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合为时而著（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意思

本文目录

• 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意思
• “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在现在的文学创作中如何运用
• 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意思
• 诗句“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理解

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意思

这句话的意思是文章应该为时事而著作，诗歌应该为现实而创作。

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是唐朝诗人白居易响亮地提出的口号。“文章合为时而著”既是古训，又是历代文人富于历史使命感的一种集中概括。“为时而著”的“时”，即时代之意也。“为时而著”，对于读书人而言，它意味着自己对时代的一种关注，对现实社会的一种关切，对改造社会、促进社会进步的一种责任和使命。古往今来，做到“为时而著”的虽不乏其人，但可以肯定地说，更多的是虽有“为时而著”之心，却未必有真正的“为时而著”之“文”。此句出自新乐府运动倡导者白居易。他在《与元九书》中说：“自登朝来，年齿渐长，阅事渐多，每与人言，多询时务，每读书史，多求理道，始知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

“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在现在的文学创作中如何运用

此经典名句出自《与元九书》是唐朝大诗人白居易所作。

“文章合为时而著，诗合为事而作”。这两句话很好理解，文章是为这个时代发生的事件而写，诗歌也是如此。这是他倡导新乐府运动中总结出来研究成果，对于我们这个时间仍具很强的现实指导意义！

　　在现实中有一个很典型的例子，金庸的武侠小说够出名了吧，但一直不被正统文学认可！现在有许多网络小说写穿越、仙侠、荒诞，当时的确很吸引人，但只吸引人一时，整个文学思想深度不够，一般不做二回读。

这几年比较火的《蜗居》《房奴》《我不是神药》《人民的民义》等，都是紧扣时代和现实，写出多数中国人的心声，引起了广泛的共鸣。不管是文章，还是剧本，这些都可称当世的经典。

广大作者们，要想不迷失方向，创造经典，就 “文章合为时而著，诗合为事而作”吧。

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意思

意思是：文章应该为时事而著作，诗歌应该为现实而创作。

出自唐代文学家白居易所著《与元九书》。

《与元九书》第一段是开场白，简要地交代写作目的和背景。

扩展资料

白居易（772年－846年），字乐天，号香山居士，又号醉吟先生，祖籍太原，到其曾祖父时迁居下邽，生于河南新郑。是唐代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唐代三大诗人之一。白居易与元稹共同倡导新乐府运动，世称“元白”，与刘禹锡并称“刘白”。白居易的诗歌题材广泛，形式多样，语言平易通俗，有“诗魔”和“诗王”之称。官至翰林学士、左赞善大夫。公元846年，白居易在洛阳逝世，葬于香山。有《白氏长庆集》传世，代表诗作有《长恨歌》、《卖炭翁》、《琵琶行》等。

诗句“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理解

这句话的意思是文章应该为时事而著作，诗歌应该为现实而创作。

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这既是古训，又是历代文人富于历史使命感的一种集中概括。一方面是反映时事，另一方面是为现实而作。

该句是出自唐代文学家白居易创作的一篇散文《与元九书》，白居易从自己的勤学苦读，谈到仕宦之后潜心诗歌创作，以及作品的巨大影响，在总结创作经验时，着重谈到文学创作与现实的关系，得出“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结论。这篇散文平易流畅，洋洋洒洒，思想感情坦露无遗，语言文字通俗浅白。

选段原文如下：

家贫多故，二十七方从乡赋。既第之后，虽专于科试，亦不废诗。及授校书郎时，已盈三四百首。或出示交友如足下辈，见皆谓之工，其实未窥作者之域耳。自登朝来，年齿渐长，阅事渐多。每与人言，多询时务；每读书史，多求理道。始知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是时皇帝初即位，宰府有正人，屡降玺书，访人急病。

白话文释义：因家庭贫困而又多事故，直到二十七岁我才应进士试。考中以后，虽然专心于分科考试，还是没有停止做诗。到了做校书郎的时候，诗作足有三四百首。有时拿出来让足下这样的朋友们看。大家一见都说写得工巧，其实我并没有达到诗作者的水平。

自从到朝廷作官以来，年龄渐长，经历的事情也渐多，每逢与人谈话，多询问时政，每逢读书史，多探求治理国家的道理。这才知道文章应该为时事而著作，诗歌应该为现实而创作。这时候，皇帝刚刚继位，政府之中有正直的人士，屡次下诏书，调查人民的疾苦。

扩展资料

创作背景：《与元九书》写于元和十年（815年），当时四十四岁的自居易正在江州司马任上。从二十九岁进士及第后，经过十多年的宦海风波，被贬到江州当一名有职无权的司马，经历了他人生中最沉重的打击，内心充满愤慨和忧伤，思想上也不免矛盾和彷徨，这时收到时任通州司马的好友元稹寄来的《叙诗寄乐天书》，乃思前想后，有感而发，在寒冬腊月的偏僻小城里，写下这封内容丰富、感情真挚的长信。

白居易作文和他写诗一样，思想感情袒露无遗，语言务求通俗浅白，形成独特的艺术风格。这篇文章是在吸取前代和同时代作家所提出的诗歌创作理论的基础上，加以发展，形成自己的诗歌理论的纲领，总结他创作政治讽谕诗的经验，观点鲜明，文字生动流畅，有较强的说服力，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这篇散文在简要地叙述他写作这封信的目的之后，以大量篇幅，列举文学史上大量作家和作品，用十分简洁的语句，叙述历代诗歌发展变化的概况，阐明《诗经》以来反映现实的优良文学传统。

他从“六义”着眼，强调“风、雅、比、兴”是“六义”的精髓，并从“六义”的兴起、削弱，以至逐渐衰微、消失，评价不同时期的诗歌创作，虽然还不能概括从上古到中古诗歌发展的全貌，但基本上能自圆其说，成一家之言。

他还提出诗歌的内容必须做到“根情”、“实义”，就是说诗歌所体现的感情和意义，正像植物的根和果实一样；而形式上的“苗言”、“华声”，是指诗歌的语言和声韵只是苗和花。只有根深，才能叶茂，开出鲜艳的花朵，结出丰硕的果实。这个比喻十分形象地说明诗歌的内容与形式的关系，即内容是诗歌的根本，形式必须为内容服务，只有内容与形式相统一．才能发挥它的社会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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