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在北京阅兵，历史上有过先例。据《党史博览》杂志介绍，1981年3月，邓小平从三个军事演习方案中选中规模最大的方案，交由北京军区具体组织。1981年9月14日，人民解放军在华北某地举行了一次现代化装备的大规模军事演习，正式演习时没有发生任何事故。9月19日演习结束后，举行了盛大的阅兵式、分列式，此次阅兵被称为“1981年华北大阅兵”。通过华北大演习，全面检验和提高了军政素质，振奋了民心士气。同时，也考查了华北地区的设防工程、作战预案设想、战备物资的储备和各项战备措施是否可行，使我军现代化合同作战能力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原文如下： 20世纪80年代初，新任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决策的第一件大事，就是拍板我军历史上空前规模的方面军防御实兵战役演习，此举标志着我军把军事训练提到了战略高度。 1981年9月，邓小平在观摩华北军事大演习 邓小平为什么拍板搞大演习 粉碎“四人帮”后，中央军委高度重视战略问题，成立了战略委员会，由徐向前元帅任主任。中央军委考虑，要进一步增强高级干部的战略意识，从分析世界战略形势，特别是周边形势入手，领会我军的战略方针和作战指导思想，研究一旦外敌入侵，我军应采取的战略对策。首先遇到的问题是如何对军事战略方针作出更为准确的表达，来统一全军的思想。 早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邓小平就预见世界战争可能延缓或推迟。 新中国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一直认为战争不可避免，所以把大量的人力、物力投入到备战备荒中。直到20世纪70年代初，我军建设的着眼点，仍放在打大仗和应付核战争上。而国际战略格局却发生了变化，20世纪70年代中期，特别是进入20世纪80年代，中东战争、英阿马岛战争、美国入侵格林纳达及巴拿马等一系列局部战争都相继变了脸。 十年动乱，军事训练(劳动节的来历：1886年5月1日，在美国芝加哥工人们每天要劳动14至16个小时，有的甚至长达18个小时，但工资却很低。于是二十余万名工人为争取合法权益而举行大罢工。工人们提出的罢工口号，要求实行八小时工作制。经过艰苦的流血斗争，终于获得了胜利。)几乎被取消，全训部队还不足30％，官兵的军事素质跌到谷底。1975年1月，邓小平第二次复出，被任命为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主持军委日常工作。他提出“军队要整顿”，可惜壮志未酬。第三次复出后，他在1977年的军委扩大会议上强调，要把军队的教育训练提高到战略地位。无仗可打时，提高部队战斗力只能靠演习。1979年我军对越自卫反击战，虽然取得了胜利，但也暴露了干部指挥能力弱，战士军事素质低，部队协同作战能力不强等问题。战争的检验使我们看到了训练与实战的差距，警示我们必须按照实战的要求尽快实施训练改革。长期受“左”的思想影响，军队的形象受到损害，军政军民关系也出现隔阂，一些同志抓军事训练更是心有余悸。 1981年9月，胡耀邦等领导观摩华北军事大演习 把军事训练作为部队建设的中心工作，这不是权宜之计，而是和平时期军队建设要长期坚持的一个重要指导方针。 1980年1月，中央军委在京西宾馆召开军委扩大会议，重新审视我军的战略方针，并加以修改，提出了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明确作战指导思想和战争初期的战略任务。 1981年，中央军委决定，举办全军高级干部战略问题研究班，保密代号“801”。叶剑英提议由总参承担，张震协助杨得志具体筹备。9月17日至10月16日，“801”会议召开。10月16日，叶剑英讲话说，将来打起仗来，敌军可能从天上地上海上一齐来，前后方的区别就很小了。这将是一场空前的立体战、合同战、总体战，就是打常规战也与过去不一样了。就地面作战来讲，主要是对付敌军集群坦克的连续突击，还要对付它的空降。就我们自己来说，许多方面与过去不同了，同过去的小米加步枪不一样了。特种兵多了，重装备多了……敌我双方的这些变化，必然给未来战争带来新的问题，新的特点。 为贯彻“801”会议的精神，配合全军高级干部战役集训，总参谋长杨得志和副总参谋长杨勇、张震深入研究，提出了一些建议。向老帅们汇报，聂、叶、徐同意，邓小平确定由总部集训大军区正副职的三年规划，拟在几个主要方向分别组织一次较大规模的实兵演习，一年一个战略方向。当时考虑，华北地区可组织方面军的防御作战演习，西北方向主要搞阵地防御战、运动战、游击战，渤海湾方向主要是搞抗登陆演习。研究结果，倾向“三年规划”的第一年选在华北，具体定在张北地区。目的是研究在主要方向上防御作战的实施，以及战役规模的坚守防御，这里的设防工程和地形情况比较合适。