级政府的支持，而是在第一时间内自然地眼睛向下，视线之内也就是那些土生土长的温州老百姓。正因为如此，与国内其他地方相比较，温州的地方党政干部在改革开放后，对温州本地的个体私营经济的发展，持有相对宽容的态度。

温州地方党政官员对待本地个体私营经济的宽松态度，与温州的个体私营经济发展，两者在温州的制度变迁与经济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一种类似正反馈的机制，在相互作用的过程中得以不断增强。究其原因主要有：一是随着改革开放的进程，国家对个体私营经济的态度日趋宽松，地方党政官员支持个体私营经济发展的政治风险在减弱;二是个体私营经济的发展带动了温州经济的迅速发展，给当地党政官员带来了巨大的政绩，强化了党政官员支持个体私营经济发展的激励；三是由于个体私营经济的兴起及大规模扩张，当地的许多家庭都在从事个体私营经济活动，与其他地区相比较，温州有更多的党政官员家庭的直系或非直系亲属或多或少参与了个体私营经济活动，官民的经济利益大量交织在一起，从而实际影响了党政官员在政策执行过程中的价值取向。

当然，也毋庸讳言，官民经济利益的交织，事实上在温州后来的制度变迁与经济发展过程中，也带来了相应的负面作用，轰动全国的杨秀珠案件和温州当时有名的“阿太案件”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