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1944年间，向达先生曾两次赴敦煌考察，在十分艰苦的条件下，取得了相当丰硕的成果。由于战乱以及其它因素的影响，向达的考察成果未能得到及时、完整的刊布，有些现在已经散佚。然而，向达的两次敦煌之行，在敦煌学史上却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大约十年前，笔者奉周绍良先生之命，整理向达先生当年在敦煌所辑《敦煌余录》，因而涉猎了其四十年代敦煌考察的有关文献，随之发现向达的西行，不仅涉及当时的北京大学与中央研究院、中央博物馆等合作单位的关系，也与大体上同时在敦煌考察的张大千一行、王子云所率教育部西北艺术文物考察团和以常书鸿为首的敦煌艺术研究所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这不是三言两语就可以讲清楚的事情。
此处仅对向达两次敦煌之行的过程，略加整理，然后简要介绍他的考察成绩，包括他的未刊稿本——《敦煌余录》，并总结向达敦煌考察的意义。
一、向达第一次敦煌考察经过
1．考察记录
有关向达第一次敦煌考察，他的《西征小记》一文略有记述，但其重点在学术考察的结果，而非考察之过程[1]。幸好还有向达在考察期间写给住在四川南溪李庄的中央博物馆研究员曾昭燏先生的29封书信，它们被完整地保存下来并且已经发表[2]。
这些信自1942年9月22日至1943年5月16日，内容几乎包含向达的整个考察过程，加上他1942年11月5日致李济、傅斯年信[3]，以及1943年3月9日致王重民信[4]，从中我们大体上可以了解这次考察的详细经过[5]。
此外，中研院史语所保存有向达两次考察敦煌往来信函，笔者2002年9月访问该所时，承蒙黄宽重、陈弱水先生慨允抄录，得以补入本文初稿，使得考察经过情形更加清晰，在此对黄、陈两位所长表示衷心感谢。以下主要根据上述文章和书信，按时间先后概述向达第一次考察过程，但重点仍放在学术方面。
2．考察经过
早在1940年12月17日，北大文科研究所主任汤用彤等人在写给胡适（时在美国）的信中，谈到文科研究所之充实途径有四，其第三点“在现状之下酌量举办少数之学术事业”，其中即有“敦煌附近文物之复查”[6]。次年，北大方面即与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就西北考察事宜进行磋商，向达自告奋勇要求参加[7]。当1942年春中央研究院组成“西北史地考察团”，北大即派向达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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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中旬，西北史地考察团在重庆组成，其成员如下：西北农学院院长辛树炽任团长，中国地理研究所所长李承三任总干事，北大教授向达任历史组主任，李承三兼任地理组主任，同济大学教授吴静禅任植物组主任，史语所劳榦为历史组组员兼文书，史语所石璋如为历史组组员兼会计，地理所周廷儒为地理组组员兼事务。
随后分配工作，并印制全团名单及职衔。5月4日，全团抵达兰州，各组分别进行工作。向达时在昆明的西南联大任教，且有家口需要安置，又得先到重庆，再转兰州，所以未能按时到达。向达离开昆明之前，北大历史系主任姚崇吾先生主持茶会，为他送行[8]，足见北大方面对向达西北之行的重视。
作为历史组组员的劳榦和石璋如，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之派遣，于1942年4月1日从李庄出发，随团经重庆，转兰州，于6月15日抵达敦煌，19日到千佛洞。自当月20日开始，至9月20日结束，石璋如对莫高窟所有洞窟逐窟进行了测绘、拍照；劳榦则负责记录。7月16日至8月9日，两人又前往玉门关、阳关两关之外调查、试掘。9月22日离开敦煌，转往黑河流域调查[9]。向达因安排家口等事务，于劳、石离敦两日前的9月20日，方才抵达重庆，自史语所借得斯坦因《亚洲腹地考古记》地图部分[10]，随即转乘飞机，又因飞机延误两日，至25日方自重庆飞抵兰州。
在兰州，向达拜会了慕寿祺（少堂）、张维（鸿汀）。关于此时的计划，9月26日向达自兰州致曾昭燏信中说道：“劳、石二君有信来，敦煌工作大致告一段落，留抄题记一事，待达结束。…… 达拟在此稍稍准备过冬用具，并参观私人所藏敦煌遗物及附近古迹，然后西行，独游河西一带，至敦煌留月余日，即行东归。所注重者，仍在将来考古工作之可能程度，以及工作站之选择诸项，希望于此等事先献刍荛。”
在同一封信后9月29日的补记中，向达说：“参观兰州私人收藏一事，因无有力者介绍，颇为不易，拟俟河西漫游归来后，再作计较。” [11] 27日，向达于河声书店购得回鹘文刊本残经十三叶，聊以安慰急于看到敦煌写卷的迫切之情。