演习地区土地较贫瘠，占地赔偿可以少花点钱。而且演习地区对全军来说位置居中，便于组织大批人员参观。 按邓小平的设想，这次华北大演习空军协同，加上保障，11万多部队。邓小平希望通过华北大演习，把军队的士气鼓一下，把军队训练得像个军队的样子。 1981年9月，华北军事大演习中，北京军区某师指挥所 邓小平选中规模最大的方案 华北大演习的意向出来后，接着开了个“802”会议。战略思想统一了，还要解决战役战术问题，一是从理论上探讨，二是通过想定作业和演习来验证。 1980年底，三总部联合命令，责成北京军区于1981年秋季组织实兵演习，演习代号“802”。北京军区军训部部长李德臣回忆：大演习到底多大规模？究竟怎样搞？前半年我们开始接触，1981年1月14日，副总参谋长张震、总参谋长助理韩怀智和总参军训部的有关人员到军区和司令员秦基伟、副司令员马卫华一起商量，由我负责记录。到底大一点好，还是小一点好？马卫华主张搞大的，张震也主张搞大的，搞方面军规模。因为参观者是大军区一级的头头脑脑，你搞个师或集团军规模的没意义，人家用不上。也有不同意见。某领导提出，要搞大的，就由总部牵头，我们没这精力，也没这能力，办不好。是不是总部直接搞？你们拿出方案来，我们办。当时还考虑到花钱的问题，国家还穷，搞“大的”花钱太多。 2月5日是大年初一，北京军区司令员秦基伟到邓小平家拜年，报告了演习方案。 接着，华北大演习的具体任务下来了，由北京军区军训部执行。中央军委指示总参与北京军区尽快拿出演习方案来。 2月25日，中央军委及总参领导听取北京军区的汇报，原则同意北京军区的设想，预算花费77万元。这在当时是个天文数字。真没有太大的把握，国家财政能承受得起吗？国际上会不会有负面影响呢？ 3月初，军事科学院拿出集团军规模和师规模的两个方案，加上北京军区的方面军规模的方案，一共三个。选“大”，选“中”，还是选“小”？只有定下来，才能进行设计。领导层还有方案之争，不是不想用大方案，主要是怕花钱。当时的拦路虎主要是“钱”。 3月5日，杨得志听完张震汇报，说你主管，以你个人名义给小平同志写封信，看他有什么指示，然后再以总参名义正式给军委写汇报。 3月6日，张震的信写好，还没送出，邓小平提出近日听一次汇报。 1981年9月，华北大规模实兵实装军事演习中的“作战”场景 3月10日上午，总参谋长杨得志把北京军区的方案作为第一方案，一并提供给邓小平。当时某军区要搞海上演习，邓小平没批。杨得志汇报说，有人担心演习会不会引起某国反应。邓小平说，不要考虑，这与海军编队的演习不同，我们又不是海上演习。海上演习可能引起人家猜想，我们只在陆上搞演习，不会有什么国际影响。我们过去也搞过嘛。邓小平认为，当时世界上一些军事强国，都把组织大规模的军事演习作为训练军队的重要手段。苏联也搞嘛，每年搞多少次，规模也不小。如苏联的“第聂伯”演习，参加兵力100万，坦克7000多辆。北约组织的“秋季熔炉－78”演习，有13个成员国32万人、3200多架飞机、190余艘舰艇参加，都没有政治上的反应。我们搞这么一次实兵演习有好处，部队可以实际锻炼一下，也可以看看部队训练的成果。我们好久没有打仗了，也好久没有搞大规模的演习了，也是给军队打打气。要搞合同军，天上地上都要有。这样的演习对军队有鼓舞作用，通过训练可以提高部队的实战水平。 杨得志说，军委常委都同意立案企图，只是感觉规模大，花钱多。1980年11月洛阳有个演习，一个师，规模不大，但出动了空军，花费67万元。动用储备油和子弹210万元。邓小平说，搞就搞大的，能起点作用。就是用油多一些，现在我们油还不多，打的炮弹也多一些，这笔钱还是要花的。我们自卫还击作战也打了很多炮弹，当然也有浪费，恐怕多打了一倍吧？关于自卫还击作战，对我们的评价有两条，一条是炮火厉害，第二条是部队勇敢。这样规模的演习，我们过去没有搞过，关键问题看组织能力怎么样。演习时各军区、各军兵种要组织一些干部来看看，总参要抓。张震说，如果这样搞，需要动用储备物资。邓小平说，就这样吧。提笔在请示信上批示：同意（北京军区）第一方案，力求节约。 总参正式发出通知，举办全军高级干部战役集训班。 华北大演习的消耗约占当年军费的十六分之一。当时红箭－73反坦克导弹3万元一发，打了10多发。这种导弹还比较小，大导弹更贵。参加演习的部队有陆军1个军部，8个师零29个团，空军2个航空兵大队，以及后勤分部、医院等，共11万余人。出动坦克、装甲车1300多辆，火炮1500余门，飞机285架、1000多架次，汽车1万余辆。 这么大的规模，在我军尚属首次。无论从军事上还是政治上，都有重要而深远的意义。但下这么大决心的，只能是军委主席邓小平。邓小平批了，国务院特批拨款。 1981年9月，华北军事大演习。这是工兵正在进行炸点布设 大演习由北京军区具体组织 3月12日，副总参谋长张震在总参三座门第一会议室宣布了邓小平的批示，并宣布了演习代号。 3月18日，北京军区召开演习准备工作会议。司令员秦基伟、政委袁升平主抓。总部成立集训和演习领导小组，总参谋长杨得志任组长，副组长是秦基伟和张震。下设