10月1日，向达搭乘甘肃水利林牧公司经理沈君怡的汽车，西行至武威，旅次间寄书一封给傅斯年、李济，报告行程及计划[12]。2日，参观武威罗什、大云、清应等寺及民众教育馆，考察出土墓志、明器，并发现敦煌千佛洞所出木塔，记录已佚于阗国王从德供养之银塔。3日，自武威至张掖。4日，游南门外天主堂，晤常德辅（Joachim Zacher, S. V. D.）神甫。5日下午至酒泉，知劳、石二人已于一周之前前往金塔、毛目一带，本拟与他们同访居延的计划遂落空。6日致信傅斯年、李济，告未遇劳、石二人，自拟西行敦煌[13]。8日即继续搭乘原车西进，经玉门至安西。9日晨发安西，午抵敦煌。下午四时启程赴千佛洞，晚八时至，宿于中寺。
次日，向达与西北史地考察团地理组成员、教育部艺术文物考察团成员以及张大千会面，并由艺术文物考察团的卢善群导游，浏览莫高窟。在10月11日给曾昭燏的信中，向达谈及他初见莫高窟的感受：“六朝诸窟，素朴庄严，李唐诸窟，雍容华丽。唐窟诸供养女像最佳，面容丰满，仪态万方，几欲拜倒，真可称为国宝！唯风水侵蚀，流沙壅塞，洞窟淹没者，与年俱增，保护之举，正不宜缓耳。”[14]
向达先以两日泛览全窟，然后计划逐窟记录。14日，在给曾昭燏信中，告莫高窟题记所见吐蕃官制及妇女装束，并要人抄录原田淑人《唐代女子化妆考》，以便对照。
17日，向达与考察团地理组同人吴印禅、周廷儒及卢善群等，由敦煌至南湖一带。18日，考察西千佛洞、寿昌城址。19日，至南湖西古董滩等地，探寻阳关故址。20日，晨四时至南湖店，再至西千佛洞考察，晚回敦煌。22日，在给曾昭燏信中，在说到抵达西千佛洞时，他如此写道：“瞻礼北朝遗迹，徘徊不忍去”[15]。其对敦煌石窟的情感，绝非普通参观者所备也。
23日，向达回到莫高窟。其后即浏览诸窟，一一考察，并做详细记录。至11月初，向达已考察全窟之三分之一，有感于张大千一行任意勾勒、剥离壁画，竟三日之力，写成《论敦煌千佛洞的管理研究以及其它连带的几个问题》，建议将千佛洞收归国有，由学术机构管理。5日，他致信史语所李济、傅斯年，汇报西行考察情况，并谈及千佛洞保护一事。
同日又致曾昭燏信，谈张大千之破坏壁画行为及千佛洞之保护问题，并寄所撰文章，请傅斯年推荐发表。向达在致曾昭燏的信中写道：“最近骝先先生（教育部长朱家骅）来电，嘱暂留此，不必亟返，西北工作，尚待继续，正拟明年计划云云。达拟在此再留三月，将千佛洞逐窟作一详细纪录，于每一窟之壁画塑像名目、保存情况、前人题记等一一备录，整理蒇事，往安西万佛峡一游，再访布隆吉遗存洞窟，然后东归酒泉，以待后命。”[16]
给李济、傅斯年信中亦言及此：“目前计划，拟普看三遍，将各窟壁画、塑像保存情形，供养人题识诸项，逐窟详予纪录。……至于千佛洞目前最迫切之举，为亟应收归国有，交由学术机关负责管理。”[17]向达所撰《论敦煌千佛洞的管理研究以及其它连带的几个问题》一文，经傅斯年推荐，用方回的笔名，于12月27—30日在重庆《大公报》上连载。
12月初，向达考察莫高窟诸窟已近两遍。由于离开兰州时并未打算在敦煌过冬，所以对当地冬季之寒冷显然准备不足，随身仅有在兰州时向科学教育馆借的一件出差用老羊皮大氅，实难备御严冬。而且经费不能按时汇寄，考察必备之专业用纸、墨等材料不济，部分工具既便有钱在敦煌亦无法购得。“西北苦寒，生活极为寂寞”[18]，但向达仍以曾文正公“扎硬寨，打死仗”之精神自勉，继续考察洞窟，并勘察敦煌城东南唐人墓地，还建议史语所夏鼐（作民，即作铭）先生来时发掘。
此外，向达还乘无法进窟考察之暇，借抄敦煌当地留存的有价值的敦煌文书。12月29日，向达自张大千处借抄敦煌邓秀峰藏《逆刺占》毕。30日，抄录《逆刺占》背《毛诗文王之什诂训传》毕，并写题记。1943年1月10日，又从张大千手中借得敦煌某氏藏《采华违王上佛授决号妙华经》录副毕。又应中央研究院月报之约，于16—21日写成《西征小记》初稿，于22日寄曾昭燏，同时还寄有一份《敦煌千佛洞各窟剥离剜损略表》。
一月底、二月初，借抄敦煌文人任子宜先生所藏敦煌石室出禅宗典籍五种，即《菩提达摩南宗定是非论》、《南阳和上顿教解脱禅门直了性坛语》、《南宗定邪五更转》、《六祖坛经》及净觉注《多心经》。23日，又抄录任子宜藏《文选》写本毕。此外，还自窦萃五抄本过录了敦煌祁氏所藏《寿昌县地境》。3月24日录得任子宜所藏道真《见一切入藏经目录》。
与此同时，远在昆明西南联大的北大学术领导人，也在商讨向达的敦煌之行及下一步的敦煌考察计划。1月17日，文科研究所主任汤用彤持向达来信访北大秘书长兼史学系教授郑天挺，商议北大文科研究所发展事宜，拟以敦煌为抗战期间历史研究之唯一途径[19]。汤用彤随即在19日致胡适信中，汇报了向达西行考察成果，称其在敦煌所调查者逾三百余窟[